黎建军：从革命者到旁观者
2010-04-20 黎建军
要说二十世纪最革命的中国人是谁，首先得推孙中山。自1893年起，孙中山就不断革命，直到1925年去世，他活了59岁，革命了32年。
1893年初冬，孙中山在广州创立兴中会。据当时的参与者陆皓东后来回忆，在讨论兴中会的斗争方式时，陆主张改良，不宜革命，他的理由是外患日深，不宜于大动干戈。而孙中山主张推翻清政府，理由是满仇必报。从那时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大旗就绘制成功。1894年，孙来到檀香山，在那里，他又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者。因为檀香山是美国属地，所以孙为了迎合大家的口味，又加上了“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尽管孙中山也许一辈子都不明白美国制度的真谛，但并不妨碍他以此来取悦当地民众。其实孙搞革命的套路很简单，自己在海外募捐，搞到钱后在国内找不怕死的会党成员暴动，失败了找另一伙不怕死的再来。不过孙的活动能力也确实了得，他竟然把洪秀全隐匿了几十年的侄子都动员出来，硬是让此人为他抛了头颅。
对于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党，蔡元培先生曾有过非常中肯的评价，他说这些革命党人对于孙的主张，只知道驱逐鞑虏一句。其实这又何尝不是对孙中山本人最贴切的评价呢？从1895年所谓乙未起义算起，到1911年黄花岗起义止，孙中山共进行过10次武装暴动，但屡次举义孙都没有发动一般民众的意识。这点他比自己的导师洪秀全和衣钵传人毛泽东要差了很多。洪秀全在暴动前作了几年的宣传发动工作，而毛泽东纯粹靠宣传煽动以笼络人心。孙革命的民间启蒙来源有二：一是孙中山的驱逐鞑虏，推翻满清的口号抓住了汉人盲目自大的民族主义情结，对满族人的民族仇恨使孙的革命有一定的民众基础。二是邹容《革命军》，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这些赤裸裸的排满言论风靡全国，客观上把不断进行反满暴动的孙中山从舆论上推向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最顶峰。
1905年8月，同盟会的成立使孙中山的革命有了实质性的变化。孙中山是一个目标唯一，意志坚定但头脑简单的行动者。由于他的刚愎自用，在他的身边总是追随者寥寥。如果没有1905年的日本之行，如果没有1904年华兴会的举义失利，孙就是再举行100次暴动，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革命领袖。而历史总是眷顾幸运的孙中山，他在程家柽，刘成禺等人的帮助下，结识了黄兴、宋教仁、秋谨以及徐锡麟等人。当时他们正在日本酝酿成立中国统一的革命团体。而这些人在国内时就已创立了势力庞大的组织，从事民众的启蒙工作也有很长的时间。在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喜剧性的成了他们的领袖。这也标志着孙中山的影响力从广州一隅迅速扩展到整个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同时，在革命志士云集的日本，他也成了他们理所当然的代言人。孙中山的这种喜剧在中国历史上上演了两次。更大的一次是1911年12月29日，他被选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同盟会最初的组成人员全部来自留学日本的革命党人。而这些革命党人之所以来日本，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学习日本的军事，这应该就是1894年甲午战争留下的伤痕。这些人满腔热血，一心只想报效国家。但他们也给后来的中国带来了无法挽回的灾难。他们的脑袋里更多的是暴力解决问题的想法而没有多少宪政民主的思维。蒋介石依靠黄埔军校统一中国之后，面临的就是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由于自身理论素养的缺失，加之身边没有宋教仁式的治国人物的辅佐，面对从苏俄输入的共产理论，蒋介石依赖的却是孙中山空洞的三民主义和军政、训政再宪政这样僵化的教条。国民政府建立之初的十年，蒋介石丧失了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最后机会！当然，中国历史上的每个人在自己大权在握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巩固自己的权力而不是相反，何况孙的教条和孙的遗嘱是要求他的后来人一字不漏的执行他的意志。
