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三大屠杀案（连载十六）

(四)“七• 三”布告掀起第二波屠杀狂潮 

“七• 三”布告出笼的背景  文革之初，毛泽东炮打司令部，重点是发动和依靠群众(造反派)整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正是毛泽东的讲话和江青的煽动，才有后来造反派大规模冲击党政机关。

文革中周恩来总理四次接见广西两派(“联指”和“4•22”)代表，第一、二次接见两派代表，周恩来长袖善舞，和稀泥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第三次接见两派代表周翻手为云说广西造反派是革命群众组织。到了1968年的夏天，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头头蒯大富、聂元梓的时候，觉得造反派已经过了头了，已经失控了，毛泽东利用他们已经达到目标，可以把造反派牺牲掉了。这样在1968年夏天，周恩来总理第四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即“七•二五”讲话)，周又覆手为雨地宣布广西造反派为反革命组织。在此之前，中央颁布的“七•三”布告，就是在此背景下出笼的。 

其时，全国已经实现全面军管，在广西，掌握实权并从未被打倒的以韦国清、欧致富为首的军方，从一开始就站在“联指”一方。对“4•22”的集体大屠杀，就是在军方的纵容甚至策划，指挥下进行的。如果说“七• 三”布告前，军方还是半遮半掩地纵容和参与“联指”对“4•22”的屠杀，那么“七•三”布告之后，军方就赤裸裸亲自上阵，调遣军队对“4•22”实行大规模的武装围歼。

比如1968年7月底8月初广西军区先后调动220师660团四个连，6912部队两个连，广西军区警卫营两个连，南宁军分区独立营一个连，炮兵第6 42团高机炮一连、二连以及玉林、陆川、贵县、邕宁、武鸣、马山、横县、上林、崇左和南宁郊区“联指”武斗队，对南宁“4•22”实现大规模武装围歼一役，据官方不完全统计，这一仗“4•22”被打死3795人(当场打死1471人，被俘9840人，被俘人员交各县拉回去“处理”的有7012，其中被打死2324人)。南宁地区的宾阳县“七•三”布告后，在县革委主任，驻军6949部队副师长王建勋亲自布置的大屠杀，从7月26日至8月6日的11天里，全县打死和迫害致死3951人。 河池地区军分区奉广西军区之命，调动9个县(宜山、河池、巴马、天峨、南丹、东兰、凌云、乐业、罗城等)三个兵工厂(金城江的人民、龙江、东江兵工厂)的人武部，民兵，“联指”武装人员会同6911部队共3000多人，围剿凤山县“4•22”一役毙杀1016人。 

“七•三”布告颁发的直接原因，是缘于柳州“造反大军”抢夺援越军列。

“七•三”布告颁布的缘由

1968年文革武斗如火如荼之时,正是抗美援越打得热火朝天之际。1968年5月21日拂晓，柳州“造反大军”(4• 22)头头白鉴平、廖伟严和“柳铁工机联”头头王反修、李振岭为了对付“联指”的武装围剿，组织几千人到柳州火车站“五三八”列车调度段抢援越军列八个车皮的武装弹药，王反修、李振岭以“李向阳”之名给押车的解放军写了收条。该事件令中央震惊，称“已严重干扰破坏了毛主席的文革部署”。于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7月31日发出针对广西地区发生破坏铁路交通、抢劫援越物资、冲击军队、抢夺武器等事件的“布告” (习称“七•三”布告) 

“七•三”布告使广西当权者如获至宝，变为他们堂而皇之大屠杀“4• 22”的尚方宝剑。7月9日广西军区派出两架飞机，从凭祥至南宁空投“七•三”布告传单90000多份。 

驻南宁柳州部队组织51个宣传队，南宁市有5000多人的宣传队进行宣传，开办660个学习班，有五万多人参加。 

7月12日至8月3日《广西日报》连续发表九篇社论，都是号召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和一篇又一篇区革筹，广西军区负责人为贯彻“七•三”布告发表的讲话。7月15日广西军区，区革筹在南宁人民公园召开15万人参加的，“坚决拥护贯彻和捍卫“七•三”布告大会，韦国清在动员报告中号召：严惩一小撮“现行反革命分子”，为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扫清了道路。会后“联指”在全区掀起屠杀“4• 22”的狂潮将所谓“障碍”革委会成立的人(主要是指“4• 22”派和地富反坏右)，打死和枪杀，以此作为迎接和祝贺区革委的成立。 

