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30日星期四

文革三大屠杀案(终结篇)

割下地主女儿的头颅当篮球掷
如此丑恶的案例尚有若干:有强迫孙子背年迈无力的老祖父赴刑场的;有强迫儿子捧起刚被打死的父亲的血涂在“烈士墓碑”上让亡灵享血祭的;有教师想吃“美人心”而将自己漂亮的女学生打死挖心的。【此案曾落实,但凶手后翻供,说他举铁锹去挖心时铲不动。女学生死时背着小弟弟(妹妹?)胸前交叉的布背带很结实。我追询最初的案卷,处遗人员称怎么也找不到了!】 著名语言学家、北大教授王力家乡博白县尚有一案:一浪荡贫下中农子弟趁乱欲强奸一地富女儿,女不从,便将女杀死。又到公社革委领导处要求入党、表扬:我对阶级敌人斗争多坚决!领导说:光我们知道还不行,得让大家都了解你的事迹……。该无赖将被害者头颅割下,到公社中学,趁放学之际在篮球场上以人头作球,蹦来跳去,“投篮”不休,引得人山人海围观,人人自愧弗如。于是大会表扬,光荣入党……。——我因时间不够,未亲赴博白县落实此案,但此类传闻,其实可靠性十有八九。文革中,我曾听说一人肩扛一条人腿回家去吃,大白天招摇过市,那脚上还穿着裤子。此事颇不可信。但十年之后此行广西,我居然在某县又听目击者几乎一字不差地讲述了一遍,连那脚上的裤子亦千真万确,绝非杜撰! ……结束了对那孤儿的采访,那孩子送我出来。我一手搂着他肩,默默而行。他哥哥死时,大约也是这个年龄。二十几岁,多好的年华!我感觉一股青春的生命力从他那结实的肩臂上蓦然传遍我全身!这股美好充沛的生命之流激动得我泪流满面。我使劲捏着下巴,强忍着失声痛哭。不敢与他告别,几大步跨上小车,命司机快走。车一起步,泪如决堤,再也无法闸住。几秒钟内,风雨大作!狂风挟着豆粒大的雨滴扑打着车窗……。刹时间,满天是怒,满天是悲,满天是恨……。公路两旁,挺秀的柠檬桉如温柔美丽的少女亭亭玉立。骤起的狂风折断虎口粗的树枝,把枝叶铺满公路……。我彷佛看见了那静立在田里的水牛!我不明白这牛的形象何以如此强烈地震动着我的灵魂?也许它象征着善良忠诚而受尽奴役、欺骗的劳动者?也许它象征着强大而尚未觉醒的力量?——不,也许它仅仅象征着一个默默无言的期待! 从那一刻起,只要我一坐上奔驰的北京吉普,车窗外无论是纯洁的柠檬桉,无论是昂首伫立的水牛群,或是红色的土地,毫无例外地都叠印着一张张满怀期待的脸!我知道,这是鬼魂,是那惨死的十万冤魂。他们默默地注视着我,眼中只有期待,只有期待,只有期待……。我们久久地对视着,谁也不开口说一句话。但我知道他们相信我。他们知道我的心。 安息吧,我的十万同胞!只要一息尚存,我便要向全人类控诉他们的罪行!总有一天,我要将这反人类的罪恶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冲破武宣官僚的铜墙铁壁
跑了南宁地区、梧州地区数县之后,我感到外围已扫清,可以进军武宣了。根据惯例,仍先到地区处遗办交涉。采访笔记不在身边,我记不起为何最后接待我的是公检法部门? 我开始撞墙了。接待我的臭官僚们死不肯向我稍稍介绍一点武宣的情况!从他们的神情里,我看出他们决心封锁消息,并尽量摸清我底细。谈话都是紧张森严的,居然还安排了记录员!好,让你记!我故意不时提问、插话、说废话,废话里夹几句有用的话,把这谈话搅得乱七八糟。果然,那记录员手忙脚乱,不知该如何记好。我的态度也变得愈来愈生硬,我不怕谈砸了。反正对他们已不抱任何希望! 第一天的接触,已使我感到前途艰险。官方走不通只有走民间,我得有两手准备。在柳州市内转悠,随便闯进一家刊物,自报家门,聊起天来。平素深感无聊的知名度这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积极作用。一位编辑不仅读过我的几部主要作品,而且还熟悉山西作家群,喜欢山西文学。我向他说明真实来意及目前困难处境,他立即给我介绍了几位重要的知情人。好了,有这个名单,不愁攻不破武宣这铜墙铁壁! ……武宣县整党办(处遗办已合并其中)。柳州处遗办及公检法的翻版!任你怎么问,就是个不吐真实情况!我手中已掌握一些武宣情况,点到一案,点头承认一案,但详细情况仍不透露。与我接谈的两位普通工作人员,简直不敢抬眼看我。我明白,是领导逼他们来对我撒谎。我拂袖而去,不与他们再谈。次日,整党办头头接待我,仍是尊口不开。问几句,答一句,连挤牙膏还不如!我要看案卷,说案卷调走了。我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干脆拉下脸来,指出:根据我了解的情况,案卷就在整党办!即使把正本调走,副本(特别是惩办党员干部的案卷副本)肯定还留在整党办!面具撕破了,办公室里顿时沉寂下来。他们无法否认、但又决不让我看到案卷的那种王八吃秤砣的死硬态度,我算是了解得透透的了!好吧,不谈案卷了,派车送我下乡接触当事人吧!好好,明天上午一上班你来,我亲自给你安排! 对官方我已彻底绝望。第一天,我刚到县招待所住下,便有一中年汉子找上门来。寒喧两句,忽然发现他便是我名单上的第一人!我暗自惊奇这民间渠道竟如此消息灵通!来人不过五十,却已是位扛过枪、打过仗的老游击队员了。他出身富豪,从家里偷一条枪跑上山参加了*游击队。由于性格耿介,看不惯丑恶现象,不仅没靠革命资历爬上去,反而老挨整,年至半百才刚刚结婚。好一条敢作敢当的汉子!一晚上,他把武宣文革大案要案连锅端,并向我详细介绍了武宣领导层内部错综复杂的情况……。我心里踏实了。好吧,你们封锁吧! 在柳州,我已接触了一位原武宣中学校长,现柳州地区教育局训导员吴某。他向我介绍了武宣中学的一吃人案:一夜,几个学生押解他和另一(二?)位教师来到黔江边,岸边躺着几具刚刚打死的尸体。(可能是叫他们先把打死的人从学校抬至江边?记不确了。)学生命他们剖腹开膛取心肝:“快点弄!还等着弄回去宵夜呢!小心点,不准拉破肠子,弄脏了要你们命!”吴某刚举起刀便晕倒了。另一位教师在刺刀威逼下战战兢兢取出心肝,学生们挑在枪上,回校宵夜。 到武宣后,我首先去武宣中学拍照。在学校食堂,在校园里,在学生教室门口,在宿舍里都煮过人肉。虽然事过境迁,已不可能拍到分食人肉的情景,但拍下一处处作案现场也有意义。然后又到三两里地远的黔江码头上,按当事人告诉我的线索找到当年吴某举刀晕倒的剖腹现场拍了照片。晚上老游击队员来找我,一口气说出我一天的活动详情。我惊讶之极问:有人跟踪我?他说不是;但只要你一打听当年屠杀、吃人的事,凶手们便紧张,而沉冤十载的受害者遗属及正直的人们便奔走相告:上边人来查访了!所以他坐在家里,便对我的活动情况了如指掌。跟踪也可能有,但那是保护性措施。公检法内想积极揭露武宣事件的一批同志已保证绝对保护我的安全…… 好啊,武宣!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武宣!杀机微露的武宣!咱们走着瞧!

专吃男人生殖器的女革委副主任
次日晨,如约到整党办等派车。先让我坐够冷板凳,最后姗姗来迟的主任不住地道歉:车少啊,会议多啊,车坏了啊,司机病了啊……。我连听都不要听,反正是不给车。早知道如此!我转身大步而去,从此再未登这个官衙的门。在不准查阅案卷的情况下,通过民间渠道采访受害者遗属,采访老办案人员、公检法干部,我也摸清了一些案件。 某案,小派(四二二派)在大派(联指派)数县武装力量的围攻下溃败而逃。某头头被擒,被剖腹挖肝,分食殆尽。后将他被剔得只剩副骨架子的残骸挂在闹市示众,逼他妻子跪地请罪。一凶手执匕首在她背上划了一刀,惋惜道:瘦了点,不好吃!然后逼问:这是你男人吗?是。你男人是反革命吗?是。女人已身怀六甲,血汗如雨。折磨够了,最后说:你不是爱你男人吗?你就抱着他人头睡觉!于是将早已砍落的人头塞给她,硬逼女人抱头睡觉。在这种毫无人性的折磨下,女人精神分裂。 某案,一青年码头工人,因是小派成员,便借口他曾倒卖过什么东西(反正是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记不清了),将其游斗打倒在地,然后头着地拖到江边。至少有一百级左右的石阶已将他磕得血肉模糊,昏死过去。凶手执刀开膛取心肝,一刀拉下去,他竟长嘘一口气,双手将凶手抱住,吓得凶手魂飞魄散……。我到他哥哥家采访,一家人几乎是麻木地回忆了往事,没有控诉,没有愤怒,只有心如死灰的淡默。妻子携孩子早已远嫁他乡。我给他年近半百的哥哥照了相。这个虚肿的中年汉子早已成为一具丧失表情的木乃伊。 某案,村支书将对立派某人妻子奸污,怕日后报仇雪恨,遂煽动村人将其全村同姓人家不分老幼悉数捉拿,并威胁利诱村人押解这些无辜者乘船渡过黔江,在县城墟亭附近的闹市区批斗致死,割食殆尽。这便是武宣独有的一例“灭族”案。 某案,一女民兵因参予杀人坚定勇敢,且专吃男人生殖器而声名远播,并因此入党做官,官至武宣县革委副主任。处遗时期中共中央书记处一天一个电话催问处理结果,并严厉责问:像这样的人,为何还不赶快开除党籍?但该女革委副主任拒不承认专吃生殖器,只承认一起吃过人。最后的处理是开除党籍,撤销领导职务。现已调离武宣。县处遗办人员谈此案时,称:她当年还未出嫁,还是个姑娘,估计也干不出那种事……。——当然,你可以估计她干不出那种事,我也可以估计在吃人狂潮到立案侦查这长达五、六年的时间里,她完全可以凭借权力和关系把罪行掩盖得天衣无缝。参予杀人、吃人(就算她没吃过男人生殖器,只吃过心肝和大腿肉),也就是个开除党籍,削官为民。——*对自己人真可谓网开一面、宽大无边啊!世界上可曾有过如此宽大的法律吗?文革后期,广西群众曾强烈要求“吃过人的人不能再当干部!”而广西最高当局(据说是原自治区革委主任,后解放军前政治部主任韦国清)的回答是:“为什么不能继续当干部?——对吃过人的人也要作具体分析嘛!”——参与吃人的党员、干部数量之多,从中亦可窥一斑。
桐岭中学黄校长被学生分食案
可与上案轰动效应“媲美”的,是桐岭中学黄(家凭?)校长被学生分食案。这是一个极其完整的故事。我尽可能凭记忆将这悲惨的故事叙述得较为完整: 黄某出生于武宣山区一富豪(地主?)人家。青年时代接受了马列主义,向往革命,后成为游击队支队长。老父亦同情革命,他家便成为最可靠的联络点。*的重要会议,许多都在他家秘密举行。解放后,黄某任苍梧县副县长(县长?)。大约在五十年代中期的一次政治运动中,查出他曾有变节行为,遭到政治打击。(关于广西地下党冤案,详见后。) 事情是这样的:一次国民党军队将他及村人包围在一山洞中,喊话要他出来缴枪。本来山洞中有足够的粮食,饮水和弹药,完全可以长期坚持,但为了洞内外大批群众的安全,黄某只好出来缴枪。村民遂得以平安,黄某也并未受到处置。没过几天,他又上山拉起了队伍,转战于桂东山区,并坚持到最后胜利。大约是六二年,他的冤案得到平反。长期调查核实:他并未出卖同志、出卖*机密。缴枪不仅事出有因,而且很快又拉起队伍,为革命事业立下许多功劳。但*不会认错的。只要整了你,总是你有问题!于是给他留了个小小的尾巴:革命不坚决,在困难时期产生动摇。留尾巴就留尾巴吧,只要能继续为党工作就心满意足了。县政府的位置早已蹲满,已不可能官复原职,于是给了他个级别大致相当的重点中学校长。又五、六年过去,当初给他留下的那个“小尾巴”终于要了他的性命。 文革中,“抓叛徒”成了权力斗争的一大法宝。学生们不知怎么知道了校长的“小尾巴”,便把他打成叛徒,大小会批斗。一晚批斗会结束,几个学生押他回宿舍。为首者说,看守太麻烦,干脆打死。于是在黑暗中一棍子击在头部,他很快便停止了呼吸。次日清晨,便有学生执刀割肉,以示与之划清界限,斗争到底。割肉很快形成风潮,整个桐岭中学校园内,到处是两块砖架上一块瓦的小灶,炊烟袅袅。收尸的“牛鬼蛇神”教师后来追述,黄校长被割得只剩下一副骨架子,用两个挑土的竹簸箕一装便挑去埋了。第一个割肉者谁?竟是校长大儿子的女友!此人原来狂热追求校长公子,此时为摆脱关系,竟恶狠狠第一个操刀割肉而食! 晓明,你一定还记得咱们二访广西时,一天晚上到咱们住的旅馆来长谈的那小伙子吧。那就是黄校长的二儿子,在广西民族出版社当编辑,名叫黄×周。第二个字忘记了;第三个字记住了,因以姓为名极罕见。当时他逃亡在外,家里写信叫他千万不可回来;只要他在外,村人便不敢杀害母亲及年幼的弟妹。后来各级革委的保证下,他终于回村了。凶手们早已埋伏在村外,准备先将他暗杀,然后再收拾他母亲及弟妹。回村半途,他到一亲戚家住了一夜。凶手们未等到,以为情报有误,收兵回村。次日他才得以安全到家。小住几日,立即感到肃杀之气逼人,便又出逃。

