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历史：苏联挖了一个巨坑，叫抗日战争！

文：黑云

几百年来，俄罗斯这个民族和国家是坑害中国最大的国家，清朝的历史比较久远就不说了。往近一点说，1937年全面爆发的抗日战争，也是俄罗斯给中国挖的一个天坑。

要想简单扼要说明白这段历史，本文分两个部分。一部分说一说俄罗斯和日本的历史恩怨；一部分说抗日战争的前因后果。

日俄的历史恩怨

大约从十九世纪中叶的时候，日本和沙俄就卯上劲了。两个国家都是新崛起的国家，沙俄几百年一直在领土扩张，日本由于危机意识也在不断扩张。

冲突始于库页岛，1295年的时候，日本就登陆了此岛，繁衍生息几百年。而沙俄，1689年开始不断的进驻库页岛，在那个时候日俄两国第一次亲密接触就在库页岛，只是还没有发生大规模冲突，库页岛归谁的问题暂时就停滞了下来。

到了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想要割让中国的辽东地区，但是这触犯了当时沙俄在东北的利益。后来在沙俄的干预下日本没有得逞。但是也不是一无所获，不要辽东要台湾，从那时候起，日本就开始经营台湾了。

当时的日本对中国还是有野心的，但是日本毕竟国土狭小，资源匮乏，不可能一口气吃下中国，只能采取逐步蚕食的办法。当日本占领朝鲜的时候，要继续往北扩张把势力范围深入到中国的东北地区。

而东北却是沙俄的势力范围，当沙俄从北向南扩张的时候，又一次跟日本怼上了！这次冲突就很清晰了，日俄战争以及对马海战。陆战日本2：1战损比惨胜；对马海战却大获全胜，东乡平八郎名扬天下，日本开始在东北区域取得了话语权。

当然，日本当时对中国的政策还是比较温和。沙俄占东北是为了把东北纳入沙俄版图，而日本占了东北，只是为了取得经济上的特权，比如铁路，矿山等等。所以说，日本占领东北的时候，东北的工业全方位发展，相比较来讲，那段时间，东北的小日子过的还行。

赶跑了沙俄，却又迎来了苏联。新崛起的苏联一直把日本当成最大的威胁，所以就要想法设法转移矛盾。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起因

中日两国在本世纪初，还是有一段蜜月期的。比如孙中山，蒋介石，鲁迅，周恩来等一大批人都跟日本有很大渊源。要么去日本留学，要么去日本混黑社会，就算混不下去跑回来的，在国内依然混的不错。

后来十月革命，沙俄变成了苏联，因为历史恩怨，就想方设法把日俄矛盾转移到中日上面去。对典型的事件就是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都说是因为张作霖不愿意跟日本人合作，被日本人炸死。而现在越来越多、有字有据的史料都证明，皇姑屯事件是苏联暗中所为！为的就是逼东北军跟日本开战。

可是，东北军硬是没跟日本开战。苏联没办法，只有再继续等待时机，到了1931年918事变的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虽然强令张学良开战，但是张学良没敢打响这一枪。

918事变是存在历史变数的，若是张学良撕破了脸跟日本开战，那么凭着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说不定就能够把日本人赶出去，毕竟当时日本在东北的兵力不多。（东北军20万人，日军3万。）若是张学良能勃起一次打跑日本，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抗日战争。就算打败了，蒋介石也会以外交途径解决战争。

所以这一次，苏联眼巴巴看着，中日又没打起来，直到1937年淞沪会战！

在这之前的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日本占领了北京和天津的时候，蒋介石依然没有想发动全面抗战，想把战争范围控制在华北范围，然后在通过外交途径和谈。就在这个时候，上海意外的打起了战争。

这要感谢一位苏联的地下党，长期潜伏在国民党一位高级将领：张治中蒋军！当卢沟桥事变之后，正在青岛养病的张治中速度回到南京，鼓动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战争。开玩笑，上海是当时中国的金融文化中心，蒋介石怎么可能同意？况且，上海离南京如此之近，开车两三个小时就到了，蒋介石怎么可能想在上海发动战争？

张治中自有办法，张治中安排部队打死了日本官兵两人，再让一个死囚船上中方的衣服打死在现场。造成日本人先开枪，国民党军队自卫的假象。日本当时在上海只有3000军队，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是张治中完全不顾蒋介石的一再要求停战的请求，大举进攻日本军队。

有位《纽约时报》的记者阿本德是这么说的：“当时的日本军队是如此之小，18日，19日差点被扫江里面了”，注意：重点就是这里！

“差点”被扫江里面了，为什么没有完全被扫进江里？因为不想！如果完全歼灭了这股日军，估计日军会认倒霉，不想在上海扩大战争，会集中把精力放在华北地带。那小股日军没被歼灭的用意，就是要等着日军不断的增援，不断的扩大事态！不断的把战争升级，把冲突升级成局部战场，再升级为大兵团鏖战对抗！

