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1月，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得知后的孙中山，给列宁发去贺电：“中国革命党对于贵国革命党之艰苦卓绝的奋斗，表示极大的敬意；而且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1918年8月，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回信孙中山：“您，尊敬的导师，前些时候在致工农政府的贺信中指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抱有相同的目的，即解放工人并在承认俄中两国伟大的无产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建立永久和平”，“我们的成功，就是你们的成功，我们的灭亡也就是你们的灭亡。”（《契切林致孙中山的信》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从中不难看出，孙中山其实先于陈独秀李大钊，就与苏俄勾在一起了。
1919年，北洋政府收复外蒙和曾被沙俄霸占的唐努乌梁海。与此同时，北洋政府与苏俄政府开始结怨。
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处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着手“发展下线”。维经斯基在北京见到李大钊。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又在上海见到陈独秀。
8月，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9月，孙中山派遣大元帅府参军李章达率领代表团出访莫斯科。出发前，孙中山向李章达面授出访要务，要求他向苏俄政府正式提议：缔结军事同盟，并请求苏俄红军在第二年从苏俄中亚地区出兵中国新疆，并沿河西走廊深入中国西北内陆地区，由甘肃进入四川，协助四川的革命党人发动起义。由于路途艰险，李章达到达莫斯科时，已是1921年春天了。此时，苏俄政府正忙于对付协约国的武装干涉，因此对孙中山的借兵计划没有做出积极的回应。
1921年6月，苏军以追击白卫军为名，侵入中国外蒙。
7月，在苏军扶持下，蒙共（蒙古人民党）夺取了政权成立了人民革命政府。之后，苏俄与被赤化的外蒙古签订《苏蒙条约》，确认双方政府相互承认，苏军可以驻扎外蒙古，公然破坏中国领土的统一和完整。
8月初，苏军侵入中国唐努乌梁海。
而在此时，孙中山继续向苏俄表“忠心”。
8月28日，孙中山在致齐契林的一封信中，一方面怂恿苏俄攻击张作霖：“列强仍然在政治上和财政上支持一些土皇帝和军阀。其中有一个是过去的胡匪头子，叫作张作霖。他名义上是满洲军队的统帅和督军，但实际上是北京“政府”所听命的主子。而他本人却又在一切重大的、与日本有关的事情上听命于东京。”
另一方面，反复表明自己是“亲苏俄分子”：“我希望与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底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底组织。我希望知道您和其他友人在这些事情方面、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所能告诉我的一切”，“向您和我的朋友列宁以及所有为了人类自由事业而有许多成就的友人们致敬。”（《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书》 《孙中山选集》）
1922年8月，苏俄外交全权代表越飞访华，与北洋政府商讨外交纠纷。吴佩孚等人表示反对外蒙独立，要求苏俄撤军。
又是在这个时候，孙中山致信越飞，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明自己对苏俄的“忠心”：“立即撤走你们的军队，只会对某些列强的帝国主义利益有利”，“我欢迎您为了准备建立我们之间更密切的联系所提出的建议。”（《孙中山致越飞的信》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
被吴佩孚顶住的越飞转而去南方，找反复表“忠心”的孙中山“联络”。
此时的苏俄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个计划：要想得到外蒙和唐努乌梁海，要想赤化中国，必须搞垮捍卫祖国的北洋政府。操作方面，由国共两党充当苏俄在华代理人，给予他们卢布，军火，教官顾问，让中国人来杀中国人。
11月，陈独秀草就并下发《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因此我们不但应该消极的承认蒙古独立，并且应该积极的帮助他们推倒王公及上级喇嘛之特权，创造他们经济的及文化的基础，达到蒙古人民真正独立自治之客观的可能。”（《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同月，越飞致信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我也认为只要孙博士（孙中山）还不是正式的中央政府中的人物，我们就不能做占领中国的打算。”（《越飞致马林的信》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哈哈，多么赤裸裸的话！只要孙中山不上位，“我们就不能做占领中国的打算”。把孙中山扶上位了，才能做“占领中国的打算”！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越飞联名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之必要计，中国北京政府庸弱无能，无力阻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之阴谋与敌对行为之发生。”