吃校长肉的学生们至今当官掌权
在武宣,我见到了他的弟妹。悄悄到他小妹妹工作的商店,以买货为名将她唤过来,一边看货一边将身份告她,叫她晚上同他小哥哥一起来找我。那又是个令人心碎的晚上。两个俊秀而稚气未脱的年轻人讲述了他们悲惨的童年、少年时代。小弟弟被迫逃亡海南,小小年纪,什么苦活儿都干全了。小妹妹和母亲任人欺凌,天真的小姑娘无法理解在学校、村里无所不在的谩骂、殴打。对于她的童年来说,世界是个永远也挣扎不出去的地狱!肉体上精神上的长期摧残给她带来了与年龄不符的疾病——心脏病……。两个孩子含着泪辞我而去。临走前告诉我:他们在武宣县呆不住。过去吃过他们父亲肉的那些学生,现在许多当官掌权。不仅从不忏悔,而且还把小兄妹俩视如寇仇。…… 一天深夜,亲人们偷偷将黄校长遗骨挖出来背回村。老父亲将儿子的骸骨一块块装进一坛子,在夜幕掩护下背上山,藏进一秘密的山洞。 处遗工作开始后,原游击队司令(政委?)、现自治区领导来看望自己的老部下们,派人通知老人到公社集中等候老首长接见。老人怒不可遏:“什么道路交通不便?过去打游击时把我家当据点,来来往往,从来就不说交通不便?——我不去见他们!”于是首长们屈尊来探望老人。一进老人屋,人们尴尬得面面相觑:黑暗潮湿的破房,破床上一顶熏成黑色的补丁罗补丁的破蚊帐……。老人同情革命,把儿子交给革命,而革命给他以什么回报呢?斗争接着斗争,扫地出门,儿子惨死被食,孙儿女们受尽磨难,流落异乡。我可以想像出那见面的场景:老首长斥责县、公社、村各级领导照顾不周。各级领导诚惶诚恐接受批评,当场议定额外再增加百把元救济金。也许,老首长念及旧情,还掏出百十元私款,作为“聊补无米之炊”的安慰,也作为自己良心的安慰……。最后,老司令要求看看自己得力部下的遗骨,老人不同意:“不是我信不过老首长,只要一带你去,大家都知道了,我儿子的遗骨就保不住了。……”至今,孙儿女们仍不知父亲的遗骨安在。老人坎坷苦难的一生,教会了他对这个社会的深刻的不信任。白发送黑发,他未能保住儿子生命,但他下定决心要保住儿子的骨头。那一堆白骨,是他们一家几十年苦难的象征,是一个罪恶社会里残暴行径的铁证。 老人姓名忘记了,年龄却未忘:与毛泽东同龄,生于一八九三年。如果他还活在人世,该高寿九十六了。若苍天有眼,保佑老人长命百岁,看到我的著作出版。 经过在武宣的紧张采访,我终于可以权威地概述广西文革的吃人场面了。根据情绪逻辑,我将其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广西吃人狂潮的三阶段
一、开始阶段:其特点是偷偷摸摸,恐怖阴森。某县一案卷记录了一个典型场面:深夜,杀人凶手们摸到杀人现场破腹取心肝。由于恐怖慌乱,加之尚无经验,割回来一看竟是肺。只有战战兢兢再去。……煮好了,有人回家提来酒,有人找来佐料,就着灶口将熄的火光,几个人悄悄地抢食,谁也不说一句话。次日晨,唤同伙来吃剩下的;怕人们不敢吃,诡称是牛肝牛心。待吃完后才得意洋洋宣布吃的是某某的心肝…… 二、高潮阶段: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此时,活取心肝已积累了相当经验,加之吃过人肉的老游击队员传授,技术已臻于完善。譬如活人开膛,只须在软肋下用刀拉一“人”字形口子,用脚往肚子上一踩,(如受害者是绑在树上,则用膝盖往肚子上一顶——)心与肚便豁然而出。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余下的任人分割。红旗飘飘,口号声声,场面盛大而雄壮。有的村庄则别具特色:将人肉与猪肉切作大小相同的块儿煮熟,将大锅置于视线之上,村人每人过来一块。当我的惊骇与愤怒已被大量丑恶所麻木后,发现这是一个饶有情趣的心理学现象。出于“阶级仇恨”、“立场坚定”、“划清界限”等等集体疯狂,人们的表层心理是决心吃人;然而不可能完全泯灭的被压制于深层的良心却又在顽强反抗。这时候,折中的思路便是:参与吃掉这个人,但最好自己又没吃到这个人。于是,人肉猪肉混煮,盲目夹一块吃的方案便满足了互为矛盾的两方面心理要求,使兽性与人性达到了高度的自欺欺人的和谐,使集体疯狂与个体良心并行不悖。自然这不是广西人的发明:土改时候全国各地的一人一石砸死、一人一棒打死、一人一刀杀死等“群众斗争”场面,其心理特点与集体吃人并无二致。只不过群众性吃人把心理矛盾激化到顶点,因而产生出最富戏剧性的奇特形式。 三、群众性疯狂阶段:其特点可以一句话概括:吃人的群众运动。如在武宣,象大疫横行之际吃尸吃红了眼的狗群,人们终于吃狂吃疯了。动不动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掣出事先准备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块肉便割哪块肉。一人告我一生动细节:某老太太抢割了一叶人肝,高高兴兴拎回家去。其时正下微雨,人血和着雨水从肝上流下来,在老太太的身后留下长长一条淡红色的血痕。还有一老太太听说吃眼睛可补眼,她眼神儿已不好,便成天到处转悠,见有“批斗会”,便挤进人丛作好准备。被害者一被打翻在地,她便从篮子里摸出尖刀,剜去眼睛掉头便走。有几位老头子则专吃人脑。砸碎颅骨取脑颇不易,便摸索出经验:每人携一精细适中之钢管,一头在砂轮上磨成利刃,当人们割完人肉后,他们才慢悠悠挤过去——反正没人与他们抢人脑——每人在人脑上砸进一根钢管,趴下就着钢管吸食,如几个人合伙以麦管吸食一瓶酸奶!有妇女背着孩子来,见人肉已割尽(有时连脚底板的肉全割净,只剩一副剔得干干净净的骨架),万分失悔:孩子体弱多病,想给孩子吃点人肉补补身子。——至此,一般群众都卷入了吃人狂潮。那残存的一点罪恶感与人性已被 “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刮得一干二净。 吃人的大瘟疫席卷武宣大地。其登峰造极之形式是毫无夸张的“人肉筵席”:将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烤、炒、烩、煎,制作成丰盛菜肴,喝酒猜拳,论功行赏。吃人之极盛时期,连最高权力机构——武宣县革命委员会的食堂里都煮过人肉!

——这是怎样一幅疯狂的人类末日图啊!希特勒、斯大林的罪行相形之下算什么! 当我从案卷上抄录这一切时,当我听被害者遗属含泪倾诉这一切时,当目击者或愤慨或怯懦地向我证实这一切时,当凶手们或理直气壮或低头认罪地向我承认这一切时,当办案人员感叹不已地向我介绍这一切时,总有一个问题痛苦地在我脑中盘旋:人们能相信吗?历史能相信吗?——不会的,不会相信的!从亚当夏娃、伏羲女娲的远古直到汽车、电算机、星际飞行器的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可曾发生过这种毫无人性的群众性大疯狂吗?比起【此句删,转帖者】,希特勒的奥斯维辛、豪森、布根瓦尔德算得了什么?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岛又算得了什么! 为德国法西斯的那些毒气室、焚尸炉,全人类举行了庄严的纽伦堡审判。在西德,有五、六万人被送上法庭;而那些凶手们,不管逃到天涯海角,都处于全球搜捕的巨大法网之下;纵然白发苍苍行将就木,人类也不惜耗资巨万,动用国际刑警组织力量,飞越重洋将其缉拿归案。为斯大林的大屠杀,苏联*的首领赫鲁晓夫曾在庄严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宣读了震惊全世界的秘密报告;一批苏联作家起而揭露大屠杀和集中营的法西斯暴行。其中坚强的人类战士索尔仁尼琴写作了长达一百五十万字的《古拉格群岛》,作为集中营罪恶的无可辩驳的证词。 ——那末,对于广西和武宣,全人类和中国人做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做!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相信!【香港人曾隐隐约约听到过广西事件。但无证据,人们以为是夸张的流言,很快便湮灭了。处遗初期,广西自治区就大屠杀及吃人事件发过一正式红头文件,马上意识到可能“泄密”,迅即严令收回销毁。】 ——我坚信,总有一天,全人类会声讨这一反人类的罪行。虽然在【此句删,转帖者】,,我们不可能进行一次广西事件的纽伦堡审判,但在适当的时候,我们终将对这一罪行进行纽伦堡审判式的道德清算。
武宣被吃者至少二百人!

