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知道孙文的卑鄙无耻？

孙中山：一国国贼，两党党父 文/冯胜平 2011年10月8日于普林斯顿
孙中山是一个处于历史盲点的人物。他是国民党的国父，又是共产党推崇的先行者。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我们看到无论是海峡两岸的国共，还是海外侨界和民运团体，都在纪念这位据说是推翻了帝制的“伟人”。
其实，这是对历史的误读。结束满清帝制的真正功臣，不是孙中山，而是手握重兵、控制北洋六镇的袁世凯。没有袁世凯的逼宫和清室优待条例，清室不可能和平退位。辛亥革命之成功，不在于推翻满清，而在于和平结束帝制。1911年满清的退位，是当时中国政治家——袁世凯、孙中山、立宪派和满清贵族——合作促成的一个经典杰作。它是中国版的光荣革命。借用一句毛泽东的话，“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在中国，一个王朝“生的伟大”不难，“死的光荣”则几乎绝无仅有。满清是中国历史第一个光荣退休的王朝。
遗憾的是，失去总统权位的孙中山，心理严重失衡，逐渐退出了这一合作。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孙中山勤于破坏，拙于建设。二次革命以来，中国战乱不断，民不聊生，其根源无不与孙中山的革命实践有关。
【评：辛亥革命，从革命角度来说无疑是成功的，因为它是不流血的革命，使中国和平地进入了“共和时代”；但从改良角度来说则是失败的，因为中国专制土壤太深厚，愚民暴民野心家太多，快速进入“共和”导致原已声势浩大的革命和动乱得以扩大和升级。正如萧瀚教授所言：“20世纪中国最蠢的一件事就是废除帝制。当时的中国，政治上唯一健康之路就是将实权君主制改为虚君共和制，如此才有可能避免后来群雄逐鹿流血漂橹之惨状。”另外，如果说辛亥革命是成功的，那应该归功于袁世凯而不是孙中山，正因为袁世凯是真正的功臣，才有革命党对袁世凯的“承诺”——劝退清廷后由袁世凯当总统；如果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那也不能归罪于袁世凯，因为在当时革命声势席卷天下、多数被革命党控制的省份拒绝清廷留任的情况下，袁世凯劝退清廷也是顺应形势不得已而为之，正是他使中国政权第一次实现了不流血交替，至于后来共和变成动乱，其根源也是孙文革命党违背承诺破坏共和扼杀宪政。孙文骗来的总统也是临时的，革命成功后即使是主动让位也是理所应当，只是兑现当初的承诺，但他当上非法的临时总统后就想赖着不走，后来迫于压力才不得不让出总统大权，而这在孙粉嘴里却成了孙中山大公无私、为了“实现共和”而让位给袁世凯，真是可笑之至 。】
革命，女人，读书
孙中山曾对他的日本友人犬养毅说，生平第一兴趣是革命，第二兴趣是女人，第三是读书。我们不妨按照这个顺序来看看孙中山的人生轨迹。
1.革命
从一个立志改造中国的热血青年，到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冷血职业革命家，孙中山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百年动乱的先河，是中国现代极权制度的始作俑者。革命是孙中山的最爱，也是近代中国一系列悲剧的根源。权力使人腐化，革命使人堕落。如果权力腐化当权者，革命则通常使那些追求权力者堕落。 这一规律完全适用于孙中山和他的革命拜物教的追随者。为夺取最高权力，孙中山不惜出卖国家权益，换取日本、德国、苏联的金钱，把中国一次又一次地推入内战的血海深渊。辛亥之前，他接受日本政府津贴，游走于英、法、美政府之间，以东北、新疆、西藏、外蒙领土为条件，试图换取列强支持，不果。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他主动与日本政府签订十一条（原件为普大教授Jason在日本档案中发现），是为二十一条之源本。为此，孙得到日本军部140万日元资助。1917年，孙通过留英学生曹亚伯从德国政府处拿到200万鹰洋，在广州建立政府，向支持英法的段祺瑞政府宣战，又不果。1923年，孙与苏联大使越飞签订“孙文越飞宣言”，放弃中国对外蒙和中东路的权益，换取苏俄三千万卢布援助，遂有以后的黄埔建军和北伐。正如梁启超所说：“孙文晚年已整个做了苏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家书5/5/27）值得注意的是，苏俄花费巨款，支持孙文革命，并非希望中国进步，而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维辛斯基）。同样，许多支持孙中山的“日本友人”也并非真正把他当作朋友，“彼等虽是一批废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犬养毅）。
读史人知道，百年前中国国脉如丝，列强环伺，瓜分迫在眉睫，亡国危在旦夕。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与境外反华势力勾结，发起一次又一次旨在推翻本国政府的革命，锲而不舍，努力卖国，集数十年之努力，终于成功。
【评：所谓瓜分、亡国只是野心家革命家独裁者等忽悠百姓的说法，或者中国人自己愚昧的体现。革命动乱导致共产极权专制已经是最坏的情形，因此即使被西方列强瓜分、亡国，其结果绝不会更坏，相反还会使中国走向民主法制，使中国人享有自由人权而不是成为革命家的炮灰，在合适的时候也必会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国家统一。所以有识之士说，近代中国的屈辱和苦难其实是所有中国人自己造成的，不是西方列强不该“侵略”中国，而是侵略得不够，因为近代中国从百姓到政府在接触西方文明的过程中都不遵守游戏规则，妄自尊大野蛮残忍（不仅自相残杀还杀戮外国人），使列强受到了伤害，中国有错在先，列强才“侵略”，这种“侵略”只是要迫使中国摒弃野蛮接受文明；刘晓波也说过，如果当初列强真的瓜分、殖民中国，那么至少需要三百年，中国才能变成香港这样的法治社会。】
2.女人
孙中山爱女人，而且是博爱。孙一生爱过的女人已不可考，但至少有7位，卢慕贞夫人，陈粹芳夫人，宋庆龄夫人，宋藹龄，梅子，浅田春和大月薰。英雄爱美女，这本无可非议。路德名言：一个人如果不爱诗词、美酒和女人，他就终生是个大傻瓜。美女爱英雄，也是人之常情，那些有国母情结的女人更是如此。问题是，国父也好，国母也罢，都应遵守人类底线。人家已有妻室，不该取而代之；朋友女儿未成年，自己又受人恩惠，就不该强求新欢；更不该对其博爱的后果不负责任。
3.读书
没有证据表明孙中山是一个好学生。他的三民主义是对林肯的拙劣抄袭，《伦敦蒙难记》更是毫无文采，纯属煽情。孙真正的一篇好文，是《上李鸿章书》（1894），那时他还梦想走体制内的仕途。可惜李中堂老眼昏花，不识英雄，遂使大清少了一个忠臣，中国多了一次劫难。孙一生以博士自居，其实并无博士学位。国民党正史声称孙天资聪明，考试成绩优异，在班上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的确是事实。但同样是事实的是，孙就读的香港西医书院是一所没有注册、不受港英政府承认的野鸡大学，班上一共只有两名学生——孙中山和江英华。
【评：1.当时孙文上书李鸿章主要是企图谋得一份差事，但他位卑言微，一介凡夫，得不到赏识和推荐也很平常，如果通过一篇自以为高明的上书就能得到李鸿章推荐，通过不正常手段就能轻易上位，那给李鸿章等高官上书送礼的多了去了，李鸿章得推荐多少人啊！而且当时李鸿章各种紧急事务缠身，把这事放一边也属正常。
2.孙文上书“不被采纳”一说本身也存在问题，当时清廷已经在实行维新，其内容都已包括孙中山陈述的诸条建议，洋务运动各项改革也已实施多年，孙文提出的改革建议清廷已经在推行，怎么能说人家不采纳他的建议呢？所以说，孙中山这份进言书其实没什么新意，于内容上颇为老套，当时的弊端在于政令不通，改革有心而实施不利，这些孙都没点到。当时改革所不变者，是国之根本，是政治制度，而孙中山这次进言根本没深入谈到政治制度，仅仅是提到要擢拔像他这一类的新人才而未见实施，此次事件后孙也很愤愤，不久马上组织同盟会，坚决反对清廷，与改革维新派彻底决裂，其中个人原因也是有的。对未重视采纳孙中山为官，重要的一个原因则是他不会“官话”，广东腔很严重，所以李鸿章未推荐他。
3.即使清廷真的不赏识他，不重用他，那也不能成为发动暴乱残害忠良挑起内战的理由。有些人总是为孙文的暴力革命开脱，“清政府听不懂改革的声音，只听得懂枪炮的声音”，以此说明改良行不通，革命才是正道。其实是孙文及其党徒不懂政治文明。中国一百年来的革命够惨烈了，如果革命行得通，那中国为何至今未能摆脱专制？实际上，如果清廷的改良、民国的共和不被革命破坏，那中国20世纪上半叶就实现民主宪政了！说到底，是暴力革命破坏了改良和共和，扼杀了民主宪政，暴力革命是中国战乱不断、苦难深重的根源。同盟会、革命党先是革清廷的命，然后革袁世凯政府和北洋政府的命，后来共产党革国民党的命以及1949年建政后“继续革命”实际上也是秉承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旨意，所以他们称孙中山为“革命先行者”。清末以来，一代代的人就这样被革命家忽悠去献身当炮灰，可是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得到的只有无穷的苦难！
4.作者说“可惜李中堂老眼昏花，不识英雄，遂使大清少了一个忠臣”，实在是高看孙文了。即使孙文真的因为那次上书得到重用，其狼子野心也注定他成不了忠臣，不过使中国少一次劫难也许是真的，但也只是也许，他即使真的被重用，也难保不成为第二个吴三桂（拿吴三桂和孙文相比都是污辱了吴三桂）。再者，不被赏识、不被重用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发动暴乱的理由，否则，中国发生太平天国暴乱也要怪清廷不重用洪秀全了！可是，在那个科举取士的时代，洪秀全连秀才都考不上，人家凭什么重用他？得不到任用不仅不怪自己无能，还要发动暴乱，这不是流氓无赖是什么？！】
孙中山的政治遗产