张治中做到了！22日的时候，大批日军增援到来，全面战争不可避免！这一场淞沪战役，蒋介石最精锐的180个师，打光了73个师！伤亡40多万人，日军伤亡4万人，又是万恶的10:1的战损比，这就是差距，这就是蒋介石不想打的原因！

中日的全面战争终于爆发了，苏联终于松了口气，短时间内日本不会对苏联造成威胁了，所以苏联得以把精力都放在如何抢占欧洲的地盘上。

同时，苏联也不希望蒋介石被迅速打败，若是国民党被迅速打败，日本会马上以胜利之师的锐气直指苏联，苏联危矣！他们明白也只有蒋介石能领导中国长期对抗日本，“同志们，八年抗战开始啦！”，苏联也同时进行大规模军事援助蒋介石打日本！后面的历史，大家都知道了。

抗战结束之后，苏联依然不忘坑一把：在日本投降前几日突袭关东军，俘虏几十万日军去西伯利亚做苦力、把日本经营东北的工业基础连根拔起拆散了带走！杀我东北百姓，强奸妇女......

再后来就是内战，今天不讲了，讲多了都是眼泪。回望一下，虽然苏联不是抗日战争的大导演，却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挖个大坑让中国人去踩。一次躲过去了，两次躲过去了，最终还是没躲过去！踩进了这个惊天巨坑！

近代中国政治模式之变迁

转自公众号“逃不出的墙”，原标题《风雨“共和路”（5.2.1）—— 红色中国政治模式理论性建设之检讨（一）》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民国承禅于大清帝国（满族爱新觉罗氏主权），是全亚洲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共和国。当时全世界也没几个共和国，美国和法国算是吧。

美国是办共和办得最典型也是最值得学习的一个国家，所以孙中山一开始想学习美国。有资料把美国的政体叫做总统制，似乎国家政权是以总统为核心的，这种说法是不妥的，美国是三权分立，权力制衡，总统，国会，最高法院没有哪一个权力部门是所谓的“核心”，总统想推行一个法案（或想法）都必须在宪法框架下，要国会去通过。在美国，联邦和州，州和县，city（市）和town（村镇），只是在名义上法理上而不是在政权上有隶属的关系，即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在法律框架下各行其是的关系。就连公民和国家也只是名义上法理上的隶属关系，是在法律框架下各行其是的关系，更不会存在宗法性质的关系。至于主权和人权到底谁大，至少我们现在官方解释是：不能拿此问题来干涉别国内政，但从没有正面确认过二者谁大谁小。只是一些民间性质的团体和人士（理论上是，实际不是）似乎在坚持“主权大于人权”。

在《中华民国临时（请注意“临时”二字，下同，编者注）政府组织大纲》里，南京临时政权赋予“大总统”以充足的行政权包括三军总司令的权力，甚至赋予了其最高“司法权”（中央临时裁判权）。但是实际上有影响力的势力却并不看好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中国式“光荣革命”之后，临时国会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但由于革命派的坚持，“大总统”的行政权在接下来《临时约法》里被做了很大的限制。注意，《临时约法》只是说总统的行政命令必须有总理的附署，并没有说总统不可以独立出台政令。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是另外一回事儿，比如宋教仁在国会正式选举过程中的所做作为，俨然把大总统当做了英国的国王，而自己一旦赢得国会大选，就会相当于英国的首相那么牛叉。倒不是说总统的行政命令由总理附属，而是倒过来，总理的命令只需由总统签字就可以了。

这里说一下英国的所谓责任内阁制，英国的成文法中英国国王还是具有很大权力的，但在习惯中，英国国王一般都是象征性地使用这些权力。又，英国的责任内阁制实际上并不是三权分立，因为首相脱胎于议会的选举，议会的多数党党魁是首相，首相虽向议会负责，实则一体，特别是在政党政治还不成熟的情况下，议会对内阁的制衡是非常弱的，英国内阁曾经一段时间被称呼为“第三（议）院”，换句话说，就是行政权和立法权一体，既是“比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运动员”。实际它的宪政并不完美，但是这却暗合了另外一个名词的含义：“民主”——民众的公共管理。如此看去，反而美国的三权分立在程序上因过于复杂而显得不那么“民主”，因为美国的“民主政治”（国会）受制约。

什么叫“民主”？在一些人的印象中，似乎“少数服从多数”才是“民主”，所以最大的民主应该是“国会至上”，因为国会议员是人民的选择，所以人民议员至上，赢得了国会的选择，等同赢得了民众，当然可以掌握国家的一切大权，何况是行政权——政府首脑（即总理或者首相）。相信这也是民国肇始很多人对民主的理解。而总统可以充当失去皇帝后的国家元首，作为国家统一和法权主权的象征。民国初期，国会和总统的矛盾就在这儿，国会就冲着总统干，总统一，国会必须二，总统往西，国会必须往东，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民主”。而且，毫不妥协。