罪证。我无比清醒地认识到:我必须拿到铁证如山的证据。 武宣人早有准备。很快,我通过民间渠道从前任公安局长手中抄录到一份被食者名单,该名单又经初期处遗办案人员的肯定。遗憾的是,这仅是一份经过大大缩小了的七十六人名单。由于*故意隐瞒罪行的宽大无边(即使证据确凿,但只要本人不签字便不能定案。在此政策暗示下,处遗初期承认了罪行的人纷纷翻案。人称:坦白从严,抗拒从宽。反把办案人员吓得噤若寒蝉),又由于许多吃人事件无法证实(如许多人遇害后被悄悄割食,残骸十分方便地在深夜沉入黔江),名单只有一再缩小。一位揭露武宣事件的老*员,曾屡次上书中央,以党籍担保武宣至少吃了二百人以上;让他调查,如拿不出一份二百人的名单,他甘愿开除党籍。我相信他的估计——但这七十六人名单是坐实了的,谁也推不翻的。有死者姓名、乡、村地址,且各案皆有凶手及食人者供词,并已结案。凶手有的被开除党籍、开除专职,有的被判刑。 更为重要的是处遗时期的全部档案。虽然广西有销毁档案材料的前科(处遗开始时,某地委烧毁文革档案,被中央工作组当场抓住),但要全部销毁处遗档案是困难的。他们惯用的伎俩是长期封存,等到这一代人死绝了,等到后代已无法对这些罪行激起义愤了,他们才可能公诸于世。遗憾的是,我未能看到武宣的档案。但全武宣、全广西到处都有活档案;十万遇难者的几十万遗属是无法封存的,他们不会保持缄默。数以百万计的目击者亦不会天良全泯,时候到了他们会挺身而出的。要想使这桩暴行从地球上无声无息地消失,这是任何残暴的专制,严密的控制都无法做到的。 在武宣的日子里,我常常扪心自问:倘若我当时在武宣,我会参与吃人吗?不,绝不会!——然而当我在心中再现出那场面时,我渐渐动摇了。——看,那跪在地上的一排“牛鬼蛇神”是我们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死敌!别看他们现在装出可怜无害的样子,如果他们一旦得逞,我们革命人民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怎么样,你不去杀死他们,吃掉他们吗?——不,我下不了手,我同意你的看法,但不能吃人……。那好,看来你与他们并没有直接的斗争与仇恨。我们允许觉悟有高低,革命有先后。但最勇敢坚定的革命派旗帜鲜明毫不留情地对他们实行了群众专政。肉已经煮好了,你的同班同学们,同你一起造反的战斗组的同志们怀着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每人都已经吃过了。你呢?——我?……那我也吃一块……。——看来,我不仅完全可能吃人,而且还会为自己心中尚未根除的“资产阶级人性论”而深深自责!
 ——全文完——

2015年4月28日星期二

文革三大屠杀案(连载十八)

广西吃人狂潮真相
——逃亡中给妻子的第八封信 郑义
目录
 1 王副书记为我们打开绿灯  2 副师长在宾阳亲自主持杀人现场会  3 如情似梦的漓江水  4 中华民族的国粹:杀孩子斩草除根  5 鼓励年轻姑娘杀人,杀几人称几姐  6 访问杀人食肉的贫下中农老人  7 上林三里公社大血案血泊没脚  8 割下地主女儿的头颅当篮球掷  9 冲破武宣官僚的铜墙铁壁  10 专吃男人生殖器的女革委副主任  11 桐岭中学黄校长被学生分食案  12 吃校长肉的学生们至今当官掌权  13 广西吃人狂潮的三阶段  14 广西不是广西,广西是整个中国
王副书记为我们打开绿灯
还是在许多年前,一次与刘**同车南下,我同他谈起广西文革的大屠杀及人吃人惨剧。文革时,我在广西便对此略有耳闻,但恍若天方夜谭,叫人难以相信。一九八四年,在北京改《老井》,一位广西作家曾向我痛陈大屠杀及人吃人的种种惨境。言之凿凿,我不能不信。我问宾雁兄知否?知道。问宾雁兄打算写否?不,不想写,太丑恶了!好,我写!从那一刻起,我便背上了这沉重无比的十字架。——知我者,晓明矣!你知道这是我无法推却的历史使命,便和我一起扛起这十字架,走向广西。为此,我终生感激你。广西的十万冤魂也会永远感激你。 我的十万冤魂兄弟们,护佑晓明吧![编者注:作者此时尚未与妻子会合。]她不仅属于我,也属于你们!冥冥之中,你们是能听到我的呼唤的!捧起你们被砍落的头颅,塞回破腹而出的心脏与肝胆,索回你们被分而食之的胳膊、大腿、眼珠、生殖器,站起来!把血燃作火炬!把披散的长发飘为旌旗!去到那深宫侯门向食人魔王索命吧!去到那紧锁的牢门中护卫晓明及一切爱你的兄弟姐妹吧! 自成都赴南宁,一路马不停蹄。南宁给我们的印象是淳朴美好的。一下车,便请一三轮车工人拉我们去找旅馆。要价很低,态度极佳。见第一处咱们未选中,便又殷情迎上来,要带我们去另一处。以为他想再挣我们钱,便婉言谢绝,在附近徒步找寻。那汉子并不走远,不时过来给咱们参谋。看来,他并非看中了咱们几个小钱,而确实是放心不下。咱俩感慨不已。这便是咱们遇见的第一个南宁人。南宁的公共汽车上下车秩序亦使人感叹:人们彬彬如君子,一个窄窄的车门,居然可以分成左右,一排上,一排下。我敢说,在全国各大城市,上下车如此谦让有序的,只有南宁。雨天,各处停放的自行车,皆披着主人脱下的雨衣,花花绿绿一片。民风淳厚古朴,使人觉得彷佛误入桃花源。那一刻,我几乎怀疑起大屠杀、人食人的惨剧。我简直希望那一切只不过是误传。 马上开始工作。通过关系,我找到广西自治区政法委员会副书记王某,出示介绍信,并按照咱俩事先商量好的口径说明来意:收集资料,研究文革中的反常心理,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文革对人民的毒害。王副书记态度尚好,接谈半小时,承认广西文革期间曾屠杀九余万人(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数字,与我在民间多次听说的相去不远,估计出入不过百分之五十。谈话间接一电话,气得他几乎在电话里破口大骂:梧州海关有严重舞弊行为,由于他们手中有各级干部直至自治区领导干部的把柄(走私活动被海关掌握),于是有恃无恐,哪一级派员清查都不买账。这次由政法委及某部门牵头组成的调查组下去,也居然大吃闭门羹……。放下电话,气虎虎地拍打着桌上正阅的一案卷,说某干部文革中亲自指挥杀害了几位无辜者,被判处死刑缓期。现在翻案,称数字不确,落实下来不足十人,要求减刑。 “中央一再强调处理从宽,该处死的没处死,该判的没判,本来就已经宽大无边了。全区文革期间屠杀九万多,只判了十几个死刑!就算杀五十几个不确实,杀二十几个人才判死刑缓期还觉得冤枉!天下有这样的事吗?笑话!”——看来,这位王副书记还是个手上没血、屁股上没屎的好人。他在我的介绍信后签上意见:请区处遗办接洽。盖上大印。我辞谢出来,感到旗开得胜:在最高主管部门能了解到这些情况,已属不易了。更重要的是:绿灯已经打开。

副师长在宾阳亲自主持杀人现场会
根据各界朋友们给咱们提供的线索,次日我到自治区“处遗办”(“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办公室”。这是一个从省到县甚至到乡的办案系统。因为各级党、政及公检法部门在文革中都不干净,只好设立了这一临时机构以打开局面),请他们加盖公章,在介绍信上签署意见,批转南宁地区、梧州地区、柳州地区接待。明知在他们的档案库里就有我所需要的全部材料,但我深知中国的官僚机构,越到上层,越是守口如瓶、戒备森严。我的目标是县村。在那里,我手执层层批转的“尚方宝剑”,估计可以看到案卷,掌握如山铁证;又可接触各类当事人,掌握第一手材料;还能了解历史传统、风土人情。 宾阳是南宁附近的交通枢纽,人口稠密的商业中心。这里杀人数目全区之冠。县处遗办的领导纪委副书记老李,一股脑向我倾诉了大屠杀的全过程:驻军某师长兼任县革委主任,觉得无组织的乱斗乱打死人气派还不够大,阶级斗争的台风刮得还不够猛,便亲自布置,召来各公社民兵,武装干部,在县城卢墟的闹市区开“杀人现场会”。一次数十人拖上来,颈挂地富反坏右黑牌,宣布“罪状”:“某某地主,剥削劳动人民;某某右派,攻击社会主义;某某现行反革命,破坏文化大革命……”每人寥寥一、二语。然后高声问围观群众:“毛主席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对这些死不悔改的阶级敌人,大家说,怎么办?”疯狂而渴望嗜血的人群发出一声吼叫:“杀!”便一拥而上,有人提起事先准备好的棍棒,有人拾起路边的砖瓦石块,一阵毒打,不到十数分钟,跪作一排的“阶级敌人”全部毙命。“杀人现场会”后,布置民兵干部回各公社照此办理,而副师长则坐镇县革委,每日催各公社电话报杀人数字。开始人们下不了手,于是将杀人数字较低的公社全县通报批评:“阶级斗争盖子尚未揭开!”在该首长的电话、会议督战下,在他亲临杀人现场指导检查下,宾阳县在短短二十天内,便屠杀三千余人!该首长亦深知如此乱杀下去后果严重,便一面声称要制止乱杀,一面却开干部会,公然号召抓紧时间,突击杀人:“现在还可以,到时候就不能再杀了”云云;还亲自规定:不准开枪,要用刺刀,用棍棒……。 一时间里,全县一片“红色恐怖”,连县城卢墟城的闹市也死尸遍地。这个几乎位于广西正中的交通枢纽,顿时交通断绝。无人敢收殓掩埋的尸体堵塞了道路。尸体和血泊上洒满石灰。血腥味和尸臭弥漫在县城的街市。每日天未黑尽,街道上已杳无人迹……。十几年来,许多当年的刽子手都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而这位宾阳事件的策划者、组织者、指挥者却在军队保护下荣升为广州警备区副司令,并以此衔光荣离休,在广州的深宅大院里悠闲养老。县处遗办主任李副书记愤怒地递给我一份以该县名义上报的控诉书,坚决要求将该副师长绳之以法。 当年的杀人凶手们,纷纷交上会议记录、电话记录,对于他们伏法、而全县屠杀的总指挥者逍遥法外大呼冤屈。 上林——南宁附近一山区小县,人口少,但杀人按比例全区第一。记不清是何原因,总之未能查阅案卷。幸好手中有朋友托朋友的名单,文化界的朋友们盛情款待,杀鸡摆宴。席间谈起上林文革杀人情况,一阵“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刮来,人们便开始乱抓乱打乱杀。一时间杀人如麻(数字不在手边),县城电线杆上皆挂满人头。问及吃人,满座皆称上林吃人不多,远远比不上武宣等县。人们记得的案例是:某将人活活剖腹取肝后得意洋洋提回家吃。半途见一人,问:被杀者同意你吃他肝了吗?答曰没问。不行不行,他若不答应,你吃他的肝没用。(本地迷信,吃甚补甚。)某将肝丢弃,又去抓了一个“阶级敌人”,用种种酷刑,逼迫被害者同意被食,遂活剖取肝而食。采访之余,老莫还向我谈了他死里逃生的经历:一日晨,被专政的“牛鬼蛇神”们正在田里劳改,忽一队武装民兵来押人去开批斗会。老莫见难友们都被押走,却无人叫他,便恭敬地问一民兵。那民兵考虑一番,说:“只叫我来带自己村的人,你去不去我不管。”老莫遂未去会场。而那日参加批斗会的人,全被打死,无一幸免……。