孙中山对中国的最大伤害，不是他的卖国，不是他的假博士，也不是他的博爱，而是他与四个朋友的决裂。这四个朋友分别是：章太炎、宋教仁、黄兴和陈炯明。1909年，章太炎因反对孙中山专制退出同盟会，重建光复会。孙指斥章太炎为满清暗探，并默许蒋介石于辛亥革命后暗杀章太炎的好友、光复会二号人物陶成章。1912年，孙与热衷议会政治、组建国民党的宋教仁分道扬镳。据当时报刊记载，为争夺国民党领导权，孙宋关系恶劣，势同水火。鉴于孙宋的历史恩怨和宋教仁在国民党内的实际领袖地位，有理由相信宋案的主谋不是赵秉钧而是孙中山。1913年宋教仁被刺，黄兴力主宋案法律解决，孙则一意孤行，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又指责黄兴指挥无能，强行组建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按指模向他个人效忠，终于迫使黄兴远走美国。1922年，孙与主张“联省自治”的广东实力派军人、黄花岗起义暴动队长陈炯明公开决裂，兵戎相见。孙主张统一中国，不惜以国家领土权益为交换获取苏联支持；陈炯明则效仿吴佩孚，主张建设地方，反对苏联兼并外蒙，拒绝做其在中国的傀儡。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孙中山和他四位朋友的决裂，分别堵死了四条可能使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道路。无论是章太炎的自由主义，还是宋教仁的议会道路，或是黄兴的法制道路，抑或是陈炯明的联邦制，都有可能使中国走出黑暗，但它们都败于孙中山的革命。历史证明，孙中山的革命道路，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孙中山的胜利，是中国的失败。
不是没有好人，也不是没有好路。但是，好人总是失败，好路总是走不通。革命是中国的劫数，中国在劫难逃。
“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党国体制，是孙中山的政治遗产。蒋介石继承了这个遗产，毛泽东也继承了这个遗产。不同的只是中华民国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国民党变成了中国共产党，三民主义变成了共产主义。为争夺这一遗产，国共两党进行了22年的殊死搏斗。鉴于孙中山的卖国记录和国共两党对其的尊崇，“一国国贼，两党党父”应是他当之无愧的称号。
有多少人知道孙文的卑鄙无耻？ 编写/李靖
有多少人知道孙文的卑鄙无耻？最大的盗国贼、乱国贼，被尊为国父？！
周末两日读完了叶曙明《国会现场》，深感孙文乃国贼，正是他将政治暗杀视为家常便饭，破坏了清末和民国的政治生态。宋教仁被刺极可能是孙文身边的陈其美指使，进步党创始人之一的汤化龙在加拿大被刺也是其手下所为。他以暗杀威胁陈炯明，为夺地盘而破坏广东颇有成效的联省自治，开历史倒车搞军政训政……
真是恶心，似孙文这种诈骗贪污钱财，玩弄少女，贪生怕死，背叛朋友，暗杀同志，出卖国家利益，独裁统治本党，一生先后在黑帮、军阀、日帝、苏俄的羽翼下祸乱国家的国贼，竟然成了民主的神主，这是20世纪中国最滑稽的丑戏，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悲剧！
民初国会：一个梦想破灭的标准样本/《时代周报》 |叶曙明的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端木赐香：把孙中山排为中国近代史头号罪人，有些人还不服，非得让我把毛排前面。我是按大历史及师徒承继说的；不是孙中山捣乱，晚清立宪、袁世凯洪宪都可能成功，后面的军阀混战、日军侵华就不可能，甚至什么国共合作、联俄联共、一边倒向苏联，都没有的事儿。孙跑步共和，毛跑步共产，爷俩好！
把孙排在前面，有些傻逼会说：“为什么把毛的罪恶都算在孙头上？”其实并没把毛的罪恶算在孙头上，但它们是因果关系，没有孙的扼杀共和宪政，就没有毛的祸国殃民之可能，所以说孙之罪甚于毛之罪。比如，一个人引狼入室，狼则咬死了人，我们谴责那个引狼入室的人，并没把狼咬死人本身的“恶”算在他头上，但引狼入室者的罪就是比狼大啊！
【民国尽头是党国】学者黎建军称，孙文生前是独裁者。国民党为把党国合法化，把孙供上神坛。用历史眼光看，孙对于中华民国而言实为罪人而非功臣。孙通过二次革命、护法战争、联俄联共、北伐战争等，把清末民初几代人几十年逐渐建立的秩序毁灭殆尽。孙革命几十年，所争取的并非民众利益，实乃一己私利。
同盟会、革命党只允许孙中山、蒋介石军政，只允许他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和马列主义有什么区别？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一切权力归同盟会、革命党？袁世凯没有军政，本来是自由的，孙蒋反倒要破坏这些自由，搞军政。主席笑曰：搞什么军政？专政不就可以了？喔哈哈哈哈……
好好的北洋民主政府，孙中山贪污铁路款，被追究，讲不出道理的孙中山就伙同蒋介石打倒北洋政府，谁有意见，就枪杆子解决，这是所谓的民主吗？中国之祸由此起！多看历史，了解真相吧，你连民主是什么都不知道，还能忽悠谁？
1912年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后，为了恢复他的政治地位，从1913年二次革命开始到1925年死在北京，不断挑起战争，分裂民国，导致人民流离失所，家不成家，国不成国，这样的人，居然被后人尊称为民国国父，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他不过是无能无耻的国民党的党魁而已，他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民国犯下无法原谅的大罪。
一个声称实现共和的人，怎么可能走上发动内战、北伐的道路？中日关系的迅速恶化，也就伴随着北伐。北伐，彻底葬送了已被革命党屡屡破坏的共和局面，导致中国最终进入比皇权专制更加黑暗的共产专制。用武力消除其他一切政治路线，这孙中山的遗教、军政，是哪门子民主？军事民主？专政民主？无产阶级民主？共产民主？
孙中山二次革命首开武力解决政治争端先河，破坏共和政治，在当时已被视为国贼。这个王八蛋不甘心失败，只有再捣乱，投靠苏联，借红色武装颠覆北洋政府，六次北伐战争让中国羸弱不堪，他抵御个狗屁外侮？北伐战争中不能节制军队，制造对日侨民屠杀，这个二逼！
孙中山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家，而是复辟极权制度的精神贵族，共产革命的先行者。他的思想有：民族主义，恐怖主义，轻视人民，两面三刀，儒家三民主义。他的表现为：封杀自由，追杀异己，动乱独裁，党国至上，镇压人民反抗。
孙文不是世界文明的推行者，而是愚弄民众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按现在联合国规定的全人类文明标准，孙文的诸多谬论、观点，都是反人类的垃级玩艺。孙文崇拜洪秀全，就会搞黑社会那一套；后来投靠苏俄，在黄埔搞私人武装，受苏俄指使颠覆共和政体。孙文对中国有百害而无一利，什么国父，都是国共两党吹的，完全是国贼嘛。
有人说：“那为什么孙中山国民党在台湾实现了民主……”答案很简单：从正面说，台湾实现民主宪政主要是台湾人民不懈抗争的结果，不是孙中山国民党在台湾实现了民主而是台湾人民争来了民主，蒋经国的开明还在其次，而与孙文、三民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台湾国民党不敢或不愿正视历史、否定其前党魁；从反面说，台湾上世纪末才开始民主、大陆至今不能摆脱专制却与孙文有直接关系，如果不是孙文在民初残害忠良破坏共和扼杀宪政，整个中国都早已实现民主宪政了，何况一个小小的台湾？！另外，揭露孙与揭露毛不仅不矛盾，还有利于更好地还原历史、唤醒民众，因为它们是一条道上的，后者也是靠吹捧前者而维持其“合法性”。
萧瀚：20世纪中国最蠢的一件事就是废除帝制。孙中山不是什么国父，而是千年国贼。当时的中国，政治上唯一健康之路就是将实权君主制改为虚君共和制，如此才有可能避免后来群雄逐鹿流血漂橹之惨状。观百年中国，确是自作孽不可活。孙贼中山至少有三大罪孽：1.挑起“二次革命”， 背叛了革命党人建立的宪法，破坏了共和局面。2.勾结苏俄，引狼入室，后患无穷。3.建立党国体制，是“党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始作俑者。之所以至今还要谴责此贼，是因为它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和祸患。如果有人以“宽容古人”为理由为其开脱，那就大错特错了。请记住：“对私权一定要宽容，对公权和政客一定要苛责。”不管任何人，一旦挤入政客的行列，那就必须长时间地接受人们的拷问和历史的诘难。
评：正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中国之所以落得如此悲惨的境地，首先是几千年专制暴政的结果，不仅没有形成有效防御邪恶的制度保障，反而形成了“成者王侯败者寇”“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等邪恶体系，造就了孙贼、毛贼等大流氓、野心家，更可悲的是有无数自甘为奴、认贼作父的傻逼……
萧伯纳：“革命从未减轻暴政的沉重负担，它只是将这重担换了一个肩膀。”本质些看，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主共和制度是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暴力革命与民主共和格格不入，不存在以民主共和为理想的暴力革命倡导者。既然民主共和制度是一个协商和妥协的制度，它只能依靠改良才会真正实现，改良本身就是民主共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贺卫方：“党权政治是孙中山播了种，国民党手里开了花，共产党手里结了果……”骗子猪猡孙中山、蒋介石、陈独秀折腾几轮，却不曾为中华留下半张选票！支持孙中山的鲜血，都是白白浪费了！！
孙文革命党有两大“历史功绩”：一是推翻清廷为日本侵略开道，二是推翻北洋、引入俄党、扶持共党为赤化中国清路。历史脉络如此清晰，有何不明之处？
孙中山给中国历史的现代化转型带来了两大灾难：第一是用革命破坏共和，使得中国走进极权主义的深渊。第二是用“天下为公”的乌托邦口号，将中国拖进计划经济和公有制陷阱。中国人真正走向奴役之路，孙大炮是始作俑者。两岸同时把孙中山从神坛上拉下来，才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之时。