问题是国会就一点儿问题都没有么？和其它国家差不多，在1913前后的民国，能够拥有投票权的人是有产者，据统计，中国当时拥有投票权的民众是全世界各国拥有投票权民众占总人口比例最大的一个国家，百分之十多（约4800万人）。这也是整个中华民国历史上所谓“全中国人都参加投票”的唯一一次，以后要么南北分裂，要么地方割据建立非法政权，要么抗战以及抗战后的内战。

但真正掌握权力的人是军头，这里不仅是北洋的军头，他革命军的军头（有的还不是国民党）以及地方实力派（有军头，但多为地方首富等影响力较大的人）就不要生存自动放弃权力和既得利益了？因没有积极参与选举，北洋派和地方实力派都没有被国会选上，被选上的为宋教仁的国民党和黎元洪梁启超的进步党。国会格局与政治力量的格局并不对称，那么国会是能代表民众意愿呢还是不能代表民众意愿呢？

袁世凯有心控制各派军头，并着手整合地方实力派力量，就不能受空谈的国会制约，要说那些军头能听得懂的话，要做那些军头能够理解的事儿，说白了还不是“封建”那一套嘛。后来，袁世凯废除临时约法，颁布正式宪法，赋予总统几乎和罗马皇帝一样的权力，但一些笃信“民主”的人就不干了，认为袁世凯是在破坏来之不易的“民主”，要把总统和正式约法都搞下去。我们知道，罗马皇帝是可以专制，其专制权力几乎和中国皇帝差不多，但那都是在法律框架下的，而且罗马皇帝是一个可以退休的职位，是“第一公民”，罗马皇帝是“共和国的皇帝”（罗马帝国全称为“元老院和罗马公民”），从多个意义上讲，罗马皇帝与中国皇帝有着本质的不同。没有专制的罗马皇帝，罗马帝国是不可能维持那么长时间的。

但国会可不管你能不能维持下去，坚持顶着袁世凯干，民国的国会就像一群疯狗在打架（邹鲁语）。袁世凯效仿拿破仑称帝，拿破仑称帝的誓词里就有维护法国“共和”而不是法国“君主”，拿破仑自己把皇冠戴在头上，而不是让教皇戴上，即是宣示权力来自于“民”而不是“神”。结果袁世凯忘了他老袁家没人能长寿的黑暗定律，实力再强，上帝不给机会也没办法，“洪宪”未成。

在南方，宋教仁死后，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北伐，四次非法暴力斗争，最终南方政权靠武力搞掉了北京国民政府。但南京国民政府其实并不“民主”，“军政”、“训政”阶段怎么能叫民主？也只是在名义上取得了所谓“国家统一”，最大的原因在于军队不属于国家，这是重点，军队不属于国家，那拥有军队的人因要养活军队就会需要地盘（根据地），这就叫割据。民国中央军与地方军阀（包括你懂的那一类颜色的军队）之间的关系不能用今天美国联邦军队与各州国民警卫队之间的关系类比。因此，民国的割据时代也不能用联邦时代来称呼。1937年抗日战争，1945年抗战胜利，准备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但最终因内战而事竟未成。之后南京国民政府败北，退往台湾。

1971年，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时，中华民国非法。但不管怎么说，两蒋时代的台湾（“中华民国”）也不是“民主”——训政是没有民主的。

最为“民主”的时代是在1949年，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

北伐战争的本质是苏俄侵华

1917年11月，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得知后的孙中山，给列宁发去贺电：“中国革命党对于贵国革命党之艰苦卓绝的奋斗，表示极大的敬意；而且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1918年8月，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回信孙中山：“您，尊敬的导师，前些时候在致工农政府的贺信中指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抱有相同的目的，即解放工人并在承认俄中两国伟大的无产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建立永久和平”，“我们的成功，就是你们的成功，我们的灭亡也就是你们的灭亡。”（《契切林致孙中山的信》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从中不难看出，孙中山其实先于陈独秀李大钊，就与苏俄勾在一起了。

1919年，北洋政府收复外蒙和曾被沙俄霸占的唐努乌梁海。与此同时，北洋政府与苏俄政府开始结怨。

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处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着手“发展下线”。维经斯基在北京见到李大钊。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又在上海见到陈独秀。