如情似梦的漓江水
回南宁,……在邕江畔的夕阳下,我们游泳、散步、商讨下一步采访方案:从各渠道的消息看,武宣县应该是这次采访的重点。我力主再跑数县,取得经验,最后搏武宣……。夕阳西下,泊在岸边的水上舞厅霓虹灯闪烁,在江流上撒下碎彤万点。柔和的江风徐来,轻轻掀动你紫红色的连衣裙,把你丰满的乳胸和腰肢勾勒得楚楚动人……。和娇妻徜徉于这良辰美景之中,我一次又一次感到那残酷的一切太不真实,太不可思议。……我甚至一时弄不清楚究竟什么才是这个国度的真实面貌?残暴是和平生活的间隙?也许,今日这宁静和平的辰光,正是两次腥风血雨之间的梦境。

中华民族的国粹:杀孩子斩草除根
马不停蹄地紧张采访。我的采访本上记载了越来越多的血色文字。…… 蒙山县某村大杀牛鬼蛇神,连吃奶的孩子也不放过。先虐杀其父母,然后用绳索往孩子们脖子上一套,拖上就走。有稍大的孩子,认得是常来家打牌喝酒的熟人,叫道,×伯伯,你莫开玩笑……。话音未落,已被套住喉咙。案卷上凶手们的供词:“我们套上就跑,背后大路上尘土飞扬。……”没到地方,孩子们大多已被勒死、拖死,连哭都没哭一声。把孩子们扔进一废弃的防空壕,再抱起大石往里砸……。一家夫妇,男人有出身问题,女人却是百分之百的贫下中农。女人抱着即将被杀害的几个(三个?)孩子哭成一团。她的要求不高:“给我留下一个最小的也好啊!”但民兵们毫无人性地连她怀中正吃奶的孩子也一起套走。【二访广西,在游花山崖画时,几位广西诗人也给咱们讲了类似细节:母亲忍泪给将死的孩子换上新衣,说叔叔们要带他去外婆家。天真的孩子怎知这是他幼小生命的末日,欢天喜地而去……】——杀孩子斩草除根,这中华民族的封建国粹,在我查阅的案卷中多有记载。最“人道”的是行刑前鉴别男女性别,杀男留女。一案卷中载:一凶手抱起孩子一摸,说是女的,又一凶手上前复查;组织者仍不放心,又亲自检查,小女婴方得幸免。据多人向我提供:桂北融安县便有一条“寡妇街”。一条街的男人和男婴均被屠戮殆尽,唯存女性。 杀完人,便杀被害者的猪鸡鸭鹅,贱价拍卖家产,买酒“庆功”,行同盗匪,无耻之尤!这个去县城仅二华里左右的村庄(其他村也杀),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一晚,巡逻民兵无聊,想进某家坐坐。拍门声惊得主人喃喃自语:“该我了,该我了……”马上悬梁自尽。民兵们听到响声,砸开门将他救活。(此人文革后任生产队长。)滥杀无辜、人人自危之状,可见一斑。 晚上,我通过县处遗办邀请的一位中年农民如约而至。此人声音低沉,少语寡言。但正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在一本秘密日记上逐日记录了该村的大屠杀。我问他要日记,可惜[日记]在清查处理案件时交给了工作组,大约已作为证据而归入某级档案。他低沉地向我追述了种种惨无人道的事件和细节。最后我才发现:正是他后来出于深深的同情娶了那位连吃奶孩子都未能保住的女人。那女人又生了几个孩子,都已上学了。……八三年后“处遗”时,凶手们要上门赔罪,女人拒不接受。后来在有关人员“说服动员”下,勉强同意。于是凶手们带上几斤点心,几斤肉,跪下赔罪。女人在有关政策的“教育”下,接受了凶手们的赔罪,将血海深仇一笔勾销,还含泪给凶手们倒茶。天哪!我的善良的人们啊!我简直弄不清你们这遗忘一切罪行的善良到底是美德还是恶行!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我当然同意不必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但不能一笔勾销,不能遗忘!要把这些滔天罪行、这些凶手、这些杀人理论连同一切毫无人性的政治、法律制度一起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我当时便开始怀疑:诱骗善良的人们遗忘这旧日的罪行,正是为了酝酿新的罪行。
鼓励年轻姑娘杀人,杀几人称几姐
锺山县某村,武斗民兵远赴贺县(?)围攻四??二二派的据点(某矿)时死一人,遂在俘虏中任意抓了三人返村祭坟。其中二人系国内外知名的工程师夫妇;只要是经该工程师签名认可的矿砂,国外一律免检。矿区被围时,夫妇二人未能及时逃脱,于是被视为俘虏。在埋葬武斗烈士的祭坟仪式上,主持者宣布罪状;某,工程师,帮助设计武斗工事;每月工资高达一百多元!工程师请求发言,大约他想辩解未曾参与武斗及工事之设计建造,他不是建筑工程师;他肯定还要说他妻子直到今天还是全国人大代表,不经全国人大,公安局都不能逮捕……。主持者禁止他发言。一声枪响,几位姑娘率先冲上来,抡起马刀就砍。三人刹时间便倒卧血泊。然后将受难者尸体抛入坟坑,再于他们尸体之上安置享祭者的棺木。【令人不解的是,人们往往煽动、鼓励年轻姑娘杀人,杀过几人便尊称几姐,新修的文革史志材料上称:三姐四姐、五姐等颇多,最多有九姐十姐!】请乡政府官员带我去杀人现场,皆面作难色,称“忘了”。我知道这是托词,坚持请求。他们陪我驱车至该村,连询几人皆称“忘了”。当年那么大的杀人场面,十来年就忘了?终于抓到一村干部,只好带我去。村后二里许的一块平坦草坡上,有一处荒草掩盖的墓穴。民兵的棺木迁葬了,几位无辜者的骸骨亦在八三年处遗后被亲人带走了。工程师夫妇在北京工作的儿子洗净双亲的遗骨,用麻纸一块块包裹起背走了。头骨上深深的刀痕清晰可辨。……那村依一座拔地而起的石灰岩山而建,景色如画。萋萋芳草,掩盖了昔日的罪行。牧归时分,牛群驮着横坐的孩子们缓缓行过…… 上林县某村,采访一位杀人而食的支部书记。案子他早已供认不讳,案情亦不复杂,普通得我至今已无任何印象。但这位食人者的形象却牢牢刻在我记忆中。谈起往事,他如同谈一件与己无关的闲事,谈笑自若。我早就将相机准备好,大光圈,慢速度(屋里一般较暗)开始谈话时便选择好座位,似乎漫不经心地随手摆弄相机,根据目测估计距离,估计取景。趁他不注意相机时轻轻揿动快门。这些未遭惩办(最多开除党籍)的凶手们不喜欢拍照。现在他们没有多大压力,完全会断然拒绝。谈及吃人,他兴致勃勃谈到在游击队时就吃过敌人,彷佛这是他历史中最光荣的一部份。见他谈起人肝的种种吃法,我突发一异想天开的问题:“人肝怎么做最好吃?”他答道:“烤着吃最好吃,香。煮的有腥味。”——上帝啊,他们吃过多少人呀? 在该村,乡干部带我寻访另一位杀人而食的主犯,可惜他外出未归。天色已晚,只好登车返县。
访问杀人食肉的贫下中农老人
一日,我要去寻访一著名案例中的首犯。人们说要走许多路,劝我不去。我执意要去,走多少路都要去。我想在面对面的接触中增加感性认识。 在一座残破待修的木桥前,小车停下。我们步行到某村。在一座低矮阴暗的农舍里,我终于见到了苍老的凶手。案情我早已背熟:解放时,该村一地主上山为匪,剿匪时,将地主及其两儿枪毙;一起上山的小儿年尚幼小,判刑劳改。释放回村,已无立锥之地,便到邻村认一户贫下中农为父母,老实勤勉地耕种收获。不料文革突至,村里要搞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手头竟无人可杀。忽忆起地主之幼子尚在邻村,便命民兵去抓。谁知邻村早已动手,将他关起来。从窗里,他看见旧村民兵至,自忖死期已至。为了少受点罪,立即上吊自杀。民兵们冲上楼去,将他放下救活,五花大绑押解回村。半途,他任打死也不肯再挪动一步。于是塞进竹编的猪笼,抬回村去。在村中将他绑在电线杆上,打得死去活来还不解恨,便用烧红的锅铲一点点烙。死去活来,活来死去。趁他昏死过去时,拖到小河边一块倾斜着伸入水中的岩石上,几人用树枝按住他四肢,凶手易晚生动手剖腹……。 ——这就是易晚生啦?瘦小而乾瘪的老头儿。我们进去时,他正和几个老头在玩纸牌消遣。也是该颐养天年的年纪了。可你为何要动手杀人取肝?老人的开场白极为英勇无畏:“对,什么我都承认。我已经八十六岁了,不怕坐牢。反正活不了几天了!”【公安机关未捕他的理由正是年事已高(!),“抓不抓没意思,一抓起来肯定死在监狱里……”】说罢,老人挑战似地昂首望着我。但我并未应战,只是与他侃侃而谈。“——为什么要杀他?他父亲上山当土匪,弄得全村不安,我那阵儿是民兵,每天晚上站岗巡逻,几十天时间,枪托子把衣裳都磨烂了。……他父亲有什么罪恶?把村里准备烧砖瓦的一垛草放火烧了!害得大家没东西烧砖瓦!……是我杀了他。谁来问我都不怕,干革命,心红胆壮!全村人都拥护我。 毛主席说:不是我们杀了他,就是他杀了我们!你死我活,阶级斗争!……我犯了错误:应该由政府来杀,不该由我们来杀。……是我动的手。头一把刀割不动,扔了。第二把刀才切开。……伸手去掏心肝,血热得烫手。只好从河里戽水冲,冲凉了我把心肝掏出来,一人切一块,全村人拿回家吃了。……” ——好一位敢作敢当的老英雄!年近九旬,仍豪气不减当年。天空蓦然阴沉下来,随即飘泼大雨而至。暴雨从天井里倾入,溅得我们都挪动了下小竹凳。望着这阴暗潮湿的屋子,简陋的几件破家具,屋角的老石磨,身上的补丁衣,我怎么也生不出仇恨。相反,面对这几十年前是贫下中农,几十年后的今天仍旧是贫下中农的老人,一种深深的同情油然而生。他们坚决地阶级斗争了,他们残酷地杀人食肉了,但他们得到*所允诺的幸福生活了吗? 可怜的斗争而未获解放的人们!可怜的被阉割了人性的人们! 我给老人和他的老石磨、烂家具拍了照。又是几年过去了,老人大约已不在人世。那么,那几张照片将是他的遗照了。在我关于广西的著作中,我将为老人立传,并附上他的照片。

