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学明
1、
成吉思汗及其后代建立的庞大的蒙古帝国实行一国多制。对不同的被征服者，采取不同的统治模式。
在中亚和俄罗斯，蒙古人与被征服者的关系是宗主国与附庸国的关系，只征税、不统治。
而在中国，实行皇权专制制度，通过行省——路府州县——“社甲”，统治到户。
2
蒙古人征服俄罗斯比征服南宋早29年。
1240年，成吉思汗死后13年，他的孙子拔都率领蒙古骑兵征服了“罗斯”诸公国（“俄罗斯”最初叫“罗斯”），在伏尔加河下游建立了钦察汗国（又译为金帐汗国）。
蒙古人对罗斯的征服过程血腥残暴，梁赞、弗拉基米尔、特维尔、雅罗斯拉夫、基辅、莫斯科等城市先后被屠城。但征服之后，他们的统治却非常松懈。
蒙古人没有在罗斯建立自己的王朝，仅仅满足于做罗斯诸王公的太上皇。除了攫取贡物，他们对俄罗斯内部生活干预很少。
蒙古人最初派出或委托代理人收税，后来干脆把这项任务交给各公国大公。至于公国内部事务，蒙古人没有管理的兴趣。蒙古人与罗斯诸公国的关系是宗主国与附庸国的关系。除了交纳税赋，大公们每年要到蒙古可汗的大帐里行臣服礼，仅此而已。
蒙古人在俄罗斯不搞种族歧视，还与俄罗斯人通婚。1317年，莫斯科大公尤里娶了可汗的妹妹。
蒙古人允许罗斯诸公国持有武器，还可以有军队，各公国之间会发生战争。莫斯科公国和特维尔公国就发生过战争。莫斯科大公的夫人，也就是那位下嫁的蒙古公主，居然在战争中被杀死。
当然，钦察汗国的蒙古人也没有完全放任自流，作为蒙古帝国一部分，他们建立了畅通的道路和邮政系统，以便及时获得反叛信息并快捷地调动军队镇压，他们还认真地进行人口普查，以防止逃税。
3
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模式大家比较熟悉了。在这里与俄罗斯模式大致做一下比较。
与允许罗斯附庸国自治不同，蒙古人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是直接的深入的彻底的皇帝集权制度。
元朝沿袭了宋朝的政治、军事和税赋制度，并加以强化。将以前临时性质的“行省”固化为正式的行政层级，在路、府、州、县之上设立行省一级机构。元朝的行省规模大约相当于现在2——3个省。
县以下，蒙古人建立了社甲制度。在北方，50户为一社。在南方，20户编为1甲。由蒙古人（或色目人）出任甲主。甲主对甲内编户有绝对权威，“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
元朝在“路”一级（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地市级）设立了一元化领导职务“达鲁花赤”，作为“一把手”总揽一切。这一职务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
蒙古人在俄罗斯不限制人员流动，而在中国，规定人员出行必须到有司开具“文引”，也就是路条，相当于毛时代的“介绍信”。没有“文引”，人不能出行，旅店也不能接待，违者罪之。蒙古人还禁止夜间通行，违者鞭笞27下。
虽然俄罗斯大公们每年在向蒙古可汗行臣服礼时要吻可汗的靴子，但俄罗斯人没有被蒙古人歧视。而在中国，蒙古人建立了严格的种族歧视制度，将臣民分成4个等级。最高等级是蒙古人；第二等级是色目人，即西域各民族，包括突厥、维吾尔、回回、乃蛮等族；第三等级是汉人，包括北方汉人、契丹人、女真人和高丽人；第四等级是南人，即南方汉人。
蒙古人和色目人可以担任政府部门的正职，汉人和南人只能担任副职。1315年元朝实行科举后，特意制定不平等的考试制度，蒙古人和色目人的考试要比汉人和南人简单容易。