1911年4月27日（农历3月29日），同盟会在广州集合全党精英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广州起义，结果以陈尸72具告终。因为这些烈士后来被葬于黄花岗，又名黄花岗起义。广州起义算是孙中山谋划时间最长，筹得款项最多的一次暴动。后来很多人，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史学家都认为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是在广州起义的影响下进行的，以此巩固孙中山革命领袖的地位，这实在太过牵强。武昌起义最先发难的是新军中的革命分子，这些人都是文学社的成员而非同盟会的成员，文学社与同盟会之间根本不存在从属关系。相比与广州起义，武昌起义无论从时间上、组织上还是参与人员上都要广泛深入很多。1904年，宋教仁、胡瑛等人就开始在武昌做新军的工作，后来是蒋翊武、孙武等人，前后8年一直没有间断。新军士兵手中拿的最多的是邹容和陈天华的小册子，他们中间没几个人知道孙中山其人，而孙中山也没有与武昌方面有过接触。这从后来临时政府成立，孙文的政府组成人员名单里看不到一个武昌首义的领袖人物就可以得出结论。孙中山对武昌起义的过于漠视使他后来的临时政府付出了惨重代价。
1911年的武昌起义打乱了所有对中国最高权力有企图的人物的计划。这里面当然包括清王朝本身。1905年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对后来影响巨大的事情：同盟会的成立和科举制度的废除。这一废一立的矛头指向的都是中国几千年极端腐朽的王权专制。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它们虽然目标相同，但却是两个相互视为死敌的阵营所为，它们之间没有丝毫的可妥协性。从古至今，大凡变革，采取革命的激烈手段往往比温和的改良在时间上要快的多。在同盟会的革命与清王朝的改良的赛跑中，革命党人把改良运动甩到了后面。
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里是没有变革的基因存在的。中国史书中进行过温和改良的人物无一例外都遭到了史家们的贬斥，这种写史的传统到现在并没有改变。特别是造反英雄孙中山和毛泽东成功后，这种观念更得到了空前未有的膨胀。中国二十世纪初那场复杂且影响深远的社会变革在只有一种思维模式的所谓史学家们的笔下，变成了孙中山领导下的一场简单的革命。按照胜者为王败者寇的中国式逻辑，国民政府建立后，孙文的主张就成为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而这种理论正好为毛泽东的暴力革命作了最好的辩护，因此中共建政后，袁世凯的君主立宪、梁启超的改良运动、甚至于宋教仁的宪政民主理论，自然就变成了被历史否定的糟粕，这就是那些持民国初年局势混乱，宪政民主不适合中国的中国人的混账逻辑。
然而历史事实却是：在民国建立之初，孙中山们由开始的革命者变成了民国制度建设的旁观者。
蔡元培先生有关革命党人只会革命不会建设的论断本人多次引用过，为的是说明民国建立后，作为一个宪政民主国家，革命确实是一种落伍的观念。民国顾名思义是人民的国，民国的临时约法也是西方普世价值观的产物。首先以宪法形式确立公民的各项权利，然后便是三权分立的国家制度。
中华民国的建立大体上由于三种力量合力完成：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孙、黄为首的革命派；袁世凯为首的清廷维新派。