8月，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9月，孙中山派遣大元帅府参军李章达率领代表团出访莫斯科。出发前，孙中山向李章达面授出访要务，要求他向苏俄政府正式提议：缔结军事同盟，并请求苏俄红军在第二年从苏俄中亚地区出兵中国新疆，并沿河西走廊深入中国西北内陆地区，由甘肃进入四川，协助四川的革命党人发动起义。由于路途艰险，李章达到达莫斯科时，已是1921年春天了。此时，苏俄政府正忙于对付协约国的武装干涉，因此对孙中山的借兵计划没有做出积极的回应。

1921年6月，苏军以追击白卫军为名，侵入中国外蒙。

7月，在苏军扶持下，蒙共（蒙古人民党）夺取了政权成立了人民革命政府。之后，苏俄与被赤化的外蒙古签订《苏蒙条约》，确认双方政府相互承认，苏军可以驻扎外蒙古，公然破坏中国领土的统一和完整。

8月初，苏军侵入中国唐努乌梁海。

而在此时，孙中山继续向苏俄表“忠心”。

8月28日，孙中山在致齐契林的一封信中，一方面怂恿苏俄攻击张作霖：“列强仍然在政治上和财政上支持一些土皇帝和军阀。其中有一个是过去的胡匪头子，叫作张作霖。他名义上是满洲军队的统帅和督军，但实际上是北京“政府”所听命的主子。而他本人却又在一切重大的、与日本有关的事情上听命于东京。”

另一方面，反复表明自己是“亲苏俄分子”：“我希望与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底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底组织。我希望知道您和其他友人在这些事情方面、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所能告诉我的一切”，“向您和我的朋友列宁以及所有为了人类自由事业而有许多成就的友人们致敬。”（《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书》  《孙中山选集》）

1922年8月，苏俄外交全权代表越飞访华，与北洋政府商讨外交纠纷。吴佩孚等人表示反对外蒙独立，要求苏俄撤军。

又是在这个时候，孙中山致信越飞，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明自己对苏俄的“忠心”：“立即撤走你们的军队，只会对某些列强的帝国主义利益有利”，“我欢迎您为了准备建立我们之间更密切的联系所提出的建议。”（《孙中山致越飞的信》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

被吴佩孚顶住的越飞转而去南方，找反复表“忠心”的孙中山“联络”。

此时的苏俄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个计划：要想得到外蒙和唐努乌梁海，要想赤化中国，必须搞垮捍卫祖国的北洋政府。操作方面，由国共两党充当苏俄在华代理人，给予他们卢布，军火，教官顾问，让中国人来杀中国人。

11月，陈独秀草就并下发《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因此我们不但应该消极的承认蒙古独立，并且应该积极的帮助他们推倒王公及上级喇嘛之特权，创造他们经济的及文化的基础，达到蒙古人民真正独立自治之客观的可能。”（《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同月，越飞致信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我也认为只要孙博士（孙中山）还不是正式的中央政府中的人物，我们就不能做占领中国的打算。”（《越飞致马林的信》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哈哈，多么赤裸裸的话！只要孙中山不上位，“我们就不能做占领中国的打算”。把孙中山扶上位了，才能做“占领中国的打算”！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越飞联名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之必要计，中国北京政府庸弱无能，无力阻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之阴谋与敌对行为之发生。”

北洋政府反对外蒙独立，陈独秀却说不仅接受外蒙独立，还要“积极的帮助”外蒙独立；北洋政府要求苏军撤出中国境内，孙中山却说“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并且是为了防止“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之阴谋与敌对行为之发生”，保卫苏俄。

就这样，孙陈二人，国共两党，在外蒙问题上，穿起连裆裤来了。

2月，得到苏俄援助承诺的孙中山返回广州，成立“大元帅府”自任“大元帅”。

3月1日，成立北伐大本营，准备挑起新内战。

3月8日，苏俄中央政治局首付200万墨西哥鹰洋，应允派遣军事顾问协助孙中山组建军队发动内战。

5月1日，苏俄致电孙中山：“我们还准备协助您利用中国北方的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恳请将我国的援助严守秘密。”（《苏联政府致孙中山电》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6月中旬，中共三大决议案：“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遂行此决议。”

8月，孙中山派遣蒋介石率代表团访俄。代表团主要考察了苏俄的军队建设经验，了解了红军的军政组织情况，以便按照红军的榜样组建和训练新军。

10月，大批俄国军政人员便陆续随着俄顾问鲍罗廷到广州助孙展开“党化”运动。这运动包括“党化公务人员”，“党化司法”，“党化军队”，“党化教育”等等。

中国一党制，便来源于此。

11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时说：“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故能成功。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吾党与他们（布尔什维克）所主张皆是三民主义，主义既是相同，但吾党尚未有良好方法，所以仍迟迟不能成功。他们气魄厚，学问深，故能想出良好方法。吾等想革命成功，一定要学他。”（《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   《孙中山选集》）