上林三里公社大血案血泊没脚
在锺山县,类似杀人分食的案例不少,但如此活活折磨的却不多。如另一案中,受害者刚被殴倒在地,人们便蜂拥而上执刀割肉。未能拥进里围的指挥者(记得好像是支书)大呼:“不许抢!生殖器(记不清当地土语了)是我的!”受害者苦苦哀求:“行行好,让我快点死吧!”一人大发“善心”,狠狠一棒将其击昏。受害者名字我尚记得:甘大作。 上林县三里公社曾发生一起大屠杀,一次杀害一百六十余人。起因于一起“国会纵火案”:在军队支持下,一派成立革委会后,加紧打击另一派。几人密谋,半夜用一小炸药包在自己的公社革委墙上爆破了一直径不超过一米的窟窿。天未明,广播喇叭就公布这是对立派破坏新生红色政权的罪行,号召以战斗来保卫。随即开始大肆逮捕,将对立派骨干及“牛鬼蛇神”一百六十余人押解到河边,一声令下,用刺刀、枪托、大棒驱赶到河中。有些人高呼着“毛主席万岁”向河中走去。桥上的民兵打靶似地射杀未淹死的人。一水性好的人潜泳顺水逃遁,人们沿岸追了二里,终将其击毙。一百六十余人无一幸免。那天到过现场的人们都扔掉了鞋:血泊没脚,鞋全泡透了。 还是在该县,我访问了一位被害者遗属。在一间极其简陋的土房内,我见到了这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父亲被民兵在村外暗杀,将尸体扔进山洞。他母亲因做稻草人误用了有伟大领袖的报纸,被批斗死。他的两个哥哥也被打死。亲戚带上这颗独苗子逃到三里,恰逢三里血案,吓得他们又逃往他方。那时节,他不过六、七岁,不懂事,天天哭喊着要回家。他哪里知道一家人早已死绝,欲斩草除根的凶手们正到处找他!小伙子平静地诉说着往事,泪水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但他克制着,硬是没让它掉下来。在回忆的间隙,他显然是按照干部们的布置,不断说党和政府对他的照顾。(彷佛是给他安排了一个临时工。)他这些感恩表白,像钢针般扎着我的心!孩子,那么,又是谁杀害了你全家亲人呢?是日寇吗?是土匪强盗吗?是“国民党反动派”吗?不要忘了,孩子,你的亲人们和十万广西人民是在 *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艳阳高照下的无产阶级专政铜墙铁壁里同时被害的! 陪同我的干部,随口讲起某村的一桩惨事,以此证明这孩子亲人之死尚非惨绝人寰:一中学生正在犁田(耙田?),忽来人通知带上语录和绳子立即到公社开会。刚到公社,便被用他自带的绳索将其绑缚,毒打致死。老父老母已六十来岁,闻讯拉着架子车去收尸。血迹斑斑的尸首拉回来却无处掩埋:集体地是不许埋,自留地是不许埋,山坡上也不让埋!——如此死无葬身之地,有何弥天大罪吗?不,他仅仅是一个对立派(四??二二派)!老两口万般无奈,只好踉踉跄跄将儿子尸体背上荒山,回家取来煤油和几斤黄豆(有黄豆易将尸体烧尽),架起一堆火烧尸。老父一边烧一边哭喊:“天哪!谁听说过人世上有这种惨事啊!哪有自己动手烧自己儿子的啊!天哪!你睁眼看看吧!……” 灰飞烟灭。一个年轻的生命转瞬之间消失得无踪无影。而那水牛,还拖着犁耙伫立在水田里等候小主人归来…… 还有比这更悲惨的事吗?悲惨是不能比较,尤其是不能容许旁观者比较的。我只能说还有类似的惨剧。记不确是哪县了,反正是钟山、蒙山二县。案卷里凶手们描述了如下场面:深夜,一行武装民兵押解一男一女到村外活埋。男的是刚成年的儿子,女的是母亲。她毕业于清华(北大?),因丈夫解放时去了台湾,便成为凭空捏造的“反共救国军”的当然成员。在活埋坑里,母亲问儿子:“咱们就这么死了吗?”儿子答母亲:“不承认是死,承认也是死,反正不免一死了!”凶手们令他们躺下,开始填土。忽然儿子翻身坐起,说:这么死太难受了!”凶手遂一梭标刺穿胸膛,往回一拽,梭标头上带出一块肺,血如涌泉……——我翻阅案卷时,身旁一位处遗办工作人员介绍道:凶手们的供述中隐瞒了一个重要情节:他们猥亵地强迫儿子趴在母亲身上活埋的。哦,记起来了,这正是那个闻名全广西的丑恶无比的案例!

文革三大屠杀案(连载十七)

道县——广西屠杀的“样板”
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大屠杀的秘密终于被挖掘出来,尸臭冲天地裸陈在世人面前。道县、道县、道县!二十余年来,我一直在呼唤着这个名字。文革之中,我已经风闻道县大屠杀,在广西屠杀的两次调查中更一次又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有许多广西人告诉我,广西屠杀的“样板”就是道县。事情还不仅仅是滥杀之风自然地越过湘桂省界的山地向南传播死亡,更有许多大屠杀的组织者亲赴道县“取经”,把一九六七年道县失控的疯狂提高到一九六八年广西的程序化的冷血。当年在广西,我就同北明讲:道县,我们一定要去道县!但时不我待,一九八九年的抗争及其后的流亡,使我们远离了那块浸血的土地。我仅仅知道有人去过道县,写过文章,不止一个人,文章都被封杀了。所以我要格外地感激《瀚海潮》的编者。当今中国,已不是没有人敢写,而是没有人敢发。道县大屠杀的数千罹难者和他们的上万遗属都会永远感谢你们! 为什么我们总要在人民的血泊中猛醒?而且总要在自己眼前,总要流了亲人朋辈的血才肯猛醒?这是一种怎样的罪恶呢?最令人心惊的是,血迹一干,就又遗忘了。一个奇怪的悖论出现了:虽则如此,我还是要用血来写这历史。蘸着人血写作,已属残忍。但更残忍的是将死者再谋杀一次的遗忘!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这种丑陋德行尚未根除之前,若你天良未泯,恐怕笔下是少不了流血的。
杀机隐现的寂静(722日——24日)
据《湘南大屠杀纪实》所述,道县的屠杀起於民众,止於驻军。我这里记述的宾阳屠杀则恰恰相反。这是一个在当地驻军严密组织指挥下的大屠杀事件。时间是196878月,时值道县屠杀近一年之後。 十八年後,1986年春 交,我来到宾阳。关於宾阳屠杀,文革後新修的《宾阳县志》简略陈述道:
(异体字)19687月底,县革委主任王建勋(6949部队副师长)、副主任王贵增(县人武部副政委),以贯彻落实(七三布告)为名,动员向所谓阶级敌人开展猛烈进攻,致使全县被打死或迫害致死三千八百八十三人,加上贯彻《七三布告》前被打死或迫害致死六十八人,文革中全县被打死、迫害致死、失踪三干九百五十一人,造成了一大冤案。(异体字结束) 《七??三布告》是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颁布的凌驾於法律之上的文件。称广西各地文革中出现破坏铁路交通,抢劫援越物资,冲击军队等“反革命事件”,要求更加严厉地镇压一切阶级敌人。虽无“格杀勿论”的字句,但杀戒大开的意味渗透全文。 七月二十二日,县革委召开全县电话会议,号召贯彻落实《七??三布告》。 七月二十三日,县革委在县城所在地芦墟召开万人大会,驻军副师长、县革委主任王建勋在会上作了贯彻《七??三布告》的动员报告。副主任余某某讲话,称《七‘三布告》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广大群众稳、准、猛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最最强大锐利的武器...... 再一日,成立“宾阳县落实《七??三布告》领导小组”,四名成员,清一色军人(王建勋:驻军副师长,王贵增:县人武部副政委;黄智源;驻军教导员;凌文华:驻军炮营政委)。一眼望去,已是杀机隐现。 短短三日之内,一场即将血洗宾阳的屠杀已经布署就绪。二十五日,全县揠旗息鼓。事後,人们发现这是风暴来临之前的寂静。

流血开始 (726日——28)
二十六日,宾阳县公检法军管会召开会议,对区、镇一级党政领导、公安人员、派出所长发出杀人指示。王建勋指出:湖南早巳行动起来了,宾阳是国民党时期的“模范县”,必然有潜伏的阶级敌人。并指责新宾镇贯彻《七??三布告》不力,还亲自点了居民黄德三、罗桂昌二人姓名。当晚,新宾镇革委雷励风行,在南桥头开批斗会,将黄、罗二人打死,拉开了宾阳大屠杀的血腥的帷幕。 二十七日,新宾镇墟日(集市贸易日),被王建勋督战的新宾革委组织游街,打死“四类分子”十四人,首开成批打死人先例。 同日,县武装部组织各区武装干部到新宾观察杀人现场。蒋河公社民兵营长吴某某等立即通知民兵连长押送“四类分子”到公社集中,於二十八日晚十时集中屠杀。一批共二十四人。 二十八日,县城芦墟墟日。王建勋授意在最热闹的县城中心游斗大批“二十三种人”。(据《宾阳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二十八页注解:“文革期间所说的二十三种人是指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三青团骨干、保长、镇长、警长、宪兵、反动会道门、劳改释放人员、劳动教养释放人员、劳改就业人员、劳教就业人员、投机倒把分子、被杀、被关和外逃反革命分子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这里仅列二十二种人,疑遗漏“资本家”。这种“二十三种人”的提法,不知除了广西外,还流行於南方哪些省份?)武装人员煽动群众以木、石当场打死八、九十人。其中包括县医院院长、副院长及内科、外科、妇产科、药剂科主任等。人们说:县医院的业务骨干基本杀绝了。 驻县医院宣传队负责人李明听说这件惨案十分震惊,赶到王建勋办公室汇报。这次汇报,在李明当时的笔记和後来的证词中有生动的描述: (异体字)李明:我向你检讨来了。先汇报一下情况(随即汇报了县医院被打死人的情况) 王建勋:那里有甚么反映? 李明:好人感到高兴。有问题的耽心。也有个别人讲,不该死的死了。可能多了一点。 王建勋:死就死了嘛,有甚么值得检村的? 回去要和大家讲,不要以为死了几个人就灰心丧气。还要硬着头皮顶着干。医院一百多人不死他十几二十多个算甚么?现在刚刚开始呀! 李明:原来我对首长指示理解不深。 王建勋:原来叫你们去闹个天翻地复,现在给你们震动一下!该认识认识了吧?还要回去给他们讲清,要鼓起劲,挺起腰杆干下去。不要死了几个人就怕了。 李明:现在被打死的家属不上班,过几天准备找他们谈谈。 王建勋:要对他们说,不干工作,人家连他们也要干掉。(异体字结束)
屠杀示范 (729日一30)
七月二十九日上午,县革委主任王建勋在军管会召开的政法干部会议上,推广新宾镇打死人的经验,对打死人的对象、时间、手段、办法和指标要求都作了具体布署。他在会上说: (异体字)“我们打这一仗,时间从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为一段落。斗争的锋芒主要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次要的是投机倒把分子,赌头,领头闹分生产队的首要分子。县的重点在新宾、芦墟。现在新宾已拉开序幕,不要看不惯,气可鼓不可泄。这个任务要执行,但又不能开大会,大张旗鼓去发动,只能个别点火。群众认为是坏人的要专政,你们不要束缚群众的手脚。”还讲:“当运动起来,积极分子开始开枪杀几个问题不大,但我们要引导用拳头、石头、木棍打,这样才教育群众,教育意义较大。现在宾阳有四千多名‘四类分子’,你们对他们改造十几年,我看一个没有改造过来。群众也花了不少精力监督他们,我们有那么多精力去发展生产不好吗?这些人交给群众专政,用不到三天时间就干完了,又不花一枪一弹。这次行动,时间三天,现在告诉你们一些底:这次运动要对敌人砸死的大约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宾阳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宾阳县委整党办公室编印,一九八七年四月,第十四页。)(异体字结束) 官方《大事记》略掉的一些生动的语言,对於我们了解王建勋其人的性格、气度颇有补益,特续貂於後。一上来,王建勋就从他的样板新宾镇谈起: (异体字)“这两天新宾、芦墟搞了不少坏人,你们有甚么感觉?前两天我讲话你们听不进去的,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吧?要求公安人员要走在运动的前面,不要走在运动的后面,象小脚女人走路一样,这是不对的。大家是否认为这两天杀多了?如果这样认为就是右倾表现。为甚么呢?多杀几个也可以嘛,这两天杀了几个是整个运动刚刚开始,再住後会杀更多的。我在新宾点了一把火,看你们怎么行动!”(《关於王建勋策划,指挥大量杀人的犯罪事实》*宾阳县委,附件之一,第三页。)(异体字结束) 屠杀在王建勋嘴里显得十分潇洒、胸有成竹,举重若轻。他真的不知道他在鼓动杀人,在触犯天条吗?他实在知道得太清楚了: (异体字)“……今晚会议我讲的只能在座的知道,回去不能说是上面布置的,就算你们说是我讲的,我是不认帐的。”(《关於王建勋策划、指挥大量杀人的犯罪事实》*宾阳县委,附件之一,第六页。)(异体字结束) 就在这一夜,王建勋还主持了全县各区武装部长和公社民兵营长紧急会议。王建勋向不愿动手杀人的单位施加压力: (异体字)“有些单位在那里看,拖拖拉拉不动,回去後要统一行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手段是放手发动群众,把敌人暴露出来,然后开展斗争。该死的交给群众处理他们。民兵营长要带头抓几个坏人。”(《宾阳县文化大革命大事纪》)(异体字结束) ——就这样,从军人“领导小组”成立,五日之内,大屠杀的舆论、示范、组织工作全部就绪,地狱之门豁然敞开。转瞬之间,红色疯狂席卷全县,把宾阳民众投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屠杀恐怖之中。王建勋讲话之後,几乎是立即——当日下午和次日,全县到处召开万人“杀人样板会”,再次示范。其後,全县一百七十二个大队(小公社),队队狂抓乱杀。大屠杀进人高潮。
其间,一批公安干部以“观察员”身份遍布全县,监督基层屠杀,并每日上报杀人进度。县、公社领导不断打电话向“进度”较慢的单位施加压力。到处都在狂叫:“不要浪费子弹,要用拳头、木棍、石头!