民主宪政的国家制度在中国是一种全新的治国模式。在上述三种力量中，立宪派无疑一直主张在中国实行宪政。而袁世凯们在清王朝的末年对君主立宪多少还有些认识，从袁世凯当年的所作所为来看，对宪政改良他采取的是支持和参与的态度。最为可悲的是，一直以辛亥革命功臣自居的革命党人，反而是既无宪政民主思想，又无宪政改革经历的一群人！在民国初创，民主宪政的模式还在不断探索，最需要思想家、理论家提供制度思路时，最应该挺身而出的革命党人却近乎集体失语！这时候年青的宋教仁站了出来，他以自己留学日本6年积累的深厚学养撑起了革命派的门面。宋教仁之所以成为民国的风云人物并非偶然，但在国民党的历史上，宋教仁的出现却成为绝无仅有的例外。即使是宋教仁被刺很多年后，国民党也没有真正吸取教训，没有有意识的培养有宪政民主理念的治国人才。孙中山没有，蒋介石也没有。他们脑袋里信奉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蒋介石遭遇到继承了他们的暴力传统，而又善于挑动底层广大民众与自己一起行动的毛泽东时，等待他的必然是失败。
近代史学家中不少人把孙中山比作中国的华盛顿，这种比喻实在可笑。当年美国开国先贤一代人中，堪与华盛顿比肩者大有人在。富兰克林、杰斐逊、麦迪逊、杰伊、汉密尔顿等等，他们不但是光耀人类历史的杰出思想家，还是功勋卓著的行动家，美国正是在他们的精心打造和全力守护下，才得以度过自己风雨飘摇的摇篮时代。孙中山本身是一个暴力主义者，他的周围又是一群赳赳武夫，唯一一个有头脑的宋教仁在中国历史的最紧要关头却以身殉国，这不能不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
民国初创，这个早产的政治婴儿正需要她的创立者全力守护时，孙中山又在干什么呢？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下台之前，他也没有忘记给他的继任者也是对手的袁世凯设置政治上的障碍。然后他主动的把自己变成民国的旁观者。孙下台后提出一心一意为中国修铁路，目标是10万公里，如果他能活143岁的话，他刚好能看到这个数字在中国化成了现实，而且这一目标的完成还是建立在牺牲其他民生事业的基础之上。民国初创，中央政府连维持日常办公开支的经费都没有，又何敢奢谈建设10万公里铁路！孙的口号分明是自欺欺人。对袁世凯他冷眼旁观，对与他治国理念不同的宋教仁同样是冷眼旁观。宋教仁改造同盟会，创建国民党时，他采取敷衍的态度，而袁世凯颁布国会组织法后，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的选举似乎与他毫无关系，在选举期间，孙的日常行程没有一天与竞选有关系。作为革命派的最高领导人的孙中山，他的所作所为的确让人匪夷所思！1912年3月22日，宋教仁为中国宪政民主事业流尽最后的鲜血，而这时孙中山却带着一个国民党考察团在日本寻求日本官方对他修筑铁路提供帮助。
作为旁观者，我们还可以从孙中山的狂热追随者戴季陶（化名天仇）的几篇发表于1912年的文章中看出他们当时的真实心态。
杀
熊希龄卖国，杀！
唐绍仪愚民，杀！
袁世凯专横，杀！
章炳麟阿权，杀！
此四人者，中华民国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
——录自《民权报》1912年5月12日
唐绍仪是由国民党提出的总理，本身又是国民党员，连这样的人都要杀，可见他们已经杀红了眼。而在旁观者一片“杀”声中，早产且多病的民国会不会死在风雨飘摇的摇篮里？
结语：只知道忽悠的孙中山
2010-04-20 黎建军
要说二十世纪最革命的中国人是谁，首先得推孙中山。自1893年起，孙中山就不断革命，直到1925年去世，他活了59岁，革命了32年。
1893年初冬，孙中山在广州创立兴中会。据当时的参与者陆皓东后来回忆，在讨论兴中会的斗争方式时，陆主张改良，不宜革命，他的理由是外患日深，不宜于大动干戈。而孙中山主张推翻清政府，理由是满仇必报。从那时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大旗就绘制成功。1894年，孙来到檀香山，在那里，他又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者。因为檀香山是美国属地，所以孙为了迎合大家的口味，又加上了“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尽管孙中山也许一辈子都不明白美国制度的真谛，但并不妨碍他以此来取悦当地民众。其实孙搞革命的套路很简单，自己在海外募捐，搞到钱后在国内找不怕死的会党成员暴动，失败了找另一伙不怕死的再来。不过孙的活动能力也确实了得，他竟然把洪秀全隐匿了几十年的侄子都动员出来，硬是让此人为他抛了头颅。