元朝在法律上也搞种族歧视。蒙古人和色目人犯罪由特殊机构审理，汉人和南人犯罪则按常规审理。本来，成吉思汗的传统法典“扎撒黑”规定犯有杀人、盗窃等罪都要处死，可元朝建立后，蒙古人杀死汉人和南人不用偿命，处罚仅仅是“断罚出征”和“全征烧埋银”。汉人和南人杀死蒙古人或色目人则必须处死。刑法还规定，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
前面说了，蒙古统治下的罗斯诸公国可以有武器和军队。可在中国，朝廷禁止汉人和南人养马、骑马、打猎，不准他们拥有兵器，相扑摔跤习武都不行，还禁止祠堂和集市活动。
蒙古人对中国的血腥征服和严密而残暴的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蒙元时期，中国人口减损约1500万。
4
为什么同是蒙古人统治，中国模式与俄罗斯模式差距这么大呢？
一个重要原因是，蒙古人在中国有儒家相助。儒家学说和儒者为蒙古人建立集权专制统治发挥了突出作用。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低文明异族全面征服并彻底统治的朝代。蒙古人在中国的“成功”得益于儒家。蒙元灭宋的重要策略出自儒家谋士；夷狄统治华夏的正当性由儒者论证；政治制度由儒者制定；干部队伍由儒家培养。还有，也是最重要的，中国人对权力的恭顺与服从，是儒家思想长期灌输的结果。
5
最先使蒙古人意识到儒学与儒者价值，特别是其统治效用的，是耶律楚材。
1215年，蒙古人攻占了金国首都北京。有人向成吉思汗推荐了耶律楚材。
契丹人耶律楚材是辽国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九世孙。辽国在90年前就被女真族金国灭掉了。亡国的皇族没有被灭族，成了金国皇帝的臣仆。从耶律楚材的爷爷起，三代人都为女真朝廷效力。
耶律楚材是汉化的契丹人，精通汉文，饱读诗书，有着深厚的汉文化修养和儒学积淀。
契丹族与蒙古族在血统上属于一个种族，耶律楚材仪表堂堂声音洪亮，成吉思汗对他有着自然的亲近感。成吉思汗对耶律楚材说：“契丹王族与金王族素相仇敌，朕今已为汝报仇矣！”耶律楚材没有感谢成吉思汗为自己报仇，却说到：“我之祖父、家父以及我本人，已经入朝侍奉金室，乃金王之臣仆也。我既已成为彼臣仆。若复对彼心怀敌意，即犯欺君之罪矣！”
耶律楚材甘为仇敌臣仆，忠心不二，深得成吉思汗喜欢。成吉思汗征服者众，仇恨者也众，特别需要臣仆有耶律楚材这样的忠君意识。
成吉思汗最初建立的蒙古帝国严格地讲算不上国家，而是氏族—部族联盟，成吉思汗是盟主而不是君主。这个联盟保留着部落传统，推举大汗和决定出征等重大事情必须经过贵族大会“忽烈尔台”通过。成吉思汗与追随者是用誓约结合的。随着军事征服的巨大胜利和权力的急剧膨胀，成吉思汗与追随者的盟誓关系向支配与顺从的君臣关系转化，成吉思汗需要追随者无条件的忠诚与服从，耶律楚材提供了建立这种君臣关系的思想资源。成吉思汗任命耶律楚材为军师，伴随其左右。
蒙古人习惯于杀戮和掠夺，但不懂得如何建立有效的统治。耶律楚材给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带来了统治的理念和理论。
蒙古帝国的政治架构本来是向着封建制发展的，犹如中世纪法兰克人在欧洲的模式——将征服的土地和人户分配给贵族。耶律楚材1236年说服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选择皇帝集权制，取消分封，建立层级行政体制，将土地和人户隶与郡县。
耶律楚材设计了朝廷礼仪，以固化君臣尊卑关系。在窝阔台成为大汗后，耶律楚材劝窝阔台的哥哥察合台率领贵族向大汗弟弟行臣服礼。儒版朝仪改变了蒙古民族的誓约习惯，使氏族——部族的同盟关系演变为君臣尊卑关系，大汗由盟主变为至高无上的君主。
