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北京大兴县大屠杀（三）
野蛮性在"文革"中爆发的化动因和社会条件
早在１９５９年，毛泽东在自己的《读报诗》中就无比明确地宣称中国大地充斥着无数牛鬼蛇神："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神州岂止千重恶，赤县原藏万种邪！"而在"文革"中，当这一基本判断被膨胀为全社会至高无上的准则（即与牛鬼蛇神的"阶级斗争处处都有"、"七八年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和吞噬一切的警号时，整个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也就充满了对这种虚幻威胁的极度恐惧，人们如同在中世纪宗教裁判法庭中一样，极尽想象地描述牛鬼蛇神的"丑恶嘴脸"、"蛇蝎心肠"，赋予他们最狡诈、最狠毒和"死不改悔"的本性，用他们得逞之后"千百万人头落地"这最恐怖血腥的图画日夜不停地恐吓自己和周围的每一个人。在这个巨大的"魔场"之中，亿万人唯一的希望当然就只能是凭借与牛鬼蛇神的血腥搏斗而为自己拼得生存的空间，用"文革"中流行的话说就是"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天地"，在"文革"中，这种残酷野蛮的杀伐成了最光荣、最神圣的行为，例如北京红卫兵创作的《红卫兵组歌》开宗明义对之的歌颂：
朗诵：战鼓响，烈火熊，杀声起，军旗红。冲天霹雳泣鬼神，杀出英雄红卫兵。……党给一身造反骨，唇枪舌剑杀气腾。主席亲手授战旗，小将高唱《东方红》。齐诵：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杀！杀！杀！嘿！！
而当"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冲杀"、"杀向帝修反"、"杀上大批判的战场"等成为亿万人生活之基本内容的时候，极度疯狂的野蛮和残酷性对整个社会的笼盖也就是必然的。
人们极尽想象地将一切最恶毒卑劣的禀赋扣在"牛鬼蛇神"头上，并以此为前提而激发自己去搜觅和发明出无数残酷野蛮的手段、以置牛鬼蛇神于死地。例如红卫兵、造反派用各种残酷的"黑巫术"（人类学将各种降灾巫术称"黑巫术"，比如马道婆用戕害纸偶的办法杀人，又比如红卫兵在人的姓名上打×、"剔鬼头"、向"黑帮"头上倒粪水等等）以摧残和折磨"牛鬼蛇神"，再如红卫兵战歌中发誓要对刘少奇抽筋剥皮、揪下脑袋当球踢；以及火烧、油炸、炮打、砸烂、横扫等等无数野蛮诅咒和施暴的铺天盖地。在"文革"中，"对阶级敌人的仁慈就是对革命人民的残忍"、"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等等竭力激发人们对牛鬼蛇神刻骨仇恨的口号成了最流行的行为准则，不仅一切暴行都在"对牛鬼蛇神实行专政"的旗号下变得神圣无比，而且人们更绞尽脑汁想象着牛鬼蛇神和阶级斗争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想象着这些恶魔倾覆天地的滔天大罪。于是，对他们捕风捉影地罗织罪名、挖地三尺地审查围剿、"无限上纲"、株连九族等等最疯狂、最怪诞的野蛮行为，也就都成亿万人生存所必需，因为只有这样，整个世界才能从"妖雾又重来"的无比可怕威胁中得到拯救，这就象中世纪神学家阿奎那强调"异端分子可以不予宽容"时陈述的神圣理由一样：
他们罪孽昭彰，因此不但应该把他们逐出教会，而且还应该处以死刑，把他们从世界上消灭掉。……圣杰罗姆（译注：中世纪教会四大学者之一）说，并且我们也读到："腐肉必须割掉，染了疫病的羊子必须扔出羊栏；免得整个牲畜棚全波及到，亚里厄斯（译注：宣传上帝不可知和基督为人的学说，被目为异端）不过是亚历山大城的星星之火，但由于没有立即把它扑灭，一场大火使整个世界遭到浩劫。"
只有最残酷地剿灭牛鬼蛇神，整个世界才能免于"浩劫"，同样神圣而残酷的逻辑亦成了"文革"的基本理论依据，例如林彪所说：
"经过这一个乱，就把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分子，头目，和四旧，打得狼狈不堪。……不经过这样的大运动，要想取得这样的结果是不可能的，是不能够打倒他们的。运动搞出了很多的牛鬼蛇神，很多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些人如果不揭露、不打倒，他们就要公开推翻毛主席所代表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整个这一套。……如果不打倒他们，将来还要大流血，他们得了势，就会要实行大白色恐怖来镇压革命群众，不知道要杀掉多少人就是了，正象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提醒我们的："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为了抗御如此可怕的威胁，一切暴行和虐杀就都是理所当然的，而任何宽容和理性的法律则是对罪恶的纵容，这就象中世纪"神圣法庭"的无限淫威一样：