毛腊肉的历史水平：不承认蒙元和满清是中国正宗朝代

    在我国正统的教课书中，主要的王朝一般包括秦朝、汉朝、三国、两晋、南北朝、隋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和清朝。对于这些王朝及其君王，熟读24史的毛泽东都了如指掌，甚至还在著名诗词《沁园春·雪》中对历代皇帝的才能进行辛辣的点评：“惜秦皇汉武，略疏文采；唐宗宋族，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在这些皇帝中，毛泽东不仅对成吉思汗评价最低，甚至还在思想意识中始终不愿承认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蒙元和后来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满清是中国的正式朝代，中国进入蒙元和满清是中国历史上的两段亡国时期。

毛泽东不承认蒙元是中国正统王朝，认为其是中国亡国史的开始。毛泽东的观点是有历史文献佐证的。比如1963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毛泽东亲自参加编写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以下称公开信)，对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指责中国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建铁木真(成吉思汗)像，是要步成吉思汗后尘，要入侵俄国的谬论，进行了完全是汉民族主义观点的反击！其中有一段很清晰的论述:"我们不准备评论成吉思汗的历史作用，也不准备评论蒙古、俄罗斯、中国等民族发展和国家形成的过程。我们只提醒苏共领导一下，当你们造这种谣言的时候，温习一下历史还是必要的。成吉思汗是当时蒙古的汗，中国和俄国，都是遭受侵略的。成吉思汗在一二一五年侵入中国的西北和北方的一部分，一二二三年侵入俄罗斯。成吉思汗死了以后，他的继承者在一二四○年征服了俄罗斯，过了三十几年以后，一二七九年征服了全中国。"由此可见,在公开信中,毛泽东明确地告诉当时的苏共领导人,中国和俄罗斯一样都是遭受蒙元帝国侵略的国家.

公开信中又写道:中国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讲过一段关于成吉思汗的话，对你们可能有些用处。我们顺手抄下，供给你们参考。他说：他在二十岁的时候，“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汗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百零九页。）

关于鲁迅，很多人的认识是认为他对传统文化和国人人性的的批判具有先见之明，然而历史人物或事件往往是多维度的，鲁迅的另一面却非常令人不齿：他是一个彻底的反华分子。他参加了当时的俄国支持创办的左联，成了卢布党，颠覆当时的北洋宪政政府的好多学运就是鲁迅等人操纵的。他先前投日，之后就转靠俄，在日俄间摇摆，日俄是世仇，鲁迅的死据说就与日本有关。

尽管鲁迅对中共的拉拢持排斥态度，但在共产党掌权以前，他始终是和共产党同穿一条裤子的。1935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的消息到达陕北，鲁迅曾去电祝贺并给毛泽东赠送了浙江金华火腿，这是冯雪峰帮鲁迅做的。在上海冯雪峰事实上成了党和鲁迅联系的桥梁。党组织通过冯雪峰等人，影响领导着上海的反文化“围剿”，冯就是双方的交通员；鲁迅则从冯雪峰那里了解到了不少关于毛泽东、关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鲁迅在北洋时期则反北洋，在国统时期反国民党，他的另一面就是一个卑劣的反华手。

话题回到毛泽东，他不承认满清是中国正统王朝，认为其是中国亡国史的明证。1944年，中国国民党主席蒋介石与毛泽东进行了对明朝灭亡、1644年国难是谁的责任的辨论。蒋介石认为明朝灭亡是李自成的责任，而毛泽东认为明朝灭亡是崇祯皇帝的责任。双方在辨论中都认为明朝亡国是中国亡国。