一方面是“以俄为师”，一方面是国民党与布尔什维克“主张皆是三民主义”，大家都是一家人。

1924年1月25日，得知列宁死讯的孙中山表示：“现在提出用本大会名义致电莫斯科，对列宁先生之死表示哀忱案，请大家表决。至于各行政机关，已由政府通令下旗三日。”（《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    《孙中山选集》）

10月，苏俄首批8000支枪400万发子弹运抵黄埔。

为了解决军校经费困难，苏联还资助200万卢布作为军校的开办经费。不仅黄埔，苏俄援建的军校还有滇军军校，湘军军校，吴铁城的警察学校，(李济深)粤军第1 师军校，桂军军校，以及航空学校警察第1团的学校，均派有苏俄军事顾问。为了掩人耳目，苏俄宣称在粤苏军顾问皆已退役，系“自愿人员”。

1925年2月底，李大钊乘火车来到塞外山城张家口，见到冯玉祥。李大钊“牵线搭桥”，冯玉祥与苏俄勾在一起了。

3月11日，处于弥留之际的孙中山，写就《致苏俄遗书》：“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其实，孙中山的“担心”，纯属多余。苏俄的计划是长久而又完备的。苏俄不仅操控国共两党来帮他们杀中国人，还为北洋政府摆出个南北夹击的阵型：南勾孙中山，北勾冯玉祥。

3月12日，苏俄通过决议，援助冯玉祥军火和顾问。其中武器弹药有：步枪5585支、子弹5820万发、机枪230挺、各种炮78门、手榴弹一万多发，还有火焰喷射器、军用器材、药品等。

9月23、28日，俄共（布）中央确定送给冯玉祥部国民一军价值3，486，596卢布的军火，飞机10架；国民二军价值701，789卢布军火，飞机10架；国民三军3，082，795卢布的军火；另调拨价值741，000卢布的毒气弹供冯调拨使用。

同年，张作霖与苏俄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冲突严重。张作霖发觉，苏联已向东北地区派出大量特工人员，意图对奉系政要不利。

中东铁路，1896年—1903年由俄国修建，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

大连，路线呈丁字型，全长约2400公里。因为中东铁路横跨中俄两国，张作霖在铁路所有权上与苏俄结怨。

1926年，苏俄将各种军械分4批运到广州：第一批有日造来福枪4000支，子弹400万发，军刀1000把；第二批有苏造来福枪9000支，子弹300万发；第三批有机关枪40挺，子弹带4000个，大炮12门，炮弹1000发；第四批有来福枪5000支，子弹500万发，机关枪50挺，大炮12门。

7月9日，广东国民革命军十万人正式出师北伐，杀向抗俄者吴佩孚。

8月，冯玉祥从莫斯科返回中国。随行的有共产党员刘伯坚、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等人。

9月17日，冯玉祥宣布成立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并就任联军总司令。刘伯坚任政治部副部长，聘请乌斯曼诺夫为政治军事顾问。

这些，便是北伐战争，不，应该称其为苏俄侵华之来龙去脉。拿着苏俄给予的枪炮，毒气弹，接受着苏俄教官训练，由苏俄顾问来出计的国共两党，杀向抗拒苏俄的北洋政府。

北伐战争的本质，是苏俄侵华。从1921年开始，苏俄是实际上的侵略国，敌对国。苏俄养肥国共两党，而两党成为其在华武装，操纵两党攻击吴佩孚，张作霖等苏俄“敌人”。

附：《关东军是怎样来到东北的》

   今天，我再来谈谈“关东军是怎么来到东北的”。为什么要谈这个呢？因为我国的青年朋友，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当年日本关东军是怎么样出现在东北的。他们一般会想当然地认为：关东军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突然从日本登陆到中国东北的。可是，事实的真相呢？不弄清楚关东军的来历，看中日交恶史，始终是糊涂的。这件事，要从1900年闹义和团运动说起。

     1900年，中国北方闹起了一股暴力排外的运动，史称“义和团运动”，这个运动是好是坏，在此暂不评论。需要指出的是：在义和团运动中，驻黑龙江清军对俄军态度强硬，俄军以“保护中东铁路”为由，出兵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全境。注意：是俄军，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全境”。从1900年至1905年，持续占领了五年之久。注意：是俄军，持续侵占了中国东北全境“五年”之久。1904年，日本在征得清政府的同意之后，出兵到东北，发动了“日俄战争”。注意：是“征得清政府同意”之后。这一点，和青年朋友的历史认知有悖。但是，它是事实。不但这一点是事实，而且清军还派兵支援日军、共同抗击俄军。

  闻所未闻吧？这些，都是事实。
经过一年半的战斗，在战死十万名日本兵之后，日本打胜了俄国。日本军队将俄国军队从中国东北驱赶出去之后，日本将东北99%的土地，归还给了大清国。注意：在这里，日本将它所收复的99%的东北土地，归还了大清国。这个历史事实，与许多青年的认知相悖，但是，它是事实，铁的事实。

