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小圈子”和“大圈子”
反腐以来，中纪委多次发文称官场“小圈子”盛行，是官场