关于毛泽东间接不承认蒙元、满清是中国正统王朝，认为其是中国亡国史的观点，还可以在其他文献中找到。毛泽东一生熟读中国历史，到逝世前在24史（加上被民国列为禁书的《清史稿》是25史）中，除了《北史》（鲜卑人的北朝史）、《辽史》、《金史》、《元史》、《清史稿》没有批注，其他汉人王朝的史都批注了！！！难道这不是他认为“汉即中国，夷狄不是中国”的表现吗？毛泽东1938年的《论持久战》中写道：“日本人还做着蒙元灭宋、满清灭明、西班牙灭印加、英国灭印度、德国灭捷克的好梦，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历史上，西班牙灭印加、英国灭印度、德国灭捷克表征着是印加、印度、捷克的亡国。毛泽东把蒙元灭宋、满清灭明和西班牙灭印加、英国灭印度、德国灭捷克并列在一起，其潜意识就是在说蒙元灭宋、满清灭明是中国的亡国！1944年毛泽东说：“汉奸们现在该学吴三桂晚年剪辫反满清那样反日本了！这样临死前反正，人民可能还能饶其不死！”显然，毛泽东把日本和满清列为一个性质！它们都是中国的外敌！

 上世纪50年代，中国有一个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争论，其中所有认为辽、金、元、清不是中国的学者，大部分都没在后来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文革中30万蒙古人因为“勾结外蒙古修正主义者”的罪名被枪决，300万人被批斗，比例远大于汉人在文革中被枪决和批斗的人口的比例！文革中满清装--马褂长袍被彻底消灭，大部分满人把民族改成汉族，直到1978年后才改回满族，几乎全部的满人都因为满清而被批斗。毛泽东时代到处都有对推翻蒙元,重建汉人王朝的明太祖洪武帝的赞美文章,没一人敢骂明太祖!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砸了满清东陵和沈阳满清皇陵,但明太祖洪武帝的明孝陵却受到了特别保护! 这一切，恐怕都与毛泽东意识中不承认蒙元和满清是中国的正统王朝有关。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不承认蒙元和满清是中国的正宗朝代呢？

其实也不单毛是这么认为，从以上事例可见，蒋亦有如此认识，甚至在明朝灭亡的原因上，较毛低了一层，认为明朝灭亡是李自成的责任。两人的共同点，就是都具有民族主义意识，而且是单纯的民族主义而不是包括国家主义的民族主义情结，只是毛在夺权以前善于将其民族主义给包装起来。情感决定其智商，二人的立场决定其对历史的认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毛本人对历史的认识，仅是为了满足其权术的需要，且单以智商来论毛，毛的数学考试曾吃过鸭蛋，也就决定其对权术之外的历史不可有深入的理解力，这种智商是不可能反省其在历史认识上的错误。总之，以毛的智商和无底线的心术，他不承认蒙元和满清是中国的正宗朝代也就在所难免，这决定了毛必是一个瞎折腾的昏暴之君，他治国无术，只会造成亡不了中国也会出卖中国的国家悲剧！

中国人无权知道中国国土版图

北京高院宣布：中国人无权知道中国国土版图

律酷法律  今天

北京高院宣布：中国人无权知道中国国土版图

案件回顾

2017年8月15日，殷敏鸿向外交部申请政府信息公开：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没有签署过放弃中国国土（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协议。

历史资料参考（来自百度百科）：唐努乌梁海，属于中国领土，1914年被沙俄占领，16.8604万平方公里，现俄罗斯图瓦共和国管理，历史其他政府从未在法律上正式放弃俄占唐努乌梁海的领土主权。

外交部答复如下：

2018年3月7日，殷敏鸿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了中国外交部。结果如下：

这么简单问题，为什么搞的这么复杂：1.外交部答复：中国领土版图涉密，中国人没有权利知道。2.北京高院回答：外交部答复正确，我们不管。中国的版图中国人不能知道，谁能知道呢！这个问题太深奥了，无法解答。

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二条规定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国人小心了，如果你知道中国实际版图，是否应该被追究刑事责任呢？

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钓鱼岛和台湾岛加起来都没有唐努乌梁海地区四分之一大，但是中国人连知道中国领土都要冒着被判刑的风险，中国法律是还是中国人的法律吗！！！​​​

网友评论

我们有多少对现代文明的偏见？

丛日云

我在美国的时候常遇见这样的中国学生，他们与美国教授吵架：“我们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你们美国才二百年。我们创造辉煌的文明时，你们还在树上爬呢！你们有什么资格对我们指手画脚呢？”我在国内一次会上，听到一位中国名牌大学教授，也是美国名牌大学培养出来的博士也讲过类似的话，但他引述的是一个哈佛教授的话，把人称变了，没用猴子的比喻而已。我们的反美斗士也乐得援引美国人作权威，让他们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其实，这是在偷换概念，将文明的历史与一个政治国家的历史进行比较。美国是西方移民建立的，他们传承的是历史悠久的西方文明。就像我们的一些边疆地区，开化得非常晚，但那里的大多数居民是中原早期开发地区的移民。最初登上北美土地的那些欧洲人不是刚从树上爬下来，而是乘坐着“五月花号”那样的帆船横跨大西洋而来。那浩瀚的大西洋岂是猴子能爬得过来的？在这些船民身上，承载着四千多年西方文明的遗产。

《五月花号公约》不仅树立里“美国精神”，也标榜了文明尺度和国家道德

至于美国是否有资格对我们提出一些忠告，那要看我们是否想搞现代化。如果我们想学某些北美印第安人、阿米希人，拒绝现代化，我们就不需要美国人对我们“指手画脚”。如果我们还想搞现代化，那么我们就应该明白，虽然我们有悠久的文明，但那是农业文明，而现代化是工业文明和信息时代的文明。对于前者的创造，中国居功至伟；而对于后者，美国是创始者，领先者。所以，美国虽然是年轻的国家，但却是最古老的现代文明。在现代文明方面，他们是创始者、是先生，我们是后来者，是学生。他们才是老资格。我们已经向他们学习很多，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学习。

不过，很少有国人能够意识到，即使在古代文明方面，我们也没有理由在他们面前摆老资格。在学术界，文明是有公认标准的。就是出现文字（不是象形符号）、青铜器、城市或国家，按公认的标准，中华文明的历史也就是3500年左右。从商代算起。夏朝是否进入了文明，由于没有可靠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为根据，我们目前只能存疑。至于五千年，都算到三皇五帝去了，因为算到夏朝，也不过四千年。在我们的历史年表上，五帝每个在位约一百年，这样才勉强拉出个打了折扣的五千年。

实际上，所谓五千年文明是指人类五千年文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大约五千到五千五百年，古印度和米诺斯文明大约四千到四千五百年，中国大约三千五百年，我们这里又一次偷换概念，将指称人类文明的五千年安到中国身上。

在古代几个重要文明中，中华文明是相对后起比较年青的一个。比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晚二千年，比西方文明要晚大约一千年。但西方文明是第二代文明，因为它是在继承西亚和埃及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中华文明属于第一代，是从新石器时代直接成长出来的。

如果将美国视为西方的一个亚文明，这个亚文明也不止二百年，而是近四百年。美国文明应该从五月花号着陆算起（1620年）。这批船民是乘坐着当时最先进的帆船，靠着最先进的航海技术，怀揣着《圣经》来到北美大陆的，不是刚从树上爬下来的。他们登陆十几年，就在附近创办了哈佛大学（1637年）。所以有“先有哈佛，后有美国”之说。而所谓二百年之说，指的是二百年前他们制定了宪法，建立了联邦国家。那可是当时世界上最具政治智慧的宪法，它是从古典希腊城邦时代直到18世纪西方政治智慧的结晶。我们这个民族要具有那种政治智慧，还不知需要多少年！

这种比不过今天就比历史，拿老祖宗来为自己撑腰的心态，几乎是所有落后民族都有的。如果比资格，希腊人在今天的欧洲已经落伍，但他们就经常面对着北方的暴发户摆老资格。中国人常说，唐宋时代中国如何比西方先进，但也许阿拉伯人比中国人更有资格说这个话，因为那几百年，落后的西方人大大受惠于阿拉伯人。