让我们看看广西各地大屠杀的情况：　　7月15日南宁市革委，广西“联指”遵照区革筹、广西军区8日发出的“关于清理流窜人员的指示”(所谓流窜人员，指的是各地“4• 22”被“联指”围剿后进城逃命者)。他们以“治委会”之名，“清理”户口，抓捕了280多人，杀害33人，还有的人被抓之后，至今生死不明。 

在桂林地市，又按照桂林的需要制定出“八•二零”公告。为此事，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代表广西革筹、广西军区于8月18日到桂林几次，在301部队驻地开核心会议，紧急布置军事行动，宣读解释“八•二零”公告。魏佑铸说“八•二零”公告表明依靠的是“联指”，镇压的是“4•22”桂林“老多”。 

从8月20日至10月一个多月里，桂林地区(包括桂林市)被害者达数万人之多，其手段之毒辣，惨不忍睹。这是“七• 三”布告这个特大事件中的一个大事件。7月17日解放军6977部队武装歼灭融安县“4•22”农总，俘虏120多人，打死多人，缴获枪支140多支，尔后又抓捕80多人。

柳江“福塘事件”
7月24日凌晨4点，忻城、来宾、武宣、柳城、宜山、环江、象州、柳江等八县和合山矿、八一矿、柳州钢铁厂、柳州郊区“联指”3000多人，攻打柳江县福塘区“造反大军”。 事情经过其严重后果是这样的。19日柳江郊区县洛满区革委会发出“洛满告急”，宣称18日上午有100多个全副武装的“4•22”暴徒包围凤山公社“联指”纠察队。呼吁柳州，河池地区各县“联指”和柳州地事“联指”派出武装支持，围歼“暴徒”。当天柳州地市“联指”发出“关于洛满区“7•18”反革命事件的严重声明”。
7月21日柳江县革委会召开常委会会议，不是对讨论“洛满告急”后问题，而是讨论几县“联指”联合武装围剿福塘“4•22”造反大军问题会议决定25日动手。会后县革委将攻打福塘的决定向军分区请示。柳州军分区请示广州军区同意攻打，并同意调动八县、两矿、一郊、一厂“联指”武装联合攻打福塘，并成立“剿匪”指挥部。柳江县革委主任、人武部政委宋吉月任总指挥、县革委副主任刘柏生任副总指挥、人武部副部长韦熙年、蒋传璞任副总指挥。忻城县革委主任孙廷国任参谋长，柳江县原县长梁水生任后勤部长，指挥部领导成员有王有余、蔡立志、刘云虎、谢遵 宜等。
7月24日凌晨4点，宋吉月命令：兵分三路，对福塘进行总攻击。然而，当时从柳州逃到福塘避难的柳州造反大军四、五十人(大部分是柳钢的，而且不少人家在福塘)，在23日前已逃离福塘了，只有当地“4•22”观点的农民五、六十人。在“复位”包围后，分别逃上单华山、十二料山和良上村(地处深山里)。　　“联指”3000多人搜山围村，抓获70多人，立即枪杀25人，经过几天围剿后，各县“联指”大部分撤离福塘，留下部分武装人员继续清剿“残匪”。在清剿中又枪杀打死120多个农民，柳江县“保卫队”韦德金在良上村见一妇女背著一个小孩从外面回来，说这妇人是“4•22”的“情报员”，开枪把妇人打翻在地，妇人未断气，韦德金又补了一枪，妇人含冤死了，年仅两岁的小孩见妈妈被打死后，放声大哭嚎叫，韦德金又用石头把小孩砸死。 “联指”联合攻打福塘，共打死146人，开支现金100400多元，粮食5358斤。