  日本为什么要这样做？日本是活雷锋吗？日本当然不是活雷锋。俄军败退之后，1905年，日本约了清政府，在北京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谈判之后，清、日两国签订了一份《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以及附约，在这个附约里面，清政府割让给了日本以下几项主要的主权，以作为日本从东北撤军的条件，在日本方面，则视为此次出兵抗俄的政治报酬：

1、割让旅顺、大连两处租借地；
2、割让南满铁路的经营权以及沿线的林产、矿产；
3、允许日本在南满铁路两侧驻军。

    依据这个条约，日本开始派人接管南满铁路、移民旅顺、大连，并且派了一支部队、进驻南满铁路两侧，这支部队，就叫做“关东军”，驻扎的依据是《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以及附约，理由是“保护日侨”。换言之，日本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已经在中国东北，驻扎了二十六年，而且在这二十六年当中，关东军无论与张家父子，还是与东北的中国居民，基本上都保持了相安无事。这个事实，也与我们青年的历史认知相悖，可是，它又是事实。这就是旅顺、大连、南满铁路、林矿产主权流失的简要经过，以及“关东军”的来历。

   事后，绝大多数中国人责备清政府“卖国”。但是事实上，当年在东北全境被俄国侵占的情况下，清政府只有以下的几项选择：
选项一、任由俄国侵占，奋发图强，期望有朝一日，与俄国决战，收复东北。（评：这个选项并非不可行，但是遥遥无期）
选项二、同意日本军队驱赶俄军，但是，不给日本报酬。（评：日本打仗死了十万条人命，奢望它不要报酬，是不现实的）
选项三、同意日本军队驱赶俄军，但是事后不与日本交涉，任由日本替代俄国、侵占东北全境。（评：这个选项没有意义，只是换了一个侵略者）
选项四、同意日本军队驱赶俄军，事后收复东北全境，然后割让小部分土地和主权，作为给日本的报酬。（评：这就是真实发生的历史）
冷静思考之下，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上，已经发生的历史，是清政府在当年所能选择的最佳方案、也是在木已成舟、米已成炊的历史条件下、符合当时大清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其他三个选择，都比这个选择更坏。
  这就是为什么清政府甘愿签署《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以及附约、向日本割让小部分主权的原因。因为，当时只能这样办，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中、日两国在20世纪的大打出手，归根结底，就是根源于这个条约、根源于日本依据这个条约，向旅顺、大连、南满铁路两侧移民、并开始“经营满洲”。而日本这个“经营满洲”的殖民行为，与中国后来突然兴起的民族主义，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如烟海的史料显示：国民政府从发动北伐开始，就喊出了“收回东北一切主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民族主义激进口号，尤其是强行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成功，使国民政府斗志变得更加昂扬，在冒进的路上一路狂奔。不料，在东北，国民政府碰到了日本这只硬钉子，结果，出事国民政府认为那些都是不平等条约，必须要废除。而日本则拿二十六年前的日俄战争说事，它指责中方忘恩负义、不守信用。中、日两国交恶的历史，就从这场“鸡同鸭讲”的争辩中，步步激化。国民政府“铁腕救国”，在民族道义上，对不对？当然对。但是，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样做，是否符合国家的“利益最大化”。则未必。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读懂“洛克文明底线”,可彻底治愈脑残

摘 要：

人性具有堕落的倾向，人性也有升华的本能。

思想家的目的，就是要给人一条线，线的这头牵着人性的堕落，线的那头牵着人性的升华。这条线会让人脚踏实地实地行进，恪守人的生命、财产、自由的底线，一步一步行进。

人类从自然状态里走出来进入契约社会，必然把人的一部分权利交给政府，但人的三个基本权利不能交，即生命、财产、自由。

政府存在的目的，不是追求政府的既得利益，而是为了公共福祉。

公共福祉就是要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政府不得以任何名义侵犯。

有人因事业而不朽，有人因思想而永生。

那些永生的思想者，是因为他们懂得人性，他们知道人性在哪里闪光，他们知道人性在哪里失明。

洛克是深谙人性的一位自由主义者。在政治思想史上，无论是自由主义思想还是人权思想，都有他的足迹。不但有，而且是鼻祖。

自由主义者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大都从人性恶出发，从而推论和演绎出一整套的宪政政治逻辑体系，这当然对洛克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洛克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从人类在自然状态的不便中切入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合道德性、合目的性。