耶律楚材还把税赋制度带给了蒙古帝国。在耶律楚材之前，蒙古人不知道税赋是怎么回事。他们只知道杀人和抢掠。有将领在征服甘肃后向成吉思汗建议把当地人杀光，将农田变为牧场。耶律楚材算经济账给成吉思汗听：留着这些人每年可以得到白银50万两、绫罗绸缎8万匹。谷物40万袋。比放牧收入更多。成吉思汗听后觉得有道理，没有采纳那位将领的屠杀建议，令耶律楚材制定税赋制度。（此事也有说是耶律楚材算账给窝阔台听。）
作为信儒之人，耶律楚材有仁义之心，但他在劝阻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血腥杀戮方面力不从心。从1215年跟随成吉思汗到1244年去世，耶律楚材是第一任大汗成吉思汗最信任的军师和第二任大汗窝阔台最倚重的大臣。这30年间，正是蒙古人杀戮最凶的时期。在中亚、在西亚、在俄罗斯、在东欧、在西夏、在中原，屠城无数。耶律楚材能做到的只是在大火中抢救书籍和寻找药物以防止成堆的尸体引发瘟疫。
6
最后完成征服中国大业并实现皇帝集权统治的是成吉思汗的孙子，第5任蒙古大汗忽必烈。
忽必烈还是藩王时就看重儒学和儒者。1247年他受封邢州，开始拢聚儒者。忽必烈幕府的儒者包括王鹗、姚枢、窦默、张文谦、张德辉、郝经等人，还有僧人刘秉忠。刘秉忠虽出自佛门，却是精通儒典之人，是忽必烈最重要的谋士。
忽必烈对孔儒效用曾有疑问。他问，孔子已经死去很久了，其思想还有意义吗？儒者张德辉答到：圣人与天地同始终，无往不在。殿下如果能行圣人之道，就会体会其意义。忽必烈又问，辽国因佛而亡，金国因儒而亡。是不是如此呢？张德辉答道，对辽国的事情我说不准，金国则是我亲眼目睹。其亡不是由于尊儒，而是尊儒不够。
忽必烈请儒者为他讲读《诗经》、《论语》、《孟子》、《孝经》、《书》、《易》和《资治通鉴》，讲齐家治国之道，他经常学习到午夜，在军中也坚持学习。
儒家的忠君思想是所有统治者都喜欢的。但蒙古人属于夷狄，入主华夏能否获得臣民的忠诚。儒家讲忠君，但他们会忠于夷狄之君吗？
忽必烈身边的儒者为蒙古人入主华夏提供了理论依据。儒者郝经说：“圣人有云‘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也就是说，只要进于中国，尊孔用儒，就可以当中国皇帝。用不着为民族和地域因素不自信。
儒者给了蒙古人全面征服并统治华夏的信心。当然，也换来了蒙古统治者尊孔用儒的热情。
1233年，离蒙古1279年灭宋还有近半个世纪，蒙古第二任大汗窝阔台下诏封孔子后裔为衍圣公，并修了孔庙。
1236年，蒙古朝廷派杨惟中、姚枢随军南下，搜集理学书籍，招纳儒释道医卜人才。杨惟中和姚枢从俘虏中发现了名儒赵复，说服赵复放弃自杀念头，随他们到了北京。两年后在北京开办了“太极书院”，由赵复讲授程朱理学。
1255年，忽必烈在其辖地西安办了儒家学校，任用理学大师许衡为管理儒学教育的官员（儒学提举），培养儒学人才，包括一批蒙古贵族子弟。
儒者不仅在论证蒙古人统治华夏的正当性上做出了理论贡献，忽必烈能够夺取汗位也与儒者的出谋划策有关。
在忽必烈因兵权在握受到第四任大汗蒙哥（忽必烈同母哥哥）的猜忌时，儒者姚枢献上韬晦之策，建议忽必烈把妻女送到大汗身旁，并亲自到蒙哥那里表达臣服之意，由此，解除了蒙哥的猜忌。
1259年，蒙哥去世。忽必烈正在鄂州前线与南宋作战。谋士郝经建议他与南宋权臣贾似道议和，立即北返，去争夺汗位。
1260年，忽必烈未经贵族会议“忽烈尔台”推选，自立为大汗。
当年铁木真成为成吉思汗是贵族大会推举的。成吉思汗以后的窝阔台、贵由和蒙哥三任大汗，都走了贵族大会推选的程序。窝阔台是成吉思汗死前指定的接班人，仍先由弟弟拖雷监国，走完“忽烈尔台”推选程序后才继位。忽必烈废止了贵族会议推选大汗的制度，并用武力打败了争夺汗位的弟弟，登上了大汗宝座。忽必烈身边的儒者也从藩王幕僚变成了朝廷重臣。
忽必烈1260年登上汗位后，即令刘秉忠、许衡、张文谦等人制定官制。1269年，忽必烈又让许衡等儒者制定了朝仪，定格君臣尊卑关系和臣属等级关系。
1264年，为了便于征服和统治全中国，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的建议，定都北京。