北洋政府反对外蒙独立，陈独秀却说不仅接受外蒙独立，还要“积极的帮助”外蒙独立；北洋政府要求苏军撤出中国境内，孙中山却说“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并且是为了防止“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之阴谋与敌对行为之发生”，保卫苏俄。
就这样，孙陈二人，国共两党，在外蒙问题上，穿起连裆裤来了。
2月，得到苏俄援助承诺的孙中山返回广州，成立“大元帅府”自任“大元帅”。
3月1日，成立北伐大本营，准备挑起新内战。
3月8日，苏俄中央政治局首付200万墨西哥鹰洋，应允派遣军事顾问协助孙中山组建军队发动内战。
5月1日，苏俄致电孙中山：“我们还准备协助您利用中国北方的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恳请将我国的援助严守秘密。”（《苏联政府致孙中山电》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6月中旬，中共三大决议案：“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遂行此决议。”
8月，孙中山派遣蒋介石率代表团访俄。代表团主要考察了苏俄的军队建设经验，了解了红军的军政组织情况，以便按照红军的榜样组建和训练新军。
10月，大批俄国军政人员便陆续随着俄顾问鲍罗廷到广州助孙展开“党化”运动。这运动包括“党化公务人员”，“党化司法”，“党化军队”，“党化教育”等等。
中国一党制，便来源于此。
11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时说：“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故能成功。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吾党与他们（布尔什维克）所主张皆是三民主义，主义既是相同，但吾党尚未有良好方法，所以仍迟迟不能成功。他们气魄厚，学问深，故能想出良好方法。吾等想革命成功，一定要学他。”（《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 《孙中山选集》）
一方面是“以俄为师”，一方面是国民党与布尔什维克“主张皆是三民主义”，大家都是一家人。
1924年1月25日，得知列宁死讯的孙中山表示：“现在提出用本大会名义致电莫斯科，对列宁先生之死表示哀忱案，请大家表决。至于各行政机关，已由政府通令下旗三日。”（《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 《孙中山选集》）
10月，苏俄首批8000支枪400万发子弹运抵黄埔。
为了解决军校经费困难，苏联还资助200万卢布作为军校的开办经费。不仅黄埔，苏俄援建的军校还有滇军军校，湘军军校，吴铁城的警察学校，(李济深)粤军第1 师军校，桂军军校，以及航空学校警察第1团的学校，均派有苏俄军事顾问。为了掩人耳目，苏俄宣称在粤苏军顾问皆已退役，系“自愿人员”。
1925年2月底，李大钊乘火车来到塞外山城张家口，见到冯玉祥。李大钊“牵线搭桥”，冯玉祥与苏俄勾在一起了。
3月11日，处于弥留之际的孙中山，写就《致苏俄遗书》：“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其实，孙中山的“担心”，纯属多余。苏俄的计划是长久而又完备的。苏俄不仅操控国共两党来帮他们杀中国人，还为北洋政府摆出个南北夹击的阵型：南勾孙中山，北勾冯玉祥。
3月12日，苏俄通过决议，援助冯玉祥军火和顾问。其中武器弹药有：步枪5585支、子弹5820万发、机枪230挺、各种炮78门、手榴弹一万多发，还有火焰喷射器、军用器材、药品等。
9月23、28日，俄共（布）中央确定送给冯玉祥部国民一军价值3，486，596卢布的军火，飞机10架；国民二军价值701，789卢布军火，飞机10架；国民三军3，082，795卢布的军火；另调拨价值741，000卢布的毒气弹供冯调拨使用。
同年，张作霖与苏俄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冲突严重。张作霖发觉，苏联已向东北地区派出大量特工人员，意图对奉系政要不利。
中东铁路，1896年—1903年由俄国修建，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
大连，路线呈丁字型，全长约2400公里。因为中东铁路横跨中俄两国，张作霖在铁路所有权上与苏俄结怨。
1926年，苏俄将各种军械分4批运到广州：第一批有日造来福枪4000支，子弹400万发，军刀1000把；第二批有苏造来福枪9000支，子弹300万发；第三批有机关枪40挺，子弹带4000个，大炮12门，炮弹1000发；第四批有来福枪5000支，子弹500万发，机关枪50挺，大炮12门。
7月9日，广东国民革命军十万人正式出师北伐，杀向抗俄者吴佩孚。
8月，冯玉祥从莫斯科返回中国。随行的有共产党员刘伯坚、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等人。
9月17日，冯玉祥宣布成立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并就任联军总司令。刘伯坚任政治部副部长，聘请乌斯曼诺夫为政治军事顾问。
这些，便是北伐战争，不，应该称其为苏俄侵华之来龙去脉。拿着苏俄给予的枪炮，毒气弹，接受着苏俄教官训练，由苏俄顾问来出计的国共两党，杀向抗拒苏俄的北洋政府。
北伐战争的本质，是苏俄侵华。从1921年开始，苏俄是实际上的侵略国，敌对国。苏俄养肥国共两党，而两党成为其在华武装，操纵两党攻击吴佩孚，张作霖等苏俄“敌人”。
附：《》