对于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党，蔡元培先生曾有过非常中肯的评价，他说这些革命党人对于孙的主张，只知道驱逐鞑虏一句。其实这又何尝不是对孙中山本人最贴切的评价呢？从1895年所谓乙未起义算起，到1911年黄花岗起义止，孙中山共进行过10次武装暴动，但屡次举义孙都没有发动一般民众的意识。这点他比自己的导师洪秀全和衣钵传人毛泽东要差了很多。洪秀全在暴动前作了几年的宣传发动工作，而毛泽东纯粹靠宣传煽动以笼络人心。孙革命的民间启蒙来源有二：一是孙中山的驱逐鞑虏，推翻满清的口号抓住了汉人盲目自大的民族主义情结，对满族人的民族仇恨使孙的革命有一定的民众基础。二是邹容《革命军》，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这些赤裸裸的排满言论风靡全国，客观上把不断进行反满暴动的孙中山从舆论上推向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最顶峰。
1905年8月，同盟会的成立使孙中山的革命有了实质性的变化。孙中山是一个目标唯一，意志坚定但头脑简单的行动者。由于他的刚愎自用，在他的身边总是追随者寥寥。如果没有1905年的日本之行，如果没有1904年华兴会的举义失利，孙就是再举行100次暴动，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革命领袖。而历史总是眷顾幸运的孙中山，他在程家柽，刘成禺等人的帮助下，结识了黄兴、宋教仁、秋谨以及徐锡麟等人。当时他们正在日本酝酿成立中国统一的革命团体。而这些人在国内时就已创立了势力庞大的组织，从事民众的启蒙工作也有很长的时间。在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喜剧性的成了他们的领袖。这也标志着孙中山的影响力从广州一隅迅速扩展到整个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同时，在革命志士云集的日本，他也成了他们理所当然的代言人。孙中山的这种喜剧在中国历史上上演了两次。更大的一次是1911年12月29日，他被选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同盟会最初的组成人员全部来自留学日本的革命党人。而这些革命党人之所以来日本，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学习日本的军事，这应该就是1894年甲午战争留下的伤痕。这些人满腔热血，一心只想报效国家。但他们也给后来的中国带来了无法挽回的灾难。他们的脑袋里更多的是暴力解决问题的想法而没有多少宪政民主的思维。蒋介石依靠黄埔军校统一中国之后，面临的就是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由于自身理论素养的缺失，加之身边没有宋教仁式的治国人物的辅佐，面对从苏俄输入的共产理论，蒋介石依赖的却是孙中山空洞的三民主义和军政、训政再宪政这样僵化的教条。国民政府建立之初的十年，蒋介石丧失了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最后机会！当然，中国历史上的每个人在自己大权在握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巩固自己的权力而不是相反，何况孙的教条和孙的遗嘱是要求他的后来人一字不漏的执行他的意志。
1911年4月27日（农历3月29日），同盟会在广州集合全党精英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广州起义，结果以陈尸72具告终。因为这些烈士后来被葬于黄花岗，又名黄花岗起义。广州起义算是孙中山谋划时间最长，筹得款项最多的一次暴动。后来很多人，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史学家都认为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是在广州起义的影响下进行的，以此巩固孙中山革命领袖的地位，这实在太过牵强。武昌起义最先发难的是新军中的革命分子，这些人都是文学社的成员而非同盟会的成员，文学社与同盟会之间根本不存在从属关系。相比与广州起义，武昌起义无论从时间上、组织上还是参与人员上都要广泛深入很多。1904年，宋教仁、胡瑛等人就开始在武昌做新军的工作，后来是蒋翊武、孙武等人，前后8年一直没有间断。新军士兵手中拿的最多的是邹容和陈天华的小册子，他们中间没几个人知道孙中山其人，而孙中山也没有与武昌方面有过接触。这从后来临时政府成立，孙文的政府组成人员名单里看不到一个武昌首义的领袖人物就可以得出结论。孙中山对武昌起义的过于漠视使他后来的临时政府付出了惨重代价。