广西各地“七• 三”布告颁布后屠杀情况 官方的内部机密文件《广西文革大事记》对广西各地“七• 三”布告颁发后的屠杀情况有如下记载： 南宁地区的邕宁县6月份前死54人，在受到“右倾”的批评后，于7月16日至19日分五片召开会议(千人至万人大会)，刮12级台风，结果在全县9个区同时调民兵攻打“4•22”派据点事件。全县乱杀人到8月22日止达4762人，7至9月打死947人，占该县文革期间死人数88%。凭祥市印“七•三”布告26000份，调动1056人，组成79个宣传队，办学习班78期(参加学习的246 4人)，在全市造成乱打，乱斗，乱杀人事件。8月5日至9月3日以凭中为重点的落实“七•三”布告为中心任务的全市中小学校，第二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对□71名教职工进行全面调查摸底，其中凭中36名教师即有11名被戴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走资派”等罪名。 在南宁地区自“七• 三”布告下达至10月止共揪出坏人60061人(布告公布前揪斗11685人)，7月打死，逼死2738人，大战8，9月的结果。八月死5943人，九月份死1252人，两个月打死，逼死7195人占全年死亡人数40．6%。 桂林地区在“七•三”布告前全地区死亡1859人，之后死亡9087人(共计10946人)，占死亡人数90%左右。桂林地区死亡9087人，南宁地区死亡7199人，两个地区在“七• 三”布告后共死16282人。 在临桂县，在7月8日至7月10日，公社主任武装部长的会议上，县武装部长龙凤山批评行动慢的公社，并命令武装部长(是一个行动慢的公社武装部长)在桂林带去11个精干的民兵，限期打开局面，否则要犯政治错误。此次会议后，各公社开大会杀人，县武装部和县“联指”派人分别到各公社参加杀人大会，在杀人会上，各公社均先宣读“七•三”布告然后杀人，会议结束到7月16日共杀去36人。7月16日至月18日县“联指”“三保卫”指挥部出面开会，指出“我们这次行动就是搞“4•22”骨干分子和各公社大队的四类分子和其它危险分子，刮他12级台风。” 胥明德也说具体对象是对立面的头头，对立面的骨干分子还有为未改造好的四类的分子等。从此次会议后到7月24日共杀100人。从7月26日至8月22日共杀96人。8月17日桂林军分区召开12县民兵团及县武装部长会议，布置攻打“4• 22”据点。在“八•二零”时临桂县被关押在军管会40余人(除1人在杀场中死里逃生外)均被杀害，就地枪杀或经过关押杀的无法计算。8月23日押在麻袋厂的其中9人拉出杀害。8月28日革委副主任唐申元，常委英豪分别向驻桂的公社民兵团说，要抓紧清理关押人员，要搞得对象快搞，下一步清理阶级队伍，从8月28日至9月18日又杀去8 9人，这样临桂县从68年6月至68年10月共被杀1783人。全州县于7月8日召开执行“七•三”布告誓师大会，7月份共开批斗会1107 次，165062人，被批斗者2179人，人们说“七•三”布告成为“联指”镇压“4• 22”的尚方宝剑。7月13日县革委主任说现在农村杀人比较多，要看得惯，领导要站在运动前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全州县共杀人1111人，占全县死亡人数的57．4%)。 德保县贯彻“七•三”布告，把各公社召开万人批斗大会的办法向下贯彻。