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革命军形同土匪

1933年四川兵灾（赵晓铃)“捐税” 在四川南江县长池镇的街上,“经常吊起一排排的人，被吊的人都是没有交军款的，什么时候交上了，便把人放下来。南江县县长姚垒竟出告示：“杀人可恕，欠款难容。”这是上世纪30年代，南江县属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的防区。   当时四川实行防区制，在各自的防区里，军阀有征税、政治、人事等大权，连各校校长，都是军人任命。为争夺地盘，各路军阀不断发动战争，从现在留下的通电上看，都有非常正当的甚至革命的理由。《川报》上有人撰文，以为军队与土匪的区别便是军队有革命口号，而土匪没有。  为满足军需及私欲，各路军阀横征暴敛。全川共有70多种苛捐杂税，如粮捐、子弹捐、火钱捐、壮丁捐、马路捐、被服捐、瘾民摆，种鸦片的要纳烟捐，不种的要纳“懒民捐”，不吸烟的要纳“禁烟捐”。  

在田颂尧统治的川北地区，各种捐税长期名列榜首。“广元粮税年只七千余元，近年已征七十余万元”。宣汉县“1930年一次即筹军款二十万元，完全按粮摊征，每两征银竟有达一百八十二元者”。按当时的市价，请一个老妈子，月工资也就一元。 军阀混战和军人干政的一个结果是暴力崇拜。暴力所获胜于生产性收入，土匪团伙多如牛毛，他们依靠枪杆子致富发财；又由于生产者被暴力过度侵害，失去生产资料后游民化，安分守已的人也被逼铤而走险，土匪团伙越滚越大。不论是军队或土匪，伸手要钱的对象不分贫富；为了征税的便利，军队常常首先向富户、商人摊派垫款，向银行强行借款，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在民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四川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经济表现很糟，各阶层人民都对军阀政治极为不满，川北地区势如遍地干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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