杀人狂潮(七月二十九日一八月二日)
王建勋的屠杀动员令以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速度即刻传遍全县。没有任何过程,屠杀立即进入高潮。 同日(二十九日)下午,大桥区丰州公社党支部书记黄某某召开领导班子会议布置杀人。当晚把张维玉等五名“四类分子”批斗後用木棍打死。次日黄某某再次组织动员将“四类分子”及“二十三种人”共三十人捆起,再两人捆作一团,全部推入村边极深的废煤坑里淹死。 同日(二十九日)下午,新桥区革委主任张某某和区革委副主任韦某某在新桥墟召开屠杀“样板”万人大会,将林臣茂等十四人以捏造的“反共救国团”罪名全部用木棍打死。会後,韦某某等还到数个公社监督杀人,并亲自点名杀害了林学光等八人。这一期间,新桥区共打死一百九十三入,自杀十八人。 次日(三十日),大桥区红桥公社民兵营长彭某某与公社主任韦某某召开会议,传达县、区民兵营长会议精神,然後,分组讨论,当场“规划”打死人名单。彭某某亲自指挥将“规划”中的三十三人绑到新街岭,用刺刀、木棍、石头全部打死。 是日(三十日),芦墟区国太公社主任谢某某、副主任胡某某、谢某某被区革委主任覃某某批评“行动慢”。谢某某等三人立即召开会议,决定集中全部“四类分子”到公社集体屠杀。黄芦片集中的二十人在送到公社的途中已被打死;其他各片集中到马兰墟的三十二人除了几人要取“口供”,或留下作“活教材”之外,当晚先用木棍後用枪,共打死二十四人。 是日(三十日),舆王建勋和六九四九部队有接关联的事有两件,皆意义重大。一是王建勋本人给思陇区领导打电话,严词批评思陇区领导杀人“动作太慢”,要他们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思陇区武装部长、区革委会副主任黄某某立即召开“扩大会议”,制定出三条“紧急措施”。一、立即把王建勋的批评传达到各公社;二、检讨杀人慢的原因,如果下面不敢杀,把人交上来杀;三、区纠察队、下乡宣传队监督执行。八月三日,根据这个王建勋直接授意的“紧急措施”,区纠察队负责人韦某某指挥持枪纠察队员十二人,将四个公社送来的三十四名(一说三十七名)“四类分子”于六进坪一次集体枪杀。 第二件事舆王建勋副师长本人无关,却与他的搭当——六九四九部队师长董永兴有关。是日(一说三十一日)新宾镇东风街主任谢某某带一伙纠察队到熊世伦家抄家。(一说将熊世伦打死後,怀疑家中藏有武器,方去抄家)熊家闭门不开,并掷出一土造手榴弹(未炸)。这伙只会屠杀毫无自卫能力的无辜者的凶手,被一颗自制手榴弹吓得踟踌不前,只会猛烈射击却无胆冲入捕人。新宾派出所所长黄某某等到师部求援,要借四十枚手榴弹。董永兴师长说:“不用了,我们部队出兵,你们纠察队配合。”随即六九四九部队派出二个班的兵力,携四挺机枪包围熊家(一说四个排)。凌晨三时,发起冲锋。董永兴亲临前线指挥。手榴弹、步枪机枪一齐上,战况极为壮观。攻占熊家後,人们发现熊家三口早巳被打死,仔细搜查後,亦未发现任何枪枝武器。清晨,三位敢於自卫者的尸体被拖到南桥头示众。 三十一日,芦墟区武装部长赖某某到河田召开河田片几个公社的干部会,会上“规划”了二十七人的“专政”名单。会後,赖某某亲自到德明、中兴、深柳三公社督阵。组织指挥打死五十六人。中兴公社举行“批斗大会”,“规划”名单上的农民吴日生拒绝列会,并闭门执刀。赖某某闻讯大怒,提着手枪将吴日生押上斗争会。吴日生先被割掉耳朵,然後推下河去以乱石砸死。吴妻韦清才扑到丈夫身上,大哭道:“生同生,死同死!”大女儿吴来英(八岁)背着二弟(三岁),拉着大弟(六岁)亦随母亲来到河边,同赴父难。此案被当地百姓称作“四尸五命六含冤”(五命:吴妻尚有六个月身孕;六含冤:大女儿重伤昏迷未死,次日被人发现悄悄背走,含冤终生) 八月一日晨,原大桥区连朋公社治保主任宗某某率纠察队员将十六个人五花大绑押到公路旁,用棍棒活活打死。此时,王建勋坐小车经过,特地下车观看了现场。 八月一日上午,新宾区勒马公社的“四类分子”和“二十三种人”集中关押,民兵营长韦某某召集干部会议,决定游斗后全部打死。下午一时,武装民兵押解这批“阶级敌人”到新宾游街,当街跪下,一次集体枪杀二十三人。一位陈姓女地主吓得夺路逃走,被围观者用石头当场砸死。 八月二日,黎塘区补塘公社民兵营长杨某某、支书侯某某等五人在公社办公室召开紧急干部会议,决定学习新宾经验,把“四类分子”统统干掉。紧接着又召开民兵排长以上干部及纠察队员会议,以村为单位,分工包干,落实专政对象。当场,民兵营长杨某某点名高岭村十三人,并负责组织打死;公社主任吕某某点名新阜村四人,民兵副营长张某某负责“落实”补基村七人;支书侯某某负责“落实”三择村十三人;公社会计张某某点名吊塘村二人。次日,杨某某与张某某指挥民兵与纠察队,将以上“规划”的三十七人押到北沟旧煤窑,排为一横队,行刑队在后面。杨某某一个手势,三十七人一同饮弹身亡,尸体全部投入煤窑深水之中。 八月二日,大桥区丰州公社民兵营长黄某某在公社会议上传达了王建勋的讲话,会议决定将关押在公社的“四类分子”共二十七人全部干掉。随即将他们用绳子捆绑拉到离会场三百米远的一个水深十几米的废媒坑旁,强迫后者推前者往下跳。实在不敢推,干部民兵才动手。 有一位船家妇女会水,落水后游至坑边。凶手们便用石头猛砸。一民兵用尖刀朝她胸口连刺数刀,鲜血顿时染红了水面。这一次屠杀,史称“丰州媒坑惨案”。
直杀得凶手心虚胆寒(82日——6日)
杀戒一开,嗜血的魔鬼便再也收不回去。杀!杀!杀!疯狂的人们凭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名义杀红了眼,越杀越顺手,越杀越刺激,越杀越酷虐!直杀到始作俑者王建勋也心虚胆寒之地步。 八月二日晚,宾阳县革委会召开各区(镇)革委正副主任、宣传队长紧急会议。王建勋开门见山,拟定了议题:“今晚会议要解决一个问题,即各区贯彻执行《七??三布告》的情况,做得好的要学习,不好的也要讲。”汇报上来,全县十五个区、镇,在短短的一周之内,已杀了一千九百九十七人。这个差三人即满两千的数字,终于把一直鼓动、督促杀人的王副师长吓住了:“不要再杀了! 杀得太多了! 杀罪大恶极的得了!”为了掩饰内心深处的恐惧,王建勋仍然坚定不移地宣称:“我们猛烈地向一小撮阶级敌人进攻,大方向是对的。向敌人专政是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如果对敌人专政手软,就是国民党的立场。” 所以“该杀的还得杀! 这个所谓的“刹车会议”之後,各地仍然大杀。怕以後不易再乱杀人,许多地方还加快“进度”。如邹墟同德公社八月三日传达了会议精神,马上打电话通知原订的十八个“专政对象”,每个人自带一根绳到公社集中。宣布完“罪状”,用受难者自带的绳子绑起来,乱棍打死,投尸独石江中。其中有位生产队干部覃采云,正在田里劳动,接通知後立即回家,衣没换,水没喝,拿了“语录本”和一条绳子就走。被缚时,哀求公社干部:“我没有甚么罪,请留我一条命,做工养小孩!”已毫无怜悯之心的人们照样用木棍将其痛殴致死。 直至八月六日,集体屠杀的红色风暴才止息。多年後,人们评价说:这个“刹车会”实际成了“动员会”。 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人们才第一次从官方文件上俯瞰到宾阳屠杀的全貌。据《宾阳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内部文件)披露,在贯彻《七??三布告》那短短的十一天里(1968726日一一86) (异体字)全县被打死和迫害致死三千六百八十一人。其中国家干部五十一人,工人二十七人,集体职工七十五人,教师八十七人,农民、居民三千四百四十一人。一批打死的最多有三十四人,被枪决、刀刺、绳勒、叉戳、棍打、水溺、石砸还有个别活埋,手段十分残忍。有三家(三兄弟)全部男性十人都被打死;有一百七十户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十四户被斩草除根,全家灭绝。一家被杀害两人以上的有一百九十户,四百三十五人。 (异体字结束)