1911年的武昌起义打乱了所有对中国最高权力有企图的人物的计划。这里面当然包括清王朝本身。1905年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对后来影响巨大的事情：同盟会的成立和科举制度的废除。这一废一立的矛头指向的都是中国几千年极端腐朽的王权专制。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它们虽然目标相同，但却是两个相互视为死敌的阵营所为，它们之间没有丝毫的可妥协性。从古至今，大凡变革，采取革命的激烈手段往往比温和的改良在时间上要快的多。在同盟会的革命与清王朝的改良的赛跑中，革命党人把改良运动甩到了后面。
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里是没有变革的基因存在的。中国史书中进行过温和改良的人物无一例外都遭到了史家们的贬斥，这种写史的传统到现在并没有改变。特别是造反英雄孙中山和毛泽东成功后，这种观念更得到了空前未有的膨胀。中国二十世纪初那场复杂且影响深远的社会变革在只有一种思维模式的所谓史学家们的笔下，变成了孙中山领导下的一场简单的革命。按照胜者为王败者寇的中国式逻辑，国民政府建立后，孙文的主张就成为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而这种理论正好为毛泽东的暴力革命作了最好的辩护，因此中共建政后，袁世凯的君主立宪、梁启超的改良运动、甚至于宋教仁的宪政民主理论，自然就变成了被历史否定的糟粕，这就是那些持民国初年局势混乱，宪政民主不适合中国的中国人的混账逻辑。
然而历史事实却是：在民国建立之初，孙中山们由开始的革命者变成了民国制度建设的旁观者。
蔡元培先生有关革命党人只会革命不会建设的论断本人多次引用过，为的是说明民国建立后，作为一个宪政民主国家，革命确实是一种落伍的观念。民国顾名思义是人民的国，民国的临时约法也是西方普世价值观的产物。首先以宪法形式确立公民的各项权利，然后便是三权分立的国家制度。
中华民国的建立大体上由于三种力量合力完成：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孙、黄为首的革命派；袁世凯为首的清廷维新派。
民主宪政的国家制度在中国是一种全新的治国模式。在上述三种力量中，立宪派无疑一直主张在中国实行宪政。而袁世凯们在清王朝的末年对君主立宪多少还有些认识，从袁世凯当年的所作所为来看，对宪政改良他采取的是支持和参与的态度。最为可悲的是，一直以辛亥革命功臣自居的革命党人，反而是既无宪政民主思想，又无宪政改革经历的一群人！在民国初创，民主宪政的模式还在不断探索，最需要思想家、理论家提供制度思路时，最应该挺身而出的革命党人却近乎集体失语！这时候年青的宋教仁站了出来，他以自己留学日本6年积累的深厚学养撑起了革命派的门面。宋教仁之所以成为民国的风云人物并非偶然，但在国民党的历史上，宋教仁的出现却成为绝无仅有的例外。即使是宋教仁被刺很多年后，国民党也没有真正吸取教训，没有有意识的培养有宪政民主理念的治国人才。孙中山没有，蒋介石也没有。他们脑袋里信奉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蒋介石遭遇到继承了他们的暴力传统，而又善于挑动底层广大民众与自己一起行动的毛泽东时，等待他的必然是失败。
近代史学家中不少人把孙中山比作中国的华盛顿，这种比喻实在可笑。当年美国开国先贤一代人中，堪与华盛顿比肩者大有人在。富兰克林、杰斐逊、麦迪逊、杰伊、汉密尔顿等等，他们不但是光耀人类历史的杰出思想家，还是功勋卓著的行动家，美国正是在他们的精心打造和全力守护下，才得以度过自己风雨飘摇的摇篮时代。孙中山本身是一个暴力主义者，他的周围又是一群赳赳武夫，唯一一个有头脑的宋教仁在中国历史的最紧要关头却以身殉国，这不能不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