如果阿拉伯人听到中国人说那时中华文明世界第一时，一定会惊愕地瞪大眼睛，因为按他们的“常识”，那几百年他们是世界第一。中国人摆老资格时，也许没有把黑非洲放在眼里，但早在19世纪，黑人民族主义者就已骄傲地宣称：黑人创造了最古老的文明并将其传播给全人类。亨利•加尔内就说过：“当我们种族的这些代表惊奇地充满世界时，现在傲慢自夸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祖先还居住在地下洞穴中，他们有的赤身裸体，有的仅用野兽皮遮羞蔽体。”即使抛开古埃及文明是否黑人创造的争论不谈，单就现代人都起源于非洲而言，黑非洲人的确比任何民族更有资格摆老资格。

如果我们并不比西方更老，那么在古代我们比西方更发达吗？

“中华文明在古代比西方发达，只是最近这几百年落后了”，这几乎是多数中国人的常识。其实，在历史上大部分时期，西方文明的发展水平都高于中国。从两个文明的起点上看，当米诺斯文明修建起宏伟瑰丽的宫殿和创作出美伦美奂的壁画时，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夏朝时期，但我们的考古学家迄今所挖到的据称是夏朝的东西，其发展水平没法与米诺斯文明相比。此后四千年中，大约有二千多年西方文明的发展水平高于中国，一千多年中国的发展水平高于西方。中国高于西方的时期，主要是西方历史上的两个“黑暗时期”（Dark Ages），即公元前12—8世纪，公元5—10世纪或再往后一点。但这两个时期都是蛮族入侵，打断了西方文明的正常发展进程以至出现大倒退的时期。

要多说几句的话，西方文明有一大特征，就是飞跃式发展。有人说希腊文明不是逐渐成长的，而是“燃烧着喷发出来的”。我们经常将我们唐宋时期与同时代的日尔曼人相比，的确，这个时期两者的反差是巨大的。但是我们忽略了三点，其一，这是日尔曼人入侵的结果，它造成西方文明短暂的晦暗，我们仅拿出这一段来比较，就抺去了此前二千多年西方文明辉煌的历史。我们不能将此时从原始森林中刚涌出来的日尔曼人来代表整个西方文明，就如我们不能将秦汉时期的匈奴人、南北朝时期的北方五胡、元代入主中原的蒙古人、清代入关的女真人作为中华文明的代表一样。其二，尽管中世纪西方文明发展水平低，但它代表一种新型的文明，孕育了现代文明的胚胎，具有向现代文明发展的内在趋向。它注定会发展为现代文明。其三，虽然它起点低，但速度快得惊人。每百年社会就面貌一新。

虽然11世纪起它刚开始走出黑暗时代，但12世纪到13世纪，罗马法复兴、亚里士多德革命、教皇革命、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城市繁荣、议会制度形成。14世纪就开始了文艺复兴，15世纪开始了全球航行的地理大发现，16世纪发起宗教改革，17世纪，奠定了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18世纪发起了工业革命，19世纪将地球的大部分变成其殖民地，20世纪，在一场新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进入了信息社会，也就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信息社会文明。这一切变化的根源已经孕育在那个被人瞧不起的黑暗时代。

如果我们在中国的唐宋与欧洲的黑暗时代的巨大反差中得到一种心理满足的话，那么，故事的另一半却是令我们尴尬的：仅用了四五百年时间，这个一度在发展水平上远不如我们的文明就走在了我们前头。

传统西方文化是前现代的、准现代的，而其它传统文明是非现代的、反现代的。两种传统文明不仅是发展水平的差别，还有类型上的差别。

似这样对西方文明的偏见在我们许多国人的头脑中还有很多。

比如人们熟知的一个说法，似乎西方文明或基督教文明本性上就具有扩张性、侵略性。证据之一就是十字军。其实，在十字军之前和之后，是伊斯兰教的大肆扩张，十字军是基督教面对伊斯兰教扩张的一个自卫性行为，所谓收复失地。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时期有五个大主教区，其中四个半都被伊斯兰教夺去了，只剩下一个罗马大主教区，也被伊斯兰教占了一大部分。那数百年的时间里，基督教处于被动的守势，东西南三面受到伊斯兰教的攻击。西亚丢了，北非丢了，伊比利亚半岛被占了几百年，连巴黎也差点让穆斯林占去，十字军帮助东方的基督徒兄弟抵抗伊斯兰教进攻，收复“圣地”，结果也没达到目的，伊斯兰教在东部仍在扩张，直到15世纪将巴尔干半岛和南欧的其它一些地方也占了。可在我们的宣传书中截取历史的一个片段，告诉人们，阿拉伯人是自卫的，而十字军却落下侵略扩张的骂名。直到今在，阿拉伯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宣传他们向外扩张的民族英雄，而西方政治家一不小心援引了十字军，就会招来一片骂声。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注：本文选自丛日云老师文章，原标题为《我们对西方文明有多少偏见》，有删节

王小波：我看国学

文章导读

任何一门学问，即便内容有限而且已经不值得钻研，但你把它钻得极深极透，就可以挟之以自重，换言之，让大家都佩服你；此后假如再有一人想挟这门学问以自重，就必须钻得更深更透。

作者简介

王小波(1952-1997)，当代著名学者、作家。出生于北京，先后当过知青、民办教师、工人，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1984年赴美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求学，2年后获得硕士学位。在美留学期间，游历了美国各地，并利用1986年暑假游历了西欧诸国。1988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92年9月辞去教职，做自由撰稿人。

我现在四十多岁了，师长还健在，所以依然是晚生。当年读研究生时，老师对我说，你国学底子不行，我就发了一回愤，从《四书》到二程、朱子乱看了一通。我读书是从小说读起，然后读四书；做人是从知青做起，然后做学生。这样的次序想来是有问题。虽然如此，看古书时还是有一些古怪的感慨，值得敝帚自珍。

读完了《论语》闭目细思，觉得孔子经常一本正经地说些大实话，是个挺可爱的老天真。自己那几个学生老挂在嘴上，说这个能干啥，那个能干啥，像老太太数落孙子一样，很亲切。老先生有时候也鬼头鬼脑，那就是“子见南子”那一回。出来以后就大呼小叫，一口咬定自己没“犯色”。总的来说，我喜欢他，要是生在春秋，一定上他那里念书，因为那儿有一种“匹克威克俱乐部”的气氛。至于他的见解，也就一般，没有什么特别让人佩服的地方。至于他特别强调的礼，我以为和“文化革命”里搞的那些仪式差不多，什么早请示晚汇报，我都经历过，没什么大意思。对于幼稚的人也许必不可少，但对有文化的成年人就是一种负担。不过，我上孔老夫子的学，就是奔那种气氛而去，不想在那里长什么学问。喜欢真话的，加博士微信neican44朋友圈更精彩！已经加了其他微信的，别再加了！

《孟子》我也看过了，觉得孟子甚偏执，表面上体面，其实心底有股邪火。比方说，他提到墨子、杨朱，“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如此立论，已然不是一个绅士的作为。至于他的思想，我一点都不赞成。有论家说他思维缜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他基本的方法是推己及人，有时候及不了人，就说人家是禽兽、小人；这股凶巴巴恶狠狠的劲头实在不讨人喜欢。至于说到修辞，我承认他是一把好手，别的方面就没什么。我一点都不喜欢他，如果生在春秋，见了面也不和他握手。我就这么读过了孔、孟，用我老师的话来说，就如“春风过驴耳”。我的这些感慨也只是招得老师生气，所以我是晚生。

假如有人说，我如此立论，是崇洋媚外，缺少民族感情，这是我不能承认的。但我承认自己很佩服法拉第，因为给我两个线圈一根铁棍子，让我去发现电磁感应，我是发现不出来的。牛顿、莱布尼兹，特别是爱因斯坦，你都不能不佩服，因为人家想出的东西完全在你的能力之外。这些人有一种惊世骇俗的思索能力，为孔孟所无。按照现代的标准，孔孟所言的“仁义”啦，“中庸”啦，虽然是些好话，但似乎都用不着特殊的思维能力就能想出来，琢磨得过了分，还有点肉麻。这方面有一个例子：记不清二程里哪一程，有一次盯着刚出壳的鸭雏使劲看。别人问他看什么，他说，看到毛茸茸的鸭雏，才体会到圣人所说“仁”的真意。这个想法里有让人感动的地方，不过仔细一体会，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在内。毛茸茸的鸭子虽然好看，但再怎么看也是只鸭子。再说，圣人提出了“仁”，还得让后人看鸭子才能明白，起码是辞不达意。我虽然这样想，但不缺少民族感情。因为我虽然不佩服孔孟，但佩服古代中国的劳动人民。劳动人民发明了做豆腐，这是我想象不出来的。