今天，我再来谈谈“关东军是怎么来到东北的”。为什么要谈这个呢？因为我国的青年朋友，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当年日本关东军是怎么样出现在东北的。他们一般会想当然地认为：关东军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突然从日本登陆到中国东北的。可是，事实的真相呢？不弄清楚关东军的来历，看中日交恶史，始终是糊涂的。这件事，要从1900年闹义和团运动说起。
1900年，中国北方闹起了一股暴力排外的运动，史称“义和团运动”，这个运动是好是坏，在此暂不评论。需要指出的是：在义和团运动中，驻黑龙江清军对俄军态度强硬，俄军以“保护中东铁路”为由，出兵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全境。注意：是俄军，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全境”。从1900年至1905年，持续占领了五年之久。注意：是俄军，持续侵占了中国东北全境“五年”之久。1904年，日本在征得清政府的同意之后，出兵到东北，发动了“日俄战争”。注意：是“征得清政府同意”之后。这一点，和青年朋友的历史认知有悖。但是，它是事实。不但这一点是事实，而且清军还派兵支援日军、共同抗击俄军。
闻所未闻吧？这些，都是事实。
经过一年半的战斗，在战死十万名日本兵之后，日本打胜了俄国。日本军队将俄国军队从中国东北驱赶出去之后，日本将东北99%的土地，归还给了大清国。注意：在这里，日本将它所收复的99%的东北土地，归还了大清国。这个历史事实，与许多青年的认知相悖，但是，它是事实，铁的事实。
日本为什么要这样做？日本是活雷锋吗？日本当然不是活雷锋。俄军败退之后，1905年，日本约了清政府，在北京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谈判之后，清、日两国签订了一份《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以及附约，在这个附约里面，清政府割让给了日本以下几项主要的主权，以作为日本从东北撤军的条件，在日本方面，则视为此次出兵抗俄的政治报酬：
1、割让旅顺、大连两处租借地；
2、割让南满铁路的经营权以及沿线的林产、矿产；
3、允许日本在南满铁路两侧驻军。
依据这个条约，日本开始派人接管南满铁路、移民旅顺、大连，并且派了一支部队、进驻南满铁路两侧，这支部队，就叫做“关东军”，驻扎的依据是《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以及附约，理由是“保护日侨”。换言之，日本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已经在中国东北，驻扎了二十六年，而且在这二十六年当中，关东军无论与张家父子，还是与东北的中国居民，基本上都保持了相安无事。这个事实，也与我们青年的历史认知相悖，可是，它又是事实。这就是旅顺、大连、南满铁路、林矿产主权流失的简要经过，以及“关东军”的来历。
事后，绝大多数中国人责备清政府“卖国”。但是事实上，当年在东北全境被俄国侵占的情况下，清政府只有以下的几项选择：
选项一、任由俄国侵占，奋发图强，期望有朝一日，与俄国决战，收复东北。（评：这个选项并非不可行，但是遥遥无期）
选项二、同意日本军队驱赶俄军，但是，不给日本报酬。（评：日本打仗死了十万条人命，奢望它不要报酬，是不现实的）
选项三、同意日本军队驱赶俄军，但是事后不与日本交涉，任由日本替代俄国、侵占东北全境。（评：这个选项没有意义，只是换了一个侵略者）
选项四、同意日本军队驱赶俄军，事后收复东北全境，然后割让小部分土地和主权，作为给日本的报酬。（评：这就是真实发生的历史）
冷静思考之下，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上，已经发生的历史，是清政府在当年所能选择的最佳方案、也是在木已成舟、米已成炊的历史条件下、符合当时大清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其他三个选择，都比这个选择更坏。
这就是为什么清政府甘愿签署《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以及附约、向日本割让小部分主权的原因。因为，当时只能这样办，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中、日两国在20世纪的大打出手，归根结底，就是根源于这个条约、根源于日本依据这个条约，向旅顺、大连、南满铁路两侧移民、并开始“经营满洲”。而日本这个“经营满洲”的殖民行为，与中国后来突然兴起的民族主义，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如烟海的史料显示：国民政府从发动北伐开始，就喊出了“收回东北一切主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民族主义激进口号，尤其是强行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成功，使国民政府斗志变得更加昂扬，在冒进的路上一路狂奔。不料，在东北，国民政府碰到了日本这只硬钉子，结果，出事国民政府认为那些都是不平等条约，必须要废除。而日本则拿二十六年前的日俄战争说事，它指责中方忘恩负义、不守信用。中、日两国交恶的历史，就从这场“鸡同鸭讲”的争辩中，步步激化。国民政府“铁腕救国”，在民族道义上，对不对？当然对。但是，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样做，是否符合国家的“利益最大化”。则未必。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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