民国初创，这个早产的政治婴儿正需要她的创立者全力守护时，孙中山又在干什么呢？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下台之前，他也没有忘记给他的继任者也是对手的袁世凯设置政治上的障碍。然后他主动的把自己变成民国的旁观者。孙下台后提出一心一意为中国修铁路，目标是10万公里，如果他能活143岁的话，他刚好能看到这个数字在中国化成了现实，而且这一目标的完成还是建立在牺牲其他民生事业的基础之上。民国初创，中央政府连维持日常办公开支的经费都没有，又何敢奢谈建设10万公里铁路！孙的口号分明是自欺欺人。对袁世凯他冷眼旁观，对与他治国理念不同的宋教仁同样是冷眼旁观。宋教仁改造同盟会，创建国民党时，他采取敷衍的态度，而袁世凯颁布国会组织法后，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的选举似乎与他毫无关系，在选举期间，孙的日常行程没有一天与竞选有关系。作为革命派的最高领导人的孙中山，他的所作所为的确让人匪夷所思！1912年3月22日，宋教仁为中国宪政民主事业流尽最后的鲜血，而这时孙中山却带着一个国民党考察团在日本寻求日本官方对他修筑铁路提供帮助。
作为旁观者，我们还可以从孙中山的狂热追随者戴季陶（化名天仇）的几篇发表于1912年的文章中看出他们当时的真实心态。
杀
熊希龄卖国，杀！
唐绍仪愚民，杀！
袁世凯专横，杀！
章炳麟阿权，杀！
此四人者，中华民国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
——录自《民权报》1912年5月12日
唐绍仪是由国民党提出的总理，本身又是国民党员，连这样的人都要杀，可见他们已经杀红了眼。而在旁观者一片“杀”声中，早产且多病的民国会不会死在风雨飘摇的摇篮里？
1893年初冬，孙中山在广州创立兴中会。据当时的参与者陆皓东后来回忆，在讨论兴中会的斗争方式时，陆主张改良，不宜革命，他的理由是外患日深，不宜于大动干戈。而孙中山主张推翻清政府，理由是满仇必报。从那时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大旗就绘制成功。1894年，孙来到檀香山，在那里，他又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者。因为檀香山是美国属地，所以孙为了迎合大家的口味，又加上了“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尽管孙中山也许一辈子都不明白美国制度的真谛，但并不妨碍他以此来取悦当地民众。其实孙搞革命的套路很简单，自己在海外募捐，搞到钱后在国内找不怕死的会党成员暴动，失败了找另一伙不怕死的再来。不过孙的活动能力也确实了得，他竟然把洪秀全隐匿了几十年的侄子都动员出来，硬是让此人为他抛了头颅。
对于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党，蔡元培先生曾有过非常中肯的评价，他说这些革命党人对于孙的主张，只知道驱逐鞑虏一句。其实这又何尝不是对孙中山本人最贴切的评价呢？从1895年所谓乙未起义算起，到1911年黄花岗起义止，孙中山共进行过10次武装暴动，但屡次举义孙都没有发动一般民众的意识。这点他比自己的导师洪秀全和衣钵传人毛泽东要差了很多。洪秀全在暴动前作了几年的宣传发动工作，而毛泽东纯粹靠宣传煽动以笼络人心。孙革命的民间启蒙来源有二：一是孙中山的驱逐鞑虏，推翻满清的口号抓住了汉人盲目自大的民族主义情结，对满族人的民族仇恨使孙的革命有一定的民众基础。二是邹容《革命军》，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这些赤裸裸的排满言论风靡全国，客观上把不断进行反满暴动的孙中山从舆论上推向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最顶峰。
1905年8月，同盟会的成立使孙中山的革命有了实质性的变化。孙中山是一个目标唯一，意志坚定但头脑简单的行动者。由于他的刚愎自用，在他的身边总是追随者寥寥。如果没有1905年的日本之行，如果没有1904年华兴会的举义失利，孙就是再举行100次暴动，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革命领袖。而历史总是眷顾幸运的孙中山，他在程家柽，刘成禺等人的帮助下，结识了黄兴、宋教仁、秋谨以及徐锡麟等人。当时他们正在日本酝酿成立中国统一的革命团体。而这些人在国内时就已创立了势力庞大的组织，从事民众的启蒙工作也有很长的时间。在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喜剧性的成了他们的领袖。