我还看过朱熹的书，因为本科是学理工的，对他“格物”的论述看得特别的仔细。朱子用阴阳五行就可以格尽天下万物，虽然阴阳五行包罗万象，是民族的宝贵遗产，我还是以为多少有点失之于简单。举例来说，朱子说，往井底下一看，就能看到一团森森的白气。他老人家解释适，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此乃太极图之象），井底至阴之地，有一团阳气，也属正常。我相信，你往井里一看，不光能看到一团白气，还能看到一个人头，那就是你本人（我对这一点很有把握，认为不必做实验了）。不知为什么，这一点他没有提到。可能观察得不仔细，也可能是视而不见，对学者来说，这是不可原谅的。还有可能是井太深，但我不相信宋朝就没有浅一点的井。用阴阳学说来解释这个现象不大可能，也许一定要用到几何光学。虽然要求朱子一下推出整个光学体系是不应该的，那东西太过复杂，往那个方向跨一步也好。但他根本就不肯跨。假如说，朱子是哲学家、伦理学家，不能用自然科学家的标准来要求，我倒是同意的。可怪的是，咱们国家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出不了自然科学家。

现在可以说，孔孟程朱我都读过了。虽然没有很钻进去，但我也怕钻进去就爬不出来。如果说，这就是中华文化遗产的主要部分，那我就要说，这点东西太少了，拢共就是人际关系里那么一点事，再加上后来的阴阳五行。这么多读书人研究了两千年，实在太过分。我们知道，旧时的读书人都能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随便点出两个字就能知道它在书中什么地方。这种钻研精神虽然可佩，这种做法却十足是神经病。显然，会背诵爱因斯坦原著，成不了物理学家；因为真正的学问不在字句上，而在于思想。就算文科有点特殊性，需要背诵，也到不了这个程度。因为“文革”里我也背过毛主席语录，所以以为，这个调调我也懂——说是诵经念咒，并不过分。

二战期间，有一位美国将军深入敌后，不幸被敌人堵在了地窖里，敌人在头上翻箱倒柜，他的一位随行人员却咳嗽起来。将军给了随从一块口香糖让他嚼，以此来压制咳嗽。但是该随从嚼了一会儿，又伸手来要，理由是：这一块太没味道。将军说：没味道不奇怪，我给你之前已经嚼了两个钟头了！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四书五经再好，也不能几千年地念；正如口香糖再好吃，也不能换着人地嚼。当然，我没有这样地念过四书，不知道其中的好处。有人说，现代的科学、文化，林林总总，尽在儒家的典籍之中，只要你认真钻研。这我倒是相信的，我还相信那块口香糖再嚼下去，还能嚼出牛肉干的味道，只要你不断地嚼。我个人认为，我们民族最重大的文化传统，不是孔孟程朱，而是这种钻研精神。过去钻研四书五经，现在钻研《红楼梦》。我承认，我们晚生一辈在这方面差得很远，但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四书也好，《红楼梦》也罢，本来只是几本书，却硬要把整个大千世界都塞在其中。我相信世界不会因此得益，而是因此受害。

任何一门学问，即便内容有限而且已经不值得钻研，但你把它钻得极深极透，就可以挟之以自重，换言之，让大家都佩服你；此后假如再有一人想挟这门学问以自重，就必须钻得更深更透。此种学问被无数的人这样钻过，会成个什么样子，实在难以想象。那些钻进去的人会成个什么样子，更是难以想象。古宅闹鬼，树老成精，一门学问最后可能变成一种妖怪。就说国学吧，有人说它无所不包，到今天还能拯救世界，虽然我很乐意相信，但还是将信将疑。

儒家文化的最大遗毒就是“习惯虚伪和集体无意识”（深度好文）

作者：邓晓芒（中国现代哲学家，曾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西方哲学研究所所长，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

拙文《我与儒家》在半年多前于《探索与争鸣》杂志发表以来，关于“我是批判儒家的儒家”的“怪论”引起了众多议论，大致有两种。

一种是属于批判儒家的一方，有人说你邓晓芒干吗要自己把个儒家的帽子给自己戴上，未免污了自己一世清名；有人说连邓晓芒都妥协了，可见舆论的压力多么可怕！

一种是属于捍卫儒家的一方，有人得意地欢呼，说这是儒家阵营的一次“胜利”；还有人以儒家正宗代表自居，鄙夷不屑地宣布：我们不承认你是儒家！给人一种入党申请书被支部书记拒绝了的感觉。

所有这些议论都是建立在误解之上的。我的本意，既不是向儒家伦理作出退让，也不是想混入儒家阵营里面充当“卧底”，而是以自我批判的公开姿态向儒家伦理的更深层次突进，「使它建立于中国人的潜意识或集体无意识中的隐秘基础暴露出来，受到触动和质疑」。

当然，即使如此，这种潜意识中的基础也不可能完全被摧毁，更不可能清除，但「至少能够建立起中国人的一种彻底反省的自我意识结构，摆脱以往那种毫无反思的自得心理」，打破自以为圆满无缺的封闭状态，而为接受外来新思想和新价值开辟道路。

因此，我的这种现身说法看起来好像是想和儒家传统达成某种沟通和共识，但其实我的态度正是对这种共识所进行的一番更深层次的自我批判。

我并不把儒家学者看作是一些老古董，一批怪人、不可理喻的顽固派，而是和我一样的中国人，他们所认可的价值，我大都有同情的理解；但我仍然要批判他们的思想观念，其实也就是对自己这种同情的理解加以反省。

而那反省和质疑的标尺，并不像他们所以为的，全都是来自西方的价值尺度，而是当代开放了的中国的现实生活，这种生活早已受到西方社会经济文化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西化”了，加入了全球化时代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

在人文科学领域中，做学问的人最忌的就是凌空蹈虚，从文本到文本，或者陷入思古之幽情而无法自拔。在新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我们反思过去，是为了现实和未来。这是儒家文化起死回生之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再造之缘。

01

首先，要把儒家文化看作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就必须跳出儒家学说那些具体琐碎的细节规定而把握其总体的精神，这种精神几千年来支配着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几乎到无孔不入的程度。

今天很多儒家学者所做的恰恰相反，他们的研究中充满着寻章摘句和繁琐考证，这些考证「超不出前人两千多年所积淀的学术遗产，却又平添了现代学者由于幼学功底无法与前人相比而生出的无数错谬和纰漏」，但他们仅凭这种热心于读经解经的态度就为自己赢得了学问“扎实”、路子“纯正”的美名。

前两年李明辉先生曾劝我坐下来先花上十年专心研究儒家经典再来谈儒学，我相信他是好意，也许看中了我是根研究儒学的“好苗子”吧。如果我估计自己能够活到两百岁，或许还真可以考虑一下他的建议，说不定还能把儒学做到超越古人的程度。

但我不具备那样的野心，而宁可在儒家经典中凡是遇到需要考证的问题，就翻书或者上网，查阅历代那些公认的权威学者的研究成果。我认为在今天，当代学者在考据之学上要想和古人比高低，除非新出土了久已失传的原始文本，基本上是在做无用功。

而且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并不是这些考据工夫所造成的，也根本不能从这方面去解释。我们今天能够做的是开拓视野，拉开距离，从地球那一边的文化眼光来从整体上审视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才有可能把握儒家文化的大格局，以及它之所以成为我们的集体无意识的原委。

这就是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其次，我们还要避免当代儒学研究中常见的谬托知己、强解古人的冲动。