1271年，还是刘秉忠建议，从《易经》“大哉乾元”中取大元二字，将蒙古国号改为“大元”。以前，中国各王朝的国号多取自地名，而蒙古国号从国学经典中提取元素，寓意着正当性。忽必烈改元“大元”8年后，南宋被灭。
在蒙元灭宋的过程中，儒者贡献了重要的战略思想。蒙古人适合草原作战，骑兵是强项，不适合打攻坚战。蒙古征服南宋很不顺利，没有了以往的摧枯拉朽之势。针对这种情况，儒者姚枢建议忽必烈在蒙宋边界屯戌军队，耐心等待机会。这个战略获得了成功。
蒙元灭宋过程长达45年，是蒙古人所有征服中历时最长的。蒙古人口少，军人更少，成吉思汗死时军队才12.9万人。而南宋军队接近百万。蒙古与南宋打不起攻坚战和消耗战。蒙古人以往攻城，只要守方有一点抵抗行为，陷城后就必屠城。在儒者的建议下，蒙古人不再坚持这一做法。而是灵活处置。这样一来投降的反倒多了。这不仅减少了守方殊死抵抗所造成的蒙军消耗，还使蒙古军力有了正增长。一些南宋将领和军队在投降后即为蒙古人效力。守卫襄樊的南宋将领吕文焕就是例子，他一直抵抗到最后一刻，弹尽粮绝才被迫投降，投降后即被任命为攻宋前锋，吕文焕还沿长江招纳旧部，扩大灭宋队伍。在蒙古灭宋军事上有着重要贡献的南宋降将刘整，曾经是抵抗蒙古人的骁将，投降后被高度信任，刘整也为蒙古人立了功。当他听说最后关头投降的吕文焕沿江招纳旧部时，认为后来者的功劳盖过了他，居然气恨而死。
南宋很多地方官和将领不抵抗就投降，与南宋的昏庸政治有关，与蒙元尊孔、用儒、宣示天命所在有关，也与采取了灵活的招降政策有关。
7
尊孔用儒可以名正言顺地入主中国，可以不费力地建立统治秩序。忽必烈当然视儒者为宝。（只是不肯给正职。）
1261年，忽必烈成为蒙古大汗第二年，下令对俘虏儒士可“听赎为民”。1273年，又下令对被人掠卖的“南儒”由政府出钱赎为民。
忽必烈灭宋后，实行过一段对儒户免徭役的政策。
忽必烈重视儒学教育，在行省一级设立了“儒学提举司”，（也就是“儒学管理局”），对路、府、州、县的儒学教育进行管理。
1294年，忽必烈死了，他的孙子铁木耳继承帝位。新皇帝继位后即下诏崇奉孔子。
1307年，铁木耳死了。他的堂侄海山与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杀死了铁木耳的皇后、皇位竞争者阿难答和左丞相阿合台。皇后死得很惨，被脱光衣服审讯，然后装入袋中扔进水里淹死。海山哥俩为夺取帝位如此不仁如此残暴，抢到皇位后却立即下诏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
海山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被立为皇太子，他以《大学衍义》赐臣下。爱育黎拔力八达当上皇帝后，于1313年下诏将程颢、程颐、朱熹、司马光、张栻、吕祖谦、许衡从祀孔庙。
蒙元统治者在尊孔用儒方面非常用心。毕竟，一个只有十几万军队的小民族以集权专制方式统治5千多万人口的大华夏，离不开儒者和儒家思想的支撑。
8
有人认为儒家有宪政功能，还特别举例说，由于有了儒家，野蛮的蒙古人对华夏的统治才不那么残暴；由于有了儒家，成吉思汗的后代才趋向文明和仁义。儒家保护着人民。
通过本文中国模式与俄罗斯模式的对比，我们看到，在俄罗斯没有儒家，那里实行的是自治制度；在中国有儒家，也正因为有儒家，蒙古人才得以实行专制集权统治。
儒家的统治功效在于其忠君至上的意识，在于其严守尊卑礼制，在于其对权力的恭顺与服从。儒家的支撑使统治者的统治变得容易，放肆。
儒家政治意识的核心是依附，对权力紧密依附。儒家劝诱人民顺服权力，以君为纲。正是由于这一点，一个人口很少的野蛮民族对中国的统治才那么广泛，那么深入，那么残暴。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