这也标志着孙中山的影响力从广州一隅迅速扩展到整个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同时，在革命志士云集的日本，他也成了他们理所当然的代言人。孙中山的这种喜剧在中国历史上上演了两次。更大的一次是1911年12月29日，他被选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同盟会最初的组成人员全部来自留学日本的革命党人。而这些革命党人之所以来日本，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学习日本的军事，这应该就是1894年甲午战争留下的伤痕。这些人满腔热血，一心只想报效国家。但他们也给后来的中国带来了无法挽回的灾难。他们的脑袋里更多的是暴力解决问题的想法而没有多少宪政民主的思维。蒋介石依靠黄埔军校统一中国之后，面临的就是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由于自身理论素养的缺失，加之身边没有宋教仁式的治国人物的辅佐，面对从苏俄输入的共产理论，蒋介石依赖的却是孙中山空洞的三民主义和军政、训政再宪政这样僵化的教条。国民政府建立之初的十年，蒋介石丧失了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最后机会！当然，中国历史上的每个人在自己大权在握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巩固自己的权力而不是相反，何况孙的教条和孙的遗嘱是要求他的后来人一字不漏的执行他的意志。
1911年4月27日（农历3月29日），同盟会在广州集合全党精英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广州起义，结果以陈尸72具告终。因为这些烈士后来被葬于黄花岗，又名黄花岗起义。广州起义算是孙中山谋划时间最长，筹得款项最多的一次暴动。后来很多人，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史学家都认为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是在广州起义的影响下进行的，以此巩固孙中山革命领袖的地位，这实在太过牵强。武昌起义最先发难的是新军中的革命分子，这些人都是文学社的成员而非同盟会的成员，文学社与同盟会之间根本不存在从属关系。相比与广州起义，武昌起义无论从时间上、组织上还是参与人员上都要广泛深入很多。1904年，宋教仁、胡瑛等人就开始在武昌做新军的工作，后来是蒋翊武、孙武等人，前后8年一直没有间断。新军士兵手中拿的最多的是邹容和陈天华的小册子，他们中间没几个人知道孙中山其人，而孙中山也没有与武昌方面有过接触。这从后来临时政府成立，孙文的政府组成人员名单里看不到一个武昌首义的领袖人物就可以得出结论。孙中山对武昌起义的过于漠视使他后来的临时政府付出了惨重代价。
1911年的武昌起义打乱了所有对中国最高权力有企图的人物的计划。这里面当然包括清王朝本身。1905年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对后来影响巨大的事情：同盟会的成立和科举制度的废除。这一废一立的矛头指向的都是中国几千年极端腐朽的王权专制。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它们虽然目标相同，但却是两个相互视为死敌的阵营所为，它们之间没有丝毫的可妥协性。从古至今，大凡变革，采取革命的激烈手段往往比温和的改良在时间上要快的多。在同盟会的革命与清王朝的改良的赛跑中，革命党人把改良运动甩到了后面。
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里是没有变革的基因存在的。中国史书中进行过温和改良的人物无一例外都遭到了史家们的贬斥，这种写史的传统到现在并没有改变。特别是造反英雄孙中山和毛泽东成功后，这种观念更得到了空前未有的膨胀。中国二十世纪初那场复杂且影响深远的社会变革在只有一种思维模式的所谓史学家们的笔下，变成了孙中山领导下的一场简单的革命。按照胜者为王败者寇的中国式逻辑，国民政府建立后，孙文的主张就成为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而这种理论正好为毛泽东的暴力革命作了最好的辩护，因此中共建政后，袁世凯的君主立宪、梁启超的改良运动、甚至于宋教仁的宪政民主理论，自然就变成了被历史否定的糟粕，这就是那些持民国初年局势混乱，宪政民主不适合中国的中国人的混账逻辑。