宗教裁判所……不受民政机关管辖，并享有一种不言而喻的权力，即作出不容申诉的判决和把反对他们的人送进火堆。……仁慈的上帝对这些人下了判决，想把他们投入油锅，要他们永远沉在油锅深处，以自己的残状和号叫，来娱乐上帝。
宽容是一种有罪的、与僧侣意愿相反的思想方式。热心不够的基督徒才可能具有这种思想方式。
由上面的这些神圣审判还可以知道：任何对神明和圣物禁忌性可能的触犯都是一切异端罪中最严重的一种，因此都必须受到极刑的惩罚，例如人们对这些触犯的声讨和诅咒：
彭（真）、刘（仁）反革命政变集团，一贯顽固地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猖狂地反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彻底肃清旧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流毒，斩断他们伸向各个领域的黑手，……"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一个空前规模的群众性的大揭露、大批判大斗争的新高潮已经来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擂起战鼓，吹响冲锋号，向刘、邓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向彭、刘反革命政变集团发起新的总攻击！……绞死彭真！枪毙刘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又比如江青的切齿诅咒："刘少奇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恶、最狡猾的阶级敌人"；"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他应该千刀割、万刀割！"
"文革"，其社会环境完全为凶残暴戾所笼盖无余，从而形成了巨大而疯狂的"魔场"。在这个"魔场"中，人们所禀赋的一切善良因素都因受到环境因素的最强抑制而急剧萎缩，相反，野蛮的"集体无意识"因素则因为受到"魔场"的狂热召唤和剧烈共振而猛烈膨胀和爆发出来。
前引费尔巴哈对人性的描述："人有兽性在自己之内，有人性在自己之外和之上。"理性和文明的社会所要实现的，是以其富于人性的外在环境抑制和涤除每个成员禀赋中的兽性；而野蛮和非理性社会所从事、甚至所热衷的，则是完全相反：它强迫人们埋葬自己心灵中善良的人性，同时从中竭力发掘出原始的兽性，并把它们弘扬开来、汇集到全社会的野蛮之海中。
在"文革"中，人们在疯狂的环境诱导和压迫下把自己变成魔鬼，其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巴金先生在"文革"后仍然经常梦见自己又变成了魔鬼；萧乾先生所说在"反右"运动中，善良的人也学会了"张牙舞爪"；杨绛女士所记社会科学院家属中，不知疲倦地日夜对"牛鬼蛇神"们施虐的"极左大娘"。又比如一位红卫兵叙述他在四川"大串连"时的经历：
印象最深的一件事不是我怎样挨饿受冻，而是我看到一个女红卫兵把一支点着的鞭炮塞到一位（被）蒙着双眼、五花大绑的走资派的耳朵里。鞭炮响了，走资派摔倒地上，哇哇之乱叫。我曾责问这位女红卫兵，这样做是不是太狠了点，她说，这是我们的敌人，这样做是轻的。
一位"文革"经历者回忆：
群众运动中一些兽性的毁灭狂，很令人震惊。例如，平常学生跟老师是很好的，为什么突然去打老师；为什么十几岁的小女孩拿双枪，毫不胆怯。我认识一个十几岁的初中男学生，原来品性很纯，他在文革中杀死过七个人，还津津乐道的向旁人讲述他的杀人业绩。很残酷，怎么会有这样的事？那个时候我觉得恐怖，我不敢回学校，只有整天躺在床上想：这些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业绩到底是怎么回事？内心的困扰无法摆脱，很多问题直到现在仍然不能明白。
这类例子说明罪恶的社会氛围对人类善良天性的可怕戕害和铲除。而"文革"时的这种戕害之所以比一切古代史实更加令人发指，就是因为"文革"是将"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实现这种戕害的"大普及"，所以它也就比古往今来任何个人的残忍心理变态更具罪恶而巨大的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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