上个世纪的新文化运动以来，学界精英从日本和西方翻译和习得了一套一套的现代学术话语，这套话语的背景和中国传统几千年的文化土壤是完全不同的，但由于急功近利的心态，这些精英分子在未能吃透这些概念、甚至是用自己文化中的固有概念加以附会(所谓“中国化”)的前提下，便以之作为武器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

这种做法一方面由于并没有展示出西方观念中真正与我们的传统观念相异的地方，因而不能击中传统文化的要害；另一方面也正好给传统文化的捍卫者们留下了口实，即认为你所说的那些词汇的含义，如民主、自由、平等……甚至女权等等，在中国古已有之，西周早已建成了世界上最早的“民主共和国”，用得着你们来启蒙吗？

实际上，随着“国学热”的又一次兴起，后面这种倾向在学术界可以说愈演愈烈，还美之名曰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大家似乎都觉得，只要把我们传统中的“好东西”挖掘出来，用现代衣装“创造性”地乔装打扮一番，就连改革开放都用不着了，我们已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民主法治国家了。

这种玩弄文字游戏以自娱自乐的做法极大地败坏了思想界的风气，只不过是「以情绪化的意淫来代替严肃的学术研究，掩饰和缓解自己的自卑情结，注定是立不住脚的」。

如果说，前面那种倾向是利用“小学”考据来转移研究方向的话，那么这里这种倾向则是利用义理偷换来忽悠对儒学望文生义的人，阻止人们从更深层次把握儒家学说本身的真义。

最后，我特别要提醒人们关注当前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现实变革，这种变革对传统儒家文化几乎每一个命题都来了一个彻底的颠倒，但唯一没有变化的是人们的思维方式。

我这里的所说的没有变的东西，就是指人们潜意识中的观念。儒家文化在当代所具有的意义就是这样，它只存在于人们的潜意识中，只表现在人们不自觉的思维方式中，而在人们有意识的行为活动中，谁都知道这些传统的潜规则是不适应当前的现实生活的。

只不过知道归知道，人们虽然并不按照这些被鼓吹的原则去做，却习惯于将它们写在字面上，挂在口头上，希望让别人去做、去建立一个“好的社会风气”。最奇诡的是，哪怕人们都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却又都一致认为，这些字面上、口头上的东西仍然是绝对不容置疑、天经地义的。

这就造成了当前国人一种极富“中国特色”的心态，即「尽管大家都不相信那些满大街流行的冠冕堂皇的道德口号，很少有人真心地按照那些说出来的话语行事，但私下里却又人人都认为，那是人们应该按照去做的基本行为规范」，虽然自己做得不怎么样，但必须从娃娃抓起，教给孩子们、尤其是别人家的孩子们去做。

就中国人现实的生存方式来说，不管这个人信奉的是什么，这种特色心态是绝大多数人的心态，所以我称之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

这种集体无意识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这就是不管你是儒家、道家、佛家的信徒，还是30年代流行的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科学主义……的信徒，都逃脱不了这种集体无意识对自己内心思维方式的支配。

我们可以说，广义的儒家文化形成了中国人传统中根深蒂固的人格结构模式，不是轻易的什么“主义”能够改变的。

而在经历了当今如此巨大的现实变革以后，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这种集体无意识的顽强性和深刻性，才能直接面对它而采取有针对性的反思。

因此，要揭示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光是停留于书本是无济于事的，必须要深入生活本身，对中国的现实有切实的生活体验和广泛的底层信息，对一般老百姓的生存状态有贴近的观察和亲身体会，知道他们会说什么、想什么。

儒家文化几千年来一直是以贴近百姓的日常生活而见长的，但在今天，研究儒家文化的学者的一个差不多是共同的特点恰好就是脱离实际：

有的躲在远离大城市的偏僻之地构想整个国家甚至整个“天下”的理想的政治宏图；有的积极介入当前高层政治动向，以寻求知遇和做帝王师为此生终极的追求目标；有的则努力将儒家变成一门“行为艺术”，把自己从里到外打扮成古之儒者，享受一种傲视群氓、自鸣清高的快感。

至于当今现实生活中到处发生的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问题，如拆迁问题、矿难问题、农民工问题、失业问题等等，都基本上在他们的视野之外。

这些人的作为，其实还不如那些利用“国学热”开班赚钱的伪儒，后者至少还有一种对中国当今时代的现实感，尽管欺人，却不自欺。

02

那么，这种传统的集体无意识是如何形成的呢？应该说，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有关。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又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夏禹治水而家天下，开创了中国以家庭农业自然经济为政治文明之本的国家；商代重商，拜鬼神，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夏的以农为本的国策，但树立起了神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威性；周代综合了上两代的政治制度，主张“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既坚持了以农为本的世俗政策，又引入了君权神授的意识形态，将之改造为君王通过百姓的视听而奉行天意的政治合法性，形成了在孔子看起来最完备的政治制度即礼制。

三代体制虽有损益，但基本的大原则是不变的，这就是立足于中国自古以来以家庭为单位所从事的传统农业自然经济。

这种自然经济要达到一定的稳定性和安定性，没有一个大一统居高临下的皇权是不可能的，因为自然的家庭或家族依靠血缘纽带联系，不需要每个个体都具有理性来习得参与国家政治行为的能力。

国家只有通过由圣王把老百姓全体关进笼子里才得以成立，否则就只能是一盘散沙、兵荒马乱、盗贼遍地、民不聊生。

儒家伦理正是顺应了这种时代的需要而产生出来的，在中国历史几千年的缓慢进程中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它的那些基本信条和思维模式，已经成为了这个民族长期习焉而不察的生活态度。

这种生活态度已经积淀在民族文化心理深处，成为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它包含的核心内容，首先就是作为一个国家的臣民对一个圣王或明君的渴望。

据说孔子就是“三月无君则惶惶如也”的“丧家犬”，不管孔子是承认还是否认这种心态，这是从古代士大夫到平民百姓的一种潜意识。

当然，同一个潜意识表现出来可能有不同的方式。儒家学者肯定是“学而优则仕”，不但在庙堂之上为君分忧，而且在江湖之远更加倍地“忧其君”；老百姓则公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哪怕是引车卖浆之徒，也对带有“官家”印记的一切事物肃然起敬。

道家表现得有所不同，在个人生活中远离官场和政治。不过，虽然他们对于现实的权力时常表现出不屑和轻蔑，但在理想中仍然是将“圣王”摆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

《庄子·大宗师》中就谈及“圣人用兵”之道，“利泽施乎万世”；《庄子·应帝王》中实际上也是在给理想中的帝王出主意，和老子的“治大国如烹小鲜”意思相同。他们尽管都远离权势，但并非不想做官，而只是不想做现在这个充满肮脏小人的世界的官，而向往在古代圣王手下当官。

至于那些隐士，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在同一首诗中自况为“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其实是愤世疾俗之言，相当于说：“眼不见心不烦”。他还另有《感士不遇赋》，直接表达未能遇到心目中的圣王的遗憾。

道家对儒家的批判主要是针对其虚伪，而对儒家所宣扬的那些价值基本上还是认同的。所谓“黄老之学”就是将传说中的老子和黄帝思想双方结合、也就是学术和权力结合的产物。

法家本身出自于儒家(说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及熊十力《原儒》)，虽然它已经朝政治实用主义单向发展，并反过来指责儒家空谈误国，但除了斥责儒家那套社会理想不切实际之外，从来也没有说过这些理想本身的坏话(在这点上和道家对儒家的批判类似)，反而将它们当成愚弄百姓不可缺少的统治工具。

传说宋代赵普为太祖重臣，长于吏治而拙于学术，自称他是“半部论语治天下”，此话长期以来被儒生们引以为自豪，没有人听出里面的嘲讽的意思。至于墨家，除了主张兼爱而与儒家主张差序之爱有所不同之外，在《贵义》和《尚同》等篇中的观点，所谓“一同天下之义”，即“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天子又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在最终归宿上和儒家如出一辙。