洛克从人性的底线出发，从人性的经验出发，来论证人的最基本的需要，分析政府存在的基本目的。

人类从自然状态里走出来进入契约社会，必然把人的一部分权利交给政府，但人的三个基本权利不能交，即生命、财产、自由。

政府存在的目的，不是追求政府的既得利益，而是为了公共福祉。

公共福祉就是要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政府不得以任何名义侵犯。

一、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洛克从不高扬人的道德，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道德观，道德观是个体的，也是群体的，个体的道德千姿百态，群体的道德也是基于底线的道德，在群体中高扬道德，尤其是推崇高尚的道德，那无异是破坏了每一个人的道德生命力，使每一个人在高尚的道德面前失去了做人的尊严。

他只谈底线的道德，这个底线的道德，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

他告诉你，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处于战争状态，人的生命永远都是第一的，生命是极其重要的，没有了生命，什么都没了，任何人无论以何种理由都不能夺去别人的生命。

他有一句话说得真好：“一个人既然没有创造自己生命的能力，就不能用契约或通过同意把自己交由任何人奴役，或者置身于别人的绝对的、任意的权力之下，任其夺去生命。”

每一个人都具有同等的生命，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具有同等的生命尊严和生命诉求，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值得珍惜。

上帝造人，并不是让每一个人破坏自己的生命，也不是让其它人来残害自己的生命，否则就是处在战争状态。

无论是正义的战争还是非正义的战争，都没有理由灭绝失败者的生命。

生命是神圣的，因为上帝而神圣。生命是高贵的，它让人活得有意义，让社会富于色彩。每一个生命都如同花一样释放出自己独有的芳香。没有了每一个鲜活的个体生命，上帝就会被亵渎，社会就失去了活力，人类社会就失去了光泽。

如果任何人侵犯了别人的生命，那么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生命而战，“一个人可以毁灭向他宣战或对他的生命而怀有敌意的人。”

为生命而活，才是神圣之活。为生命而战，才是神圣之战。

二、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劳动，不劳而获，那是在浪费上帝赐予的生命，是对上帝的不敬。

“人类一出生即享有生存权利，因而可以享用肉食和饮料以及自然所供应的以维持他们的生存的其他物品。”

凡是自己加入了劳动的东西，“能用多少就用多少”，劳动不但创造价值，而且劳动还必然使自然物品成为私有财产。

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劳动获得财产，不能以攫取别人的财产为目标，每一个人的财产都必须得到保障。

私有财产之所以是神圣的，那是因为有了人的劳动。

私有财产之所以是不可侵犯的，是因为侵犯了人类的私有财产，就破坏了人之称为人的基本道德底线。

私有财产设置了道德的边界底线，侵犯了人类的私有财产，或者把人类的私有财产变为公有，那是破坏了人类的底线道德，使道德处在失范和无序状态。

哪里没有私有财产，哪里私有财产没有得到保障，哪里的道德就会塌陷。

私有财产之所以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因为私有财产是人类正义之源也是正义本身。

人类在自然状态中通过劳动获得的财产充满了正义性，人类进入契约社会，就是为了维护正义，维护上帝的尊严，保障私有财产就是维护正义的基本标志之一。

破坏和侵占私有财产，就是以上帝为敌，就是向人类开战，就是使人与人之间进入战争状态。

三、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人的终级目的不是生命本身，也不是财产本身，而是自由。

生命与财产并不是人的最终追求，并不是人的最终归宿。自由才让生命大放光彩，才让财产展示人性的光辉。

没有了自由，生命只具有了工具性意义。

没有了自由，财产就失去了精神之根。

自由并不是无政府主义，并不是利己主义，并不是为所欲为，自由“并非人人爱怎样就可怎样的那种自由，而是在他所受约束的法律许可范围内，随其所欲地处置或安排他的人身、行动、财富和他的全部财产的那种自由，在这个范围内他不受另一个人的任意意志的支配，而是可以自由地遵循他自己的意志”。

自由就是在法律之内的自由，在法律之外无自由。

如果说法律之外有自由，那也是特权者的自由，是专制者的自由，是权力者的自由，是给自由以毁灭性打击的自由。

“就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

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就是以法律的名义、上帝的名义、以高尚的目的，也不能侵犯自由。

四、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保障生命、私有财产和自由

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保障生命、私有财产和自由。

洛克对政府提出的要求是低调的，要求政府执行规则、执行法律即可，当裁判员就别当运动员，当运动员就别当裁判员，一身兼二任既破坏了法律，也极大地伤害了自由。

政府的目的也因此很快就变成政府自身的目的，变成以公权谋私权的工具。

凡是违背政府目的的政府，就是暴政政府。

凡是违背政府目的而滥用公共权力者，就是叛乱者。

暴政以恐惧为根本原则，以谎言为基本信条，以暴力为强大后盾，以权力滥用为主要表征，侵犯人的肉体与精神，使人成为工具。

洛克对暴政进行了简化，他衡量暴政与否只采取了一个唯一的标准。在他看来，暴政就是政府超越法律，把政府置于法律之上。

“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绝大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借以使他们自己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并且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适合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因而他们就与社会的其余成员有不相同的利益，违反了社会和政府的目的。”

