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政治遗产到底是什么？
——谁是孙中山的真正继承人？
谁是孙中山的真正继承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
而要问答这一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孙中山的政治遗产到底是什么？
我认为，孙中山的政治遗产并非是惯常所说的“三民主义”，而是“党国制”。
且让我从头道来：
首先，我们要清楚近代中国为什么要革命，革命的目的是什么？这一点，其实很清楚，就是要强国。中国近代的革命与过去农民“起义”不同，并非因为活不下去了，产生了大量的流民，而是被西方列强包括日本给揍了。所以，革命的动力与发起人都不同。近现代革命是“发动群众闹革命”；而过去的革命是群众已经起来革命了，士绅们见势不可挡，前朝命数已尽，遂加入、引导和利用革命。当然，各地陷于民不聊生、饥寒交迫的民众也多，但均是局部现象。盗匪也多，但尚没有演化为以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为目标的军事组织。清帮红帮也早已放弃了“反清复明”的革命目标。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中国近代革命的发起人均是中下层知识分子，他们其实并没有衣食之虞。
那么，清朝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因科举的废除，失去了晋升的通道，没有既得利益和未来的期望，这就为“辛亥革命”提供了条件，有了人员准备。这只是条件，而根本点在于，强国是朝野上下的共识。如何才能强国呢？没有既得利益的革命派人就认为要通过革命的手段来搞共和制，而拥有既得利益的立宪派人就主张通过改良的方式搞君主立宪。两派的分歧只是在强国的手段与方式上，而强国的目标是一致的。所谓“救亡压倒启蒙”，根本是伪命题，中国近代根本没有亡国之患，西方列强没有分裂中国的意图，为了贸易利益，他们总是维护中国的统一。“启蒙为了强国”，这才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命题，也就是说，无论革命党人还是立宪派人，都将民主、共和、宪政等等当成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既然是手段，可用则用，不可用则可换，当成口号罢了。
革命党人认为清廷已经失去了作为统治者的资格，要推翻它，并非在于它专制与腐败，也不不在于清朝是少数民族统治，而在于它对外的软弱。其实，西方势力在中国的存在，因为它们对清政权的制约，极大地改善了民生，也在中国部分地提供了公正、秩序与安全，中国人也能享受。只要有那个条件，中国人就宁愿居住在租界内。这就与当今许多人拿了绿卡却在中国工作与生活是一回事。只是没有那么方便而已。但中国人始终对西方所强加或施加的影响缺乏认同感。觉得西方人不是“自己人”，思维方式、做事方法和生活习惯大不一样。比如说，向租界当局行贿，拉拉关系、套套近乎，这一套就行不通。再者，对于想出头人地者来说，怎么也进入不了统治阶层，就如现在移居西方的华人一样，进入不了西方社会的主流一样，就心有不甘。
中国人一向有大国的优越感，过去的统治者为他们提供了这种相对于周围小国的优越感。所以，即便他们深受奴役，也心甘情愿。只要能有口饭吃，就不会造反。在西方列强来之前，清朝统治者无异为国民提供与增强了这种优越感。加之，它又按儒家思想施行统治，按儒家的礼制行事，也重用汉人，虽说有那么一点满汉之别，但不算太过。所以，汉人对清廷其实有高度的认同感，认可其做主子的资格。臣民言称“大清”，有着充分的自豪感，有爱君爱国之心。我曾反复说过，中国人最没有种族歧视，但最有身份歧视。中国人是按行为方式来划分“族”的，只要行为方式一样，就是“自己人”，相互有认同感。当然，利益冲突归利益冲突。
但自被西方打败后，特别是被日本打败后，就种优越感就输得快差不多了。“有识之士”就会想，中国怎么了？自甲午战败之后，求变的要求就大大增强。很有意思的是，甲午战败后，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仍然残留有这种优越感，日本女性对中华好青年也爱慕有加。我的印象，许多到日本的留学生或革命家都有不少的风流韵事，如孙中山、郁达夫、郭沫若。比现在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滋润多了。看来，早先的革命志士预先就为现在的粪青“报仇雪恨”了，粪青心理应该平衡。
所以，如何清除西方在中国的存在和影响，恢复自己说了就算，能对西方列强说“不”，就成了中国革命的最终目标，所谓“人民当家作主”。即便孙中山从西方寻求支持，与西方或日俄做利益的交换，都是为了要将西方赶出去。“出卖满蒙”不过是“壮士断腕”的举动。