疯狂的宾阳
一九八六年春未夏初的一天,我站在宾阳县城中心打量这块曾经浸浴在血泊中的土地,不禁感慨万端。街市繁荣,灯火辉煌,叫卖之声不绝於耳……那末,连交通都为之阻绝的一片片尸体呢?那用石灰掩盖不尽的满街鲜血呢?今日之繁荣,将十八年前血腥覆盖了,往事变得无法理解。数字与简单过程只能勾勒事件之轮廓,我想了解人:狂暴的人、绝望的人、被杀的人、杀人的人、被煽动被裹胁的人……我想,只有了解了人,人的思想舆情绪,那看来无法理解的大疯狂才能得到起码的解释。 除了谈话和看案卷,我采访了几位人物。 宾阳县法院王院长:我认为杀人风是无法的概念,以“革命”取代一切。毛主席讲:“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当时全国上下,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只记得一位县里派驻公社的宣传队长在村里说一句话:“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但也不是全部杀掉。”说是乱打死人,实际上也不是全没有标准。事後,法院判了五十二人,仅四人属於挟嫌报复。农村挟嫌报复,宗族矛盾多些,但杀人名单到公社审批时,还是按当时原则办事的。 红卫兵黄某某,一九四七年出生。一九六六年十月在县委操纵下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黄某某亲自参与杀害四位老师事件,用手枪执刑。参与杀害九名武斗战俘。 在押犯卢某某,老初二毕生,曾将一位被害青年尸体剖腹解恨。特地将他从看守所提到一个专供谈话的小屋里。谈笑自若,似无愧疚之情。 黄、卢二人谈的皆杀人现场的一般情况,综述如下: “批斗会”一般在街上,每家必须去人。按名单把要打死的人推到前面,一一宣布“罪状”。“罪状”一般十分简略:某某右派,某反动学术权威,某某投机倒把分子……然後背诵一段“最高指示”(法律依据):“毛主席说:专政是群孝的专政。”然後高声煽动群众:“对这些牛鬼蛇神,大家说,怎么办?”在场的者皆大呼“干掉!”“杀!”於是一拥而上,乱棍打死。局面从未失控,无当场乱点名打死的,全按名单来。场面混而不乱,虽是乱打群殴,但不会伤其他人,被打死的人与群众之间,保持一段距离,分得很清。 一般群众也参与打人,打几下就下不了手了。较残忍的有这样几类人:光棍、旧军队兵痞、流氓、“戴罪立功”的小“走资派”、对立派的“反戈一击者”,还有各种害怕不努力表现就会轮到自己头上的人。从年龄上看以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居多,十四、五岁也不少。群众下不了手时,便逼“四类分子”动手,人都处死之後,再把动手的“四类分子”打死。收尸掩埋也是“四类分子”,埋完了再打死掩埋者。不少“四类分子”自知难逃一死,只好自尽。 在县城里,蒙难者一般并不绑缚,因他们无处可逃,亦毫无生望。一听传唤,便老老实实地踏上死亡之途。不叫骂,不求饶,不分辩,表情冷漠,毫无反抗意识,跪地上任人痛打至死。若被打倒,令其再跪好,再打倒,再跪好,直至昏迷…… ——绝望!深入骨髓的绝望

2015年4月24日星期五

文革三大屠杀案(连载十六)

()“七• 三”布告掀起第二波屠杀狂潮 

“七• 三”布告出笼的背景  文革之初,毛泽东炮打司令部,重点是发动和依靠群众(造反派)整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正是毛泽东的讲话和江青的煽动,才有后来造反派大规模冲击党政机关。

文革中周恩来总理四次接见广西两派(“联指”和“422)代表,第一、二次接见两派代表,周恩来长袖善舞,和稀泥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第三次接见两派代表周翻手为云说广西造反派是革命群众组织。到了1968年的夏天,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头头蒯大富、聂元梓的时候,觉得造反派已经过了头了,已经失控了,毛泽东利用他们已经达到目标,可以把造反派牺牲掉了。这样在1968年夏天,周恩来总理第四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即“七•二五”讲话),周又覆手为雨地宣布广西造反派为反革命组织。在此之前,中央颁布的“七•三”布告,就是在此背景下出笼的。 

其时,全国已经实现全面军管,在广西,掌握实权并从未被打倒的以韦国清、欧致富为首的军方,从一开始就站在“联指”一方。对“422”的集体大屠杀,就是在军方的纵容甚至策划,指挥下进行的。如果说“七• 三”布告前,军方还是半遮半掩地纵容和参与“联指”对“422”的屠杀,那么“七•三”布告之后,军方就赤裸裸亲自上阵,调遣军队对“422”实行大规模的武装围歼。

比如19687月底8月初广西军区先后调动220660团四个连,6912部队两个连,广西军区警卫营两个连,南宁军分区独立营一个连,炮兵第6 42团高机炮一连、二连以及玉林、陆川、贵县、邕宁、武鸣、马山、横县、上林、崇左和南宁郊区“联指”武斗队,对南宁“422”实现大规模武装围歼一役,据官方不完全统计,这一仗“422”被打死3795(当场打死1471人,被俘9840人,被俘人员交各县拉回去“处理”的有7012,其中被打死2324)。南宁地区的宾阳县“七•三”布告后,在县革委主任,驻军6949部队副师长王建勋亲自布置的大屠杀,从726日至86日的11天里,全县打死和迫害致死3951人。 河池地区军分区奉广西军区之命,调动9个县(宜山、河池、巴马、天峨、南丹、东兰、凌云、乐业、罗城等)三个兵工厂(金城江的人民、龙江、东江兵工厂)的人武部,民兵,“联指”武装人员会同6911部队共3000多人,围剿凤山县“422”一役毙杀1016人。 

“七•三”布告颁发的直接原因,是缘于柳州“造反大军”抢夺援越军列。

“七•三”布告颁布的缘由

1968
年文革武斗如火如荼之时,正是抗美援越打得热火朝天之际。1968521日拂晓,柳州“造反大军”(4 22)头头白鉴平、廖伟严和“柳铁工机联”头头王反修、李振岭为了对付“联指”的武装围剿,组织几千人到柳州火车站“五三八”列车调度段抢援越军列八个车皮的武装弹药,王反修、李振岭以“李向阳”之名给押车的解放军写了收条。该事件令中央震惊,称“已严重干扰破坏了毛主席的文革部署”。于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731日发出针对广西地区发生破坏铁路交通、抢劫援越物资、冲击军队、抢夺武器等事件的“布告” (习称“七•三”布告

“七•三”布告使广西当权者如获至宝,变为他们堂而皇之大屠杀“4 22”的尚方宝剑。79日广西军区派出两架飞机,从凭祥至南宁空投“七•三”布告传单90000多份。 

驻南宁柳州部队组织51个宣传队,南宁市有5000多人的宣传队进行宣传,开办660个学习班,有五万多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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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至83日《广西日报》连续发表九篇社论,都是号召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和一篇又一篇区革筹,广西军区负责人为贯彻“七•三”布告发表的讲话。715日广西军区,区革筹在南宁人民公园召开15万人参加的,“坚决拥护贯彻和捍卫“七•三”布告大会,韦国清在动员报告中号召:严惩一小撮“现行反革命分子”,为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扫清了道路。会后“联指”在全区掀起屠杀“4 22”的狂潮将所谓“障碍”革委会成立的人(主要是指“4 22”派和地富反坏右),打死和枪杀,以此作为迎接和祝贺区革委的成立。 

让我们看看广西各地大屠杀的情况:  715日南宁市革委,广西“联指”遵照区革筹、广西军区8日发出的“关于清理流窜人员的指示”(所谓流窜人员,指的是各地“4 22”被“联指”围剿后进城逃命者)。他们以“治委会”之名,“清理”户口,抓捕了280多人,杀害33人,还有的人被抓之后,至今生死不明。 

在桂林地市,又按照桂林的需要制定出“八•二零”公告。为此事,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代表广西革筹、广西军区于818日到桂林几次,在301部队驻地开核心会议,紧急布置军事行动,宣读解释“八•二零”公告。魏佑铸说“八•二零”公告表明依靠的是“联指”,镇压的是“422”桂林“老多”。 

820日至10月一个多月里,桂林地区(包括桂林市)被害者达数万人之多,其手段之毒辣,惨不忍睹。这是“七• 三”布告这个特大事件中的一个大事件。717日解放军6977部队武装歼灭融安县“422”农总,俘虏120多人,打死多人,缴获枪支140多支,尔后又抓捕80多人。