7月7日那甲公社召开万人批斗大会，传达“七•三”布告和县三级干部会议会议精神，公社武装部长(县革委副主任)作大会报告，宣布以大队为单位，摆开战场，把所谓四类分子和“反团”(**救国团)187人进行批斗，当场死伤19人(各占一半)，燕洞公社7月18日开万人大会，被批斗者宣布罪状后个个过鬼门关，(在过关时个个被已准备好的纠察队民兵用木棍，枪托等凶器毒打)，过关时206人均被毒打。各公社均采用此办法进行贯彻，到7月20日宣布全县已抓了坏人1200人。8月5日王君太主持召开县常委会，决定召开大会控诉揭发“反革命分子罗仕彦罪状会”，在讲台前跪著的“反革命”共700人，王君太一面号召刮12级台风，向敌人进行猛烈进攻，纠察队，民兵的等动手打骂，下面哭声震耳。至68年8月7日县贯彻“七•三”布告办公室宣布“七•三”布告传达后，德保县抓紧清理阶级队伍的“三查”工作。向阶级敌人发动更猛烈的进攻，到8月5日止，农村共揪斗干部，群众2120人，县直机关共揪斗干部职工121人，学习“七•三”布告后投案自首者200人，全县死人312人， 其中贯彻“七•三”布告前98人，之后214人。 上思县革委会和武装部负责人说：“贯彻‘七•三’布告，策动全县对积极敌人实行专政，过去没有“七•三”布告，不能解决问题，现在有了“七•三”布告，就能解决上思的问题了，我们必须再次掀起群众专政的新高潮，刮‘十级台风’不行，就刮‘十二级’台风。对敌人专政，这次会内搞，会外也要搞，会内外结合。”于是会议期间共杀了两批人共23人(第一批11人均为国家干部)会外杀75人，共98人(会外零星杀人不计)。在贯彻“七• 三”的同时贯彻区革筹清理阶级队伍指示，全县共清出“叛徒”51人，特务4人，走资派51人，反革命分子41人，没有改造好的五类分子220人，其它坏分子835人，在清理斗死121人，逼死18人。 都安县在向专区革委报告中说：从革委成立到“七•三”布告公布，这一阶级斗争特点，主要是横扫积极敌人颠覆革委会的现行破坏活动，这一阶段全县共揪斗7367人，但更深更艰苦的斗争还是在“七•三”布告公布后，在“七•三”布告威力下，一个“三查一清”运动迅速在全县开展起来。到8月底9月上旬共揪斗12185人，挖出61个反动组织，特别是“反团”和“中国青年党”。 北流县7月8日举行7万人参加的贯彻“七•三”布告大会。提出更猛烈地向积极敌人进攻。7月9日革委武装部作出贯彻“七•三” 布告决定，说靠“七• 三”布告威力揪斗“黑班子”等案。接著成立四个项目组，101，202，303，606项目组，共查清253个案件(全是错案，假案)。7月18日北流“联指”和各公社为贯彻“七•三”布告成立“七•三”指挥部。此后在全县范围内乱揪乱斗，全县被诬为“黑班子”的820人，被斗争748人，打斗至伤479人，致残62人，致死31人，打成“反团”804人，斗打致伤414人，致残139人，致死225人(其中区书记顾德未得三结合，诬副书记搞反团该区受害500多人，致残205人，致死112人。后顾被判刑13年又翻案加刑3年共16年。
9月陆川县集中中小学校老师集训，贯彻“七•三”布告，搞斗、批、改、清理积极队伍。一大批中学老师受到摧残，陆川中学80多名教师职工被杀11人，批斗56人。未厂中学22名教职工被杀7人，陆川中学校长前后被斗120次后逝世(采用这个方法贯彻“七•三”布告清理阶级队伍的县还有，这是比66年7，8月集训老师进行批斗更为严重的又一次对教师的摧残)。