他还说，“统治者无论有怎样正当的资格，如果不以法律而以他的意志为准则，如果他的命令和行动不以保护人民的财产而以满足他自己的野心、私愤、贪欲和任何其它不正当的情欲为目的，那就是暴政。”

真正的暴政就是违背法律的暴政，违背法律的暴政就是透骨入髓的暴政，这种暴政使每一个人都处在战争状态，使每一个人的关系都成为狼与狼的关系，使每一个人都没有合理的预期，使每一个人都朝不保夕。指鹿为马、朝令夕改的暴政让每一个人的生命与财产都失去了归宿，自由自然更是免谈。

在暴政之下，只能苟活。

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标志，就在于暴政退出了历史舞台，如果暴政避免不了，人们就有了反抗的必要性。

洛克对违背政府目的的统治者提出警告，如果暴政持续下去，“无论什么政府都会遭到强力的反抗。”人们就会“以强力对付强力”，人们就“必须把他当作侵略者来对待”。为了维护人权与自由，人们必然具有反抗的权利。

反抗的权利，绝不能放弃。

叛乱是对政府的叛乱，是对政府的颠覆，但洛克对叛乱者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社会的叛乱是果，而不是源，源在于政府和个人滥用政府的公共权力。

“不论什么人，只要以强力破坏法律并以强力为他们的违法行为辩护，就真正是地道的叛乱者。”

这种强力，只有政府才有，政府本身才是真正的叛乱者。

如果政府守法，公民就会守法，政府与公民就都会安然无恙，同在一个蓝天下，过着和谐与快乐的生活。

政府守法，是社会和谐之源，稳定之源，繁荣之源。

洛克悟透了人性，他知道，在这个社会里，总有万般不如意，这种万般不如意总会激发人们离开地平线的理想。这种理想，看起来诱人，听起来伟大，真正要实施起来，远不是那么回事。在海市蜃楼的边上，就是人类的万丈深渊，进入海市蜃楼，就进入了地狱之门。

人性具有堕落的倾向，人性也有升华的本能。思想家的目的，就是要给人一条线，线的这头牵着人性的堕落，线的那头牵着人性的升华。这条线会让人脚踏实地实地行进，恪守人的生命、财产、自由的底线，一步一步行进。

洛克做到了，洛克也因此不朽。

英国做到了，英国率先全世界走向民主、文明、强盛；

美国做到了，美国后来居上，走向了民主、文明、强盛；

美国逼着日本做到了，日本率先亚州走向民主、文明、强盛；

美国带着南韩做到了，南韩紧随日本走向民主、文明、强盛；

美国影响台湾做到了，台湾紧随南韩走向民主、文明、强盛；

欧洲各国都早做到了，欧洲并肩美国走向民主、文明、强盛；

东欧、俄国等快做到了，东欧俄国必定走向民主、文明、强盛；

中国大陆、印度总会做到的，中国大陆、印度必会走向民主、文明、强盛！

这个世界的问题，在于聪明人充满疑惑，而傻子则坚信不疑。

——【英国】伯兰特·罗素

这个世界的问题，在于聪明人自以为充满智慧，而傻逼也浑然不知自己是傻逼。

——【中国】宗思·老何

当人类的最后屏障和底线被洞穿之时，人民一定会依据他们价值系统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当不正义以暴力的方式无止境侵害人民的时候，人民的反抗——即使是暴力反抗——也必然会被赋予正义的合法性。(陈行之 语) 

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这样的，不让任何一个人陷入绝境，更不会逼任何一个人走入绝境。少一个走入绝境的人，社会就多一份安全。这虽然是常识，我们社会缺的恰恰是这常识。让每一个落入绝境的人看到希望，这个社会才有希望。(灵魂绽放 语）

注：上文原标题为《寄语脑残：你读不懂的“洛克文明底线”》，最初于2016年11月29日 发表在“博客中国网”上（如下图），很受睿智的读者欢迎，有评论说“洛克是治疗脑残的良药”，应该没错。此文，能让将醒未醒的人幡然醒悟，并对那些被深度洗脑中毒太深但尚存良知和正义感、多少有点独立思考和逻辑思维的人而言，的确是一味良药，而且这味良药并不苦口，能读懂的人，读起来是一种享受；一旦明白其中道理，会彻底将脑残治愈，且终身免疫，永远不会再受周小痞之类（即周不大不凸凹、花千草下不圆、司马找不着北、孔庆仇西、韩某强、萝上无草援、张宏狼丢犬、张维伪人亡等仇美猫迷）的小爬虫愚弄，还会免疫强大的洗脑、透析机器，终生不会再度脑残......（以下内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