柳江“福塘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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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凌晨4点,忻城、来宾、武宣、柳城、宜山、环江、象州、柳江等八县和合山矿、八一矿、柳州钢铁厂、柳州郊区“联指”3000多人,攻打柳江县福塘区“造反大军”。 事情经过其严重后果是这样的。19日柳江郊区县洛满区革委会发出“洛满告急”,宣称18日上午有100多个全副武装的“422”暴徒包围凤山公社“联指”纠察队。呼吁柳州,河池地区各县“联指”和柳州地事“联指”派出武装支持,围歼“暴徒”。当天柳州地市“联指”发出“关于洛满区“718”反革命事件的严重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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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柳江县革委会召开常委会会议,不是对讨论“洛满告急”后问题,而是讨论几县“联指”联合武装围剿福塘“422”造反大军问题会议决定25日动手。会后县革委将攻打福塘的决定向军分区请示。柳州军分区请示广州军区同意攻打,并同意调动八县、两矿、一郊、一厂“联指”武装联合攻打福塘,并成立“剿匪”指挥部。柳江县革委主任、人武部政委宋吉月任总指挥、县革委副主任刘柏生任副总指挥、人武部副部长韦熙年、蒋传璞任副总指挥。忻城县革委主任孙廷国任参谋长,柳江县原县长梁水生任后勤部长,指挥部领导成员有王有余、蔡立志、刘云虎、谢遵 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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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凌晨4点,宋吉月命令:兵分三路,对福塘进行总攻击。然而,当时从柳州逃到福塘避难的柳州造反大军四、五十人(大部分是柳钢的,而且不少人家在福塘),在23日前已逃离福塘了,只有当地“422”观点的农民五、六十人。在“复位”包围后,分别逃上单华山、十二料山和良上村(地处深山里)。  “联指”3000多人搜山围村,抓获70多人,立即枪杀25人,经过几天围剿后,各县“联指”大部分撤离福塘,留下部分武装人员继续清剿“残匪”。在清剿中又枪杀打死120多个农民,柳江县“保卫队”韦德金在良上村见一妇女背著一个小孩从外面回来,说这妇人是“422”的“情报员”,开枪把妇人打翻在地,妇人未断气,韦德金又补了一枪,妇人含冤死了,年仅两岁的小孩见妈妈被打死后,放声大哭嚎叫,韦德金又用石头把小孩砸死。 “联指”联合攻打福塘,共打死146人,开支现金100400多元,粮食5358斤。
广西各地“七• 三”布告颁布后屠杀情况 官方的内部机密文件《广西文革大事记》对广西各地“七• 三”布告颁发后的屠杀情况有如下记载: 南宁地区的邕宁县6月份前死54人,在受到“右倾”的批评后,于716日至19日分五片召开会议(千人至万人大会),刮12级台风,结果在全县9个区同时调民兵攻打“422”派据点事件。全县乱杀人到822日止达4762人,79月打死947人,占该县文革期间死人数88%。凭祥市印“七•三”布告26000份,调动1056人,组成79个宣传队,办学习班78(参加学习的246 4),在全市造成乱打,乱斗,乱杀人事件。85日至93日以凭中为重点的落实“七•三”布告为中心任务的全市中小学校,第二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对□71名教职工进行全面调查摸底,其中凭中36名教师即有11名被戴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走资派”等罪名。 在南宁地区自“七• 三”布告下达至10月止共揪出坏人60061(布告公布前揪斗11685)7月打死,逼死2738人,大战89月的结果。八月死5943人,九月份死1252人,两个月打死,逼死7195人占全年死亡人数406% 桂林地区在“七•三”布告前全地区死亡1859人,之后死亡9087(共计10946),占死亡人数90%左右。桂林地区死亡9087人,南宁地区死亡7199人,两个地区在“七• 三”布告后共死16282人。 在临桂县,在78日至710日,公社主任武装部长的会议上,县武装部长龙凤山批评行动慢的公社,并命令武装部长(是一个行动慢的公社武装部长)在桂林带去11个精干的民兵,限期打开局面,否则要犯政治错误。此次会议后,各公社开大会杀人,县武装部和县“联指”派人分别到各公社参加杀人大会,在杀人会上,各公社均先宣读“七•三”布告然后杀人,会议结束到716日共杀去36人。716日至月18日县“联指”“三保卫”指挥部出面开会,指出“我们这次行动就是搞“422”骨干分子和各公社大队的四类分子和其它危险分子,刮他12级台风。” 胥明德也说具体对象是对立面的头头,对立面的骨干分子还有为未改造好的四类的分子等。从此次会议后到724日共杀100人。从726日至822日共杀96人。817日桂林军分区召开12县民兵团及县武装部长会议,布置攻打“4 22”据点。在“八•二零”时临桂县被关押在军管会40余人(1人在杀场中死里逃生外)均被杀害,就地枪杀或经过关押杀的无法计算。823日押在麻袋厂的其中9人拉出杀害。828日革委副主任唐申元,常委英豪分别向驻桂的公社民兵团说,要抓紧清理关押人员,要搞得对象快搞,下一步清理阶级队伍,从828日至918日又杀去8 9人,这样临桂县从686月至6810月共被杀1783人。全州县于78日召开执行“七•三”布告誓师大会,7月份共开批斗会1107 次,165062人,被批斗者2179人,人们说“七•三”布告成为“联指”镇压“4 22”的尚方宝剑。713日县革委主任说现在农村杀人比较多,要看得惯,领导要站在运动前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全州县共杀人1111人,占全县死亡人数的574%) 德保县贯彻“七•三”布告,把各公社召开万人批斗大会的办法向下贯彻。77日那甲公社召开万人批斗大会,传达“七•三”布告和县三级干部会议会议精神,公社武装部长(县革委副主任)作大会报告,宣布以大队为单位,摆开战场,把所谓四类分子和“反团”(**救国团)187人进行批斗,当场死伤19(各占一半),燕洞公社718日开万人大会,被批斗者宣布罪状后个个过鬼门关,(在过关时个个被已准备好的纠察队民兵用木棍,枪托等凶器毒打),过关时206人均被毒打。各公社均采用此办法进行贯彻,到720日宣布全县已抓了坏人1200人。85日王君太主持召开县常委会,决定召开大会控诉揭发“反革命分子罗仕彦罪状会”,在讲台前跪著的“反革命”共700人,王君太一面号召刮12级台风,向敌人进行猛烈进攻,纠察队,民兵的等动手打骂,下面哭声震耳。至6887日县贯彻“七•三”布告办公室宣布“七•三”布告传达后,德保县抓紧清理阶级队伍的“三查”工作。向阶级敌人发动更猛烈的进攻,到85日止,农村共揪斗干部,群众2120人,县直机关共揪斗干部职工121人,学习“七•三”布告后投案自首者200人,全县死人312人, 其中贯彻“七•三”布告前98人,之后214人。 上思县革委会和武装部负责人说:“贯彻‘七•三’布告,策动全县对积极敌人实行专政,过去没有“七•三”布告,不能解决问题,现在有了“七•三”布告,就能解决上思的问题了,我们必须再次掀起群众专政的新高潮,刮‘十级台风’不行,就刮‘十二级’台风。对敌人专政,这次会内搞,会外也要搞,会内外结合。”于是会议期间共杀了两批人共23(第一批11人均为国家干部)会外杀75人,共98(会外零星杀人不计)。在贯彻“七• 三”的同时贯彻区革筹清理阶级队伍指示,全县共清出“叛徒”51人,特务4人,走资派51人,反革命分子41人,没有改造好的五类分子220人,其它坏分子835人,在清理斗死121人,逼死18人。 都安县在向专区革委报告中说:从革委成立到“七•三”布告公布,这一阶级斗争特点,主要是横扫积极敌人颠覆革委会的现行破坏活动,这一阶段全县共揪斗7367人,但更深更艰苦的斗争还是在“七•三”布告公布后,在“七•三”布告威力下,一个“三查一清”运动迅速在全县开展起来。到8月底9月上旬共揪斗12185人,挖出61个反动组织,特别是“反团”和“中国青年党”。 北流县78日举行7万人参加的贯彻“七•三”布告大会。提出更猛烈地向积极敌人进攻。79日革委武装部作出贯彻“七•三” 布告决定,说靠“七• 三”布告威力揪斗“黑班子”等案。接著成立四个项目组,101202303606项目组,共查清253个案件(全是错案,假案)718日北流“联指”和各公社为贯彻“七•三”布告成立“七•三”指挥部。此后在全县范围内乱揪乱斗,全县被诬为“黑班子”的820人,被斗争748人,打斗至伤479人,致残62人,致死31人,打成“反团”804人,斗打致伤414人,致残139人,致死225(其中区书记顾德未得三结合,诬副书记搞反团该区受害500多人,致残205人,致死112人。后顾被判刑13年又翻案加刑3年共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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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陆川县集中中小学校老师集训,贯彻“七•三”布告,搞斗、批、改、清理积极队伍。一大批中学老师受到摧残,陆川中学80多名教师职工被杀11人,批斗56人。未厂中学22名教职工被杀7人,陆川中学校长前后被斗120次后逝世(采用这个方法贯彻“七•三”布告清理阶级队伍的县还有,这是比6678月集训老师进行批斗更为严重的又一次对教师的摧残)

桂林市“八• 二零”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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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初广州军区在湖南衡山开会,黄永胜(广州军区司令)主持会议,广西军区的吴华,桂林市武装部长陈秉德,桂林军分区司令景伯承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桂林市落实“七• 三”布告,研究出动军队,武装解决“4 22”桂林“老多”据点。  




820日以桂林地、市、革委会名义和桂林警备司令部、政治部联合署名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中央“七• 三”布告的公告”。行动前收缴了“造反大军”的武器,市革委会以“联指”武斗人员为主体编了2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配备精良武器。“工纠”武装人员、各县民兵,其它“联指”成员以及反戈一击的原“造反大军”部分成员共一万多人,组编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行大规模搜捕。这一错误行动,其中被抓、被打、被杀、被抄家、被错批、错斗者约万余人。 

829日陈秉德号召刮12级台风,30日全市大游斗。820日开始的抓、抄、游斗风持续了一个多月。 

94日的一次游斗中兴安中学学生蒋孝生手持“五四”式手枪向著被游斗的对象连续开枪射击7发子弹打死6(此人74年入党任大队支书,大队长) 

据桂林市革委会68年向区革委汇报:“八•二零”到“九•二零”一个月打死90多人。据处遗办统计“八•二零”至年底杀死160人,批斗死,游斗死94人,自杀91人,总计345人,超过19671月至1968820日前武斗中死人267人的30%。至于各单位私立公堂,随意关拷打批斗这种现象延续的更长。

凤山“江洲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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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由凌云、乐业、巴马县人武部干部带领的三县“联指”武斗队和6911部队进入凤山县,会同该县“联指”和人武部中队共1000多人武装围剿“七•二九”兵团,“七•三”布告下达后“七•二九”被县人武部和“联指”当作“土匪”围剿,人马逃散到“南山”---江洲一带和“北山”---六隆一带躲藏。 这天,解放军和凌云县“联指”武装队包围了江洲洞,洞里有男女老少100多人,其中武装民兵10多人,解放军和凌云“联指”围攻三天三夜后,洞里弹尽粮绝(只有七支步枪),老人和小孩呼叫救命,于是洞里提出,保证他们人身安全,即可缴枪投降,解放军和“联指”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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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上午,洞内派出代表黄显应,陆祖业,陆沦贵处理“谈判”,指挥围攻山洞的凌云县人武部科长卢元俊主持“和谈会议”,双方谈判结果达成协议:“洞内“七•二九”缴枪投降,保证全部人身安全。”经双方签字后,“七•二九”先交枪,后出洞。解放军和“联指”收缴枪支后,把出洞的男女老少全部押到大队部仓库关起来。三小时后,枪杀了7人,其中一个小孩仅12岁,而后又杀害了十多人。 这就是震惊河池,百色地区的“江洲惨案”。但在十年浩劫里,却被称之为“江洲剿匪大捷”。卢元俊等人“立功受奖”。继“江洲惨案”后,解放军和“联指”又围剿北山。


广西大地“一片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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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为了迎接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诞生,《广西日报》头版发表“红日照南疆,形势无限好枣本报记者评述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述评广西形势大好的主要标志是区革筹,广西军区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联指坚决执行毛主席的伟大“阶级敌人”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刮起“12级台风”,从而实行了全区大地“一片红”,各专,市,县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1968
826日广西区革委会宣告成立,革委主任是韦国清,副主任是欧致富、魏佑铸、焦红光、霍成忠、安平生、韦世经、林福文、毛凤鸾、廖炜雄、龙智铭、颜景堂、曾春生、革委委员133人。 

在庆祝大会上韦国清在讲话中特别强调“要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其它‘反革命分子’以及地、富、反、坏、右分子批倒、批臭,斗倒、斗臭,要肃清国民党残渣余孽”讲话传达后,全区各地又掀起了乱杀人的新高潮。 由于广西各级革委会和人武部贯彻执行韦国清的部署,对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冠以种种罪名进行镇压,大抓乱杀,问题十分严重。区革委会,广西军区于923日给广西各军分区,柳州,柳铁“支左”联合办公室,220师,独立一,二师,空七军,二零分部,各边防站发出“坚决制止乱杀人、乱抓人的通知”的电报。 宾阳县一面布置不要乱杀人,一面又说确实群众要求要杀的也可以杀。该县在9月以后依然继续乱杀人。 

临桂县9月以后在军管会看守所关押的人不断被拉出来杀害或斗打,无人过问。至于群众杀人的事,更是时有发生了。当时还有的地方在发出不准乱杀人的通知前,采取口头通知,说要快杀,过几天就不准杀人了,结果到处出现突击杀人。 

广西大地确实是“一片红”枣仅仅是“七• 三”布告颁布至8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广西共杀害和迫害致死84000多人。 1984年“处遗”工作中,有人根据广西“文革”大屠杀事件概括道:“杀人之多,全国之冠 ,杀人之惨,历史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