然而历史事实却是：在民国建立之初，孙中山们由开始的革命者变成了民国制度建设的旁观者。
蔡元培先生有关革命党人只会革命不会建设的论断本人多次引用过，为的是说明民国建立后，作为一个宪政民主国家，革命确实是一种落伍的观念。民国顾名思义是人民的国，民国的临时约法也是西方普世价值观的产物。首先以宪法形式确立公民的各项权利，然后便是三权分立的国家制度。
中华民国的建立大体上由于三种力量合力完成：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孙、黄为首的革命派；袁世凯为首的清廷维新派。
民主宪政的国家制度在中国是一种全新的治国模式。在上述三种力量中，立宪派无疑一直主张在中国实行宪政。而袁世凯们在清王朝的末年对君主立宪多少还有些认识，从袁世凯当年的所作所为来看，对宪政改良他采取的是支持和参与的态度。最为可悲的是，一直以辛亥革命功臣自居的革命党人，反而是既无宪政民主思想，又无宪政改革经历的一群人！在民国初创，民主宪政的模式还在不断探索，最需要思想家、理论家提供制度思路时，最应该挺身而出的革命党人却近乎集体失语！这时候年青的宋教仁站了出来，他以自己留学日本6年积累的深厚学养撑起了革命派的门面。宋教仁之所以成为民国的风云人物并非偶然，但在国民党的历史上，宋教仁的出现却成为绝无仅有的例外。即使是宋教仁被刺很多年后，国民党也没有真正吸取教训，没有有意识的培养有宪政民主理念的治国人才。孙中山没有，蒋介石也没有。他们脑袋里信奉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蒋介石遭遇到继承了他们的暴力传统，而又善于挑动底层广大民众与自己一起行动的毛泽东时，等待他的必然是失败。
近代史学家中不少人把孙中山比作中国的华盛顿，这种比喻实在可笑。当年美国开国先贤一代人中，堪与华盛顿比肩者大有人在。富兰克林、杰斐逊、麦迪逊、杰伊、汉密尔顿等等，他们不但是光耀人类历史的杰出思想家，还是功勋卓著的行动家，美国正是在他们的精心打造和全力守护下，才得以度过自己风雨飘摇的摇篮时代。孙中山本身是一个暴力主义者，他的周围又是一群赳赳武夫，唯一一个有头脑的宋教仁在中国历史的最紧要关头却以身殉国，这不能不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
民国初创，这个早产的政治婴儿正需要她的创立者全力守护时，孙中山又在干什么呢？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下台之前，他也没有忘记给他的继任者也是对手的袁世凯设置政治上的障碍。然后他主动的把自己变成民国的旁观者。孙下台后提出一心一意为中国修铁路，目标是10万公里，如果他能活143岁的话，他刚好能看到这个数字在中国化成了现实，而且这一目标的完成还是建立在牺牲其他民生事业的基础之上。民国初创，中央政府连维持日常办公开支的经费都没有，又何敢奢谈建设10万公里铁路！孙的口号分明是自欺欺人。对袁世凯他冷眼旁观，对与他治国理念不同的宋教仁同样是冷眼旁观。宋教仁改造同盟会，创建国民党时，他采取敷衍的态度，而袁世凯颁布国会组织法后，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的选举似乎与他毫无关系，在选举期间，孙的日常行程没有一天与竞选有关系。作为革命派的最高领导人的孙中山，他的所作所为的确让人匪夷所思！1912年3月22日，宋教仁为中国宪政民主事业流尽最后的鲜血，而这时孙中山却带着一个国民党考察团在日本寻求日本官方对他修筑铁路提供帮助。
作为旁观者，我们还可以从孙中山的狂热追随者戴季陶（化名天仇）的几篇发表于1912年的文章中看出他们当时的真实心态。
杀
熊希龄卖国，杀！
唐绍仪愚民，杀！
袁世凯专横，杀！
章炳麟阿权，杀！
此四人者，中华民国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
——录自《民权报》1912年5月12日
唐绍仪是由国民党提出的总理，本身又是国民党员，连这样的人都要杀，可见他们已经杀红了眼。而在旁观者一片“杀”声中，早产且多病的民国会不会死在风雨飘摇的摇篮里？
结语：只知道忽悠的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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