桂林市“八• 二零”大屠杀

68年8月初广州军区在湖南衡山开会，黄永胜(广州军区司令)主持会议，广西军区的吴华，桂林市武装部长陈秉德，桂林军分区司令景伯承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桂林市落实“七• 三”布告，研究出动军队，武装解决“4• 22”桂林“老多”据点。  

8月20日以桂林地、市、革委会名义和桂林警备司令部、政治部联合署名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中央“七• 三”布告的公告”。行动前收缴了“造反大军”的武器，市革委会以“联指”武斗人员为主体编了2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配备精良武器。“工纠”武装人员、各县民兵，其它“联指”成员以及反戈一击的原“造反大军”部分成员共一万多人，组编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行大规模搜捕。这一错误行动，其中被抓、被打、被杀、被抄家、被错批、错斗者约万余人。 

8月29日陈秉德号召刮12级台风，30日全市大游斗。8月20日开始的抓、抄、游斗风持续了一个多月。 

9月4日的一次游斗中兴安中学学生蒋孝生手持“五四”式手枪向著被游斗的对象连续开枪射击7发子弹打死6人(此人74年入党任大队支书，大队长)。 

据桂林市革委会68年向区革委汇报：“八•二零”到“九•二零”一个月打死90多人。据处遗办统计“八•二零”至年底杀死160人，批斗死，游斗死94人，自杀91人，总计345人，超过1967年1月至1968年8月20日前武斗中死人267人的30%。至于各单位私立公堂，随意关拷打批斗这种现象延续的更长。

凤山“江洲惨案”
8月1日由凌云、乐业、巴马县人武部干部带领的三县“联指”武斗队和6911部队进入凤山县，会同该县“联指”和人武部中队共1000多人武装围剿“七•二九”兵团，“七•三”布告下达后“七•二九”被县人武部和“联指”当作“土匪”围剿，人马逃散到“南山”---江洲一带和“北山”---六隆一带躲藏。 这天，解放军和凌云县“联指”武装队包围了江洲洞，洞里有男女老少100多人，其中武装民兵10多人，解放军和凌云“联指”围攻三天三夜后，洞里弹尽粮绝(只有七支步枪)，老人和小孩呼叫救命，于是洞里提出，保证他们人身安全，即可缴枪投降，解放军和“联指”同意。
8月3日上午，洞内派出代表黄显应，陆祖业，陆沦贵处理“谈判”，指挥围攻山洞的凌云县人武部科长卢元俊主持“和谈会议”，双方谈判结果达成协议：“洞内“七•二九”缴枪投降，保证全部人身安全。”经双方签字后，“七•二九”先交枪，后出洞。解放军和“联指”收缴枪支后，把出洞的男女老少全部押到大队部仓库关起来。三小时后，枪杀了7人，其中一个小孩仅12岁，而后又杀害了十多人。 这就是震惊河池，百色地区的“江洲惨案”。但在十年浩劫里，却被称之为“江洲剿匪大捷”。卢元俊等人“立功受奖”。继“江洲惨案”后，解放军和“联指”又围剿北山。

广西大地“一片红” 

8月21日，为了迎接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诞生，《广西日报》头版发表“红日照南疆，形势无限好枣本报记者评述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述评广西形势大好的主要标志是区革筹，广西军区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联指坚决执行毛主席的伟大“阶级敌人”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刮起“12级台风”，从而实行了全区大地“一片红”，各专，市，县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1968年8月26日广西区革委会宣告成立，革委主任是韦国清，副主任是欧致富、魏佑铸、焦红光、霍成忠、安平生、韦世经、林福文、毛凤鸾、廖炜雄、龙智铭、颜景堂、曾春生、革委委员133人。 

在庆祝大会上韦国清在讲话中特别强调“要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其它‘反革命分子’以及地、富、反、坏、右分子批倒、批臭，斗倒、斗臭，要肃清国民党残渣余孽”讲话传达后，全区各地又掀起了乱杀人的新高潮。 由于广西各级革委会和人武部贯彻执行韦国清的部署，对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冠以种种罪名进行镇压，大抓乱杀，问题十分严重。区革委会，广西军区于9月23日给广西各军分区，柳州，柳铁“支左”联合办公室，220师，独立一，二师，空七军，二零分部，各边防站发出“坚决制止乱杀人、乱抓人的通知”的电报。 宾阳县一面布置不要乱杀人，一面又说确实群众要求要杀的也可以杀。该县在9月以后依然继续乱杀人。 

临桂县9月以后在军管会看守所关押的人不断被拉出来杀害或斗打，无人过问。至于群众杀人的事，更是时有发生了。当时还有的地方在发出不准乱杀人的通知前,采取口头通知，说要快杀，过几天就不准杀人了,结果到处出现突击杀人。 

广西大地确实是“一片红”枣仅仅是“七• 三”布告颁布至8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广西共杀害和迫害致死84000多人。 1984年“处遗”工作中，有人根据广西“文革”大屠杀事件概括道：“杀人之多，全国之冠 ，杀人之惨，历史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