儒家虽有“和而不同”一说，但那只是针对具体事务，在“上同于天”这点上和墨家是一致的。据说墨子原为孔子的学生，后来自立门户，与儒家成为当时并立的两大显学，这是可信的。但墨子的学说由于不具有政治可操作性，尽管他日夜奔走于权贵之间，却无人采纳他的主张，不久便沦于衰落，几乎被人们遗忘了。

此外，兵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方技家(医、卜、星、相等)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最终无不着眼于一种治国之道的建构和传播，总是找机会将自己的一技之长献于君王、求得赏识。

总之，所有各家各派虽然皆有自己的学术研究，但其实目的并不在于发展学术，而在于扩大影响力，希望被上面当权的人注意到，最后得遇求贤若渴的君王“礼贤下士”地纳入麾下。

为此各派之间不惜采取各种卑劣的手段，对其他对立学派栽赃诬陷、攻讦谩骂、落井下石、甚至大开杀戒(如孔子之杀少正卯)，而真正富有学理的学术争鸣其实很少。

所以，我认为先秦时期号称“百家争鸣”的那个时代，其实应该改称为“百家争宠”，即各家各派都争相用自己的见解向君王和权势者邀宠。这是我2014年10月在北京参加“公共性与公共领域”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提出的观点，当时有德国汉学家对我主张中国历来不存在公共空间的说法提出质疑，说先秦百家争鸣不就是公共空间吗？

我的回答是，那不是什么“百家争鸣”，而是“百家争宠”，而且是极其可怕的非学术争夺。不只是失宠者惶惶如丧家之犬，而且即使那些得宠者如商鞅、韩非子，最后的下场也极为悲惨，一个被权势者车裂，一个被同为法家学派的李斯陷害而死，哪有半点学术自由？而这种争宠心态正是广义的儒家精神在各家各派中作为集体无意识的体现。

这种集体无意识如此的顽固，以致就连西来佛法一到中土也随即变味变性，成为协助主流意识形态治国平天下的一股精神力量。

这样一种一心向往权力的文化心理作为一种潜意识，直到今天仍然在中国知识分子、即使是那些理工科的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着，在国家所建立的各种奖励科研的政策和基金中也理所当然地设定了一个最核心的目的：

即解决国家目前所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从上到下，几乎没有人认为这样规定科研的目的有什么不妥；但却不断有人提出为什么中国的科研总是出不了大师级的人才和成果。

然而不可否认，儒家学说所立足的这一集体无意识在中国几千年的农业自然经济条件下，是适合于当时的社会一般状况的，这也正是为什么它能够渗透到诸子百家甚至后来的佛教以及五四以来的近代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中，被视为一切思想活动的不言而喻的前提的缘故。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也没有错，只不过这种儒家是放大了的儒家，我称之为“大儒家”文化，包括道、法、墨、佛和近代中国的启蒙思想家在内，就连高呼“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新青年”也不例外。

这种情况只是在最近30多年以来才破天荒第一次得到了改变。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引入，导致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已经开始解体，数以亿计的农民离开世代据以为生的土地进城打工，动摇了中国人几千年不变的生活方式，也悄无声息地在儒家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心理背景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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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90年代提出“新批判主义”的时代背景。通常认为，80年代的“新启蒙”只不过是对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的重申，是对蒙昧主义的拨乱反正，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新意。

一般来说这也没错。所以后来人们再一次离开80年代启蒙，将它看作“过时了”的东西似乎也很容易。

但是这些宣称要对80年代启蒙加以“反思”的人们同样也并没有反思出什么新的见解，而是直接搬出了几千年的老古董，美其名曰“国学”。

单从“国学”这一命名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几千年一贯的集体无意识的痕迹，就是以为凡带有“国”字头的学说，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占据权力上的至高点，从而在“百家争宠”中脱颖而出，似乎这才是正宗的皇家御制品牌。

无数的青年人由此被引上歧路，他们从小就被灌输的集体无意识使他们几乎是自然而然地就接受了这套听起来言之成理甚至天经地义的论调，诸如“生为中国人，怎么能够数典忘祖呢？”“连自己的文化的根都搞不清楚，还谈什么学问？”“学以致用，学习的目的在于报效国家。”

这些论调本身谈不上有什么错，但是问题是，还有另外一些不一定与此相冲突、但却不同的观点，在这些论调的强势压力之下，都被当作不恰当的而排除掉了，在这些观点的争鸣中，学术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甚至道德问题，凡是不同意这些论调的人都被当作另类而遭到压制和边缘化。

有些做国学的人有时也感到很冤枉，因为他们自认为自己也受到某些压制，属于学术界的“弱势群体”。但其实问题并不在这里。只要是百家争宠，得宠的总是个别的，当年孔子还不是一生不得志、惶惶如丧家之犬？后来得宠的是法家，再后来，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成为“术”，其实还是儒家和法家分宠。

所以受压制受冷落也有不同的情况，有的是在争宠过程中受到冷落，被另外更加得宠的势力盖过了风头；而有的则是根本就不去邀宠，自甘边缘化。只有后者才是真正开始试图跳出集体无意识的怪圈，开辟一条新的学术之路。

当然这是很不容易的，例如学西学的总是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学问仍然当作一种治国平天下缺少不了的工具。包括我本人在内，就是想要通过对西方哲学思维的研究来“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以便真正走出中国在当今世界上所面临的困境，这一宗旨赋予了我的学术研究以强劲的动力。

当然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与此并行的宗旨，那就是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本身的极大的兴趣，想要在一般人生哲学问题上与西方哲人达到某种对话和交流，甚至如果有可能的话，提出某些创造性的观点，以深化问题本身。

后一宗旨属于“纯学术”的范畴，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中不能说没有先例，但往往被前一宗旨(属于“现实性”范畴)盖过了，因此力量极其孱弱，不足以支持学者在学问上的不断进展。

我的“新批判主义”在这一点上自认为有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通过我对自身中的集体无意识方面所作的自我反思和批判，而与之保持必要的距离，最大可能减轻它对学术研究本身的干扰，但仍然保留它对学术研究的动力。

我知道完全摆脱它是不可能的，但只要我具备充分的自我批判精神，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消极作用是可以得到控制的，而它的积极作用则能得到恰当的利用。

其实，知识分子作为人类社会的精英，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怀本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即使那些潜心于数学和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他们的研究本身也具有其社会意义，而且他们本人也必定会自觉到这种意义。

西方知识分子虽然不像中国传统士大夫这样具有社会使命感(所谓“忧患意识”)，但仍然时常显露出改良社会的意念，常常是以抨击和批判现实社会的方式，或者通过诉诸上帝正义的方式，这在人文知识分子中表现得更为直接。

然而有一点根本不同的是，西方知识分子对自身的身份有明确的独立意识，与世俗权力更自觉地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的学术研究决不是为了当官，而是有自身的纯学术目标。

因此我们不能说西方知识分子就不关心社会现实而只做纯学问，而只能说他们对纯粹学问和社会现实的关系的摆放与中国传统士大夫是不同的，甚至是颠倒的。

这种颠倒，正好合乎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颠倒的时代，一切都处于颠倒中(“转型”只是委婉的说法)。

这种颠倒从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但总是在颠倒一阵子后，又“顺”过来了。其原因，就在于这种颠倒不是深层次的颠倒，不是触及集体无意识的颠倒。

“新批判主义”的一个最大的推进，就在于把这种批判转向对批判者自身的自我批判，从而深入到自身内部的集体无意识的深处。这看起来好像是个人私下里的一种自言自语，但却显示出对整个民族传统最顽固的根基的一种无声的摧毁。

从此我们再也没有什么现成的基础可以依赖了，一切都必须依靠我们自己个体的自由意志的创造和选择。

当然在这种自由面前，一个从未有过自由经验的民族最可能的选择就是逃避自由，回归传统的母体；但是在当代现实条件下，这已成为了幻想或者幻觉。

一切有良知和上进心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应当看清这一形势，要尽一切所能地促进“启蒙的进化”，自觉地抵制目前盛行的开倒车的逆流，将对传统文化即“大儒家”文化的批判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

来源：原载《同舟共进》杂志2016年2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