那么，最终孙中山经过不断的挫折和摸索，终于找到了强国之路，更准确地说是“强权之路”，就是增强政权的力量，拜苏俄为师，将国民党改组为一个“列宁式”政党。其宗旨就是要统一和凝聚所有的力量来抗拒外来的力量和影响。他声称中国实施宪政要先“军政”，再“训政”，再“宪政”，开“党国制”之先河。其实，在他之前，秀全同志曾这么玩过，但没有成功。他也没有成功，但后继有人。他的这种说法就很吊诡。是这样，当时，许多西方人确实瞧不起中国人，这在情理之中。但你要说西方欺压和剥夺中国人，就站不住脚。西方不过要求自由贸易。如果有剥夺，也是清政府的政策造成的。其实，西方一向是要求中国产品升值。自由贸易必须是公正的贸易，自由贸易要求产品也必须是自由体制要生产出来的。美国南北战争的实质是自由贸易战争。退一步说，就算有，怎么也没有清廷的欺压和剥夺残酷吧！凭什么要求为了摆脱西方的欺压和剥夺而要求人民做出更大的牺牲，而将人民置于绝对的专权之下，为之献出一切？再说，你声称，将来赶走列强后，会“训政”，会“宪政”，凭什么相信你？你人品再好，也无法保证始终如一，你一个人人品好也无法保证，就算革命志士都能承守承诺，那革命志士都死了，后继者会怎么样呢？有保证吗？况且，孙中山的操守说明，他不是一个能遵守承诺的人。
但许多中国人愿意相信这些没有保证的承诺，他们愿意完全交出自己，为的是将自己融入一个严密而强大的组织中，以获得安全感和归宿感。这种人身的依附自宗法家族减弱与解体后，就完全归之于组织、政权或国家。投机分子也有不少，但这种愿望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按波兰学者科拉科夫斯基的见解，所谓“列宁式”政党的要旨是“党是真理的垄断者”。他说，列宁的“对各种思想实行专政的学说在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意识的理论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党的确比社会更了解社会的愿望，利益和思想，一旦党的精神依附于某个领导人，那么我们就获得了一个最高公式：真理=无产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党的意识形态=党的领导人的思想=他的决策”。蒋介石归纳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从字面上来看，用来表述“列宁式”的政党很到位，简洁明了。但实际上，蒋介石没有真正理解，没有吃透。对于“一个政党”，蒋介石是理解对了，就是一党独大，以党治国。但对于“一个领袖”就没有理解对。这里的“一个领袖”不仅是政治领袖，还是精神和思想领袖。这个没有理解对，当然“一个主义”也就谬之千里了。“一个主义”应当不是“三民主义”，而应当是“四民主义”之类的东西。比如说，蒋介石的“四民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继承和发扬，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创造性发展，等等。国民党的中宣部不行，理论水平太低。你继续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当然其它人就可以质疑你啦，比如汪精卫、宋庆龄，中共等。如果搞个什么“蒋介石思想”出来，成了正统和最高思想，那别人就无法反驳你了。凡正所言所行，都属于“蒋介石思想”的范畴，放个屁都算。
当然，客观条件不允许蒋介石这样做。国民党体系庞大，成分芜杂，要想打自己的旗号，不可能成功。他可以清党，但不能清派。国民党没有搞过内部的肃反，所以，蒋介石不可能确立唯我独尊的地位。
所以，蒋及国民党根本算不得是孙中山的继承人。蒋实际上更偏向于传统的帝王范式，以贤人圣人为师。心仪王明阳的心学，并践行之。蒋才是真正的“克己复礼”。如果按儒家的“内圣外王”的要求来看，蒋是历史上的佼佼者。我在《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政教合一”的一脉相承》中就写道：“就此而论，蒋介石算不得孙中山的真正继承者，毛才是孙中山的真正继承者。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他的遗孀跟随了毛而没有跟随蒋。蒋只是继承了孙的部分权力，却并没有继承孙的衣钵，而毛虽然不能继承孙的权力，却继承了孙的衣钵。他们三者的关系，有点像禅宗五祖、神秀和六祖的关系”。
过去的国民党没有真正继承孙中山的衣钵，而现在的国民党也已经脱胎换骨，转型为议会政党。从长远计，现今国民党应当切割与孙中山的关系，淡化与蒋介石的联系。孙中山的衣钵没有什么好争的。现今国民党另有渊源，是分治的结果。如果因为偶然因素，共产党失败了，也可能会有其它的力量，或者出自国民党内，或者出自国民党外，来继承孙中山的衣钵。中国近现代历史归结为“党国制”，自有其历史逻辑之必然，当国家主义成为共识，那么必然的结果就是哪一派政治力量更能增强国家的权力，哪一派就能最终获胜。一些人将中共的胜利归结为中共的卧底起了关键性作用，这也是不识历史大势的见识。且不说其它，请问为何中共会拥有这样甘愿抛弃优渥的生活而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而坚定地支持中共呢？为何国民党在共产党内没有这样的卧底呢？
清廷对外软弱，所以跨台了。北洋政府同样软弱，也跨台了；国民党政府还是软弱，最终还是跨台了。历史的逻辑如此而已。对前人而言，可以说是“求仁而得仁，何怨乎？”而对后人的教训是，任何时候，都不要向可靠性不可确保的人交出自己！
（不全面代表本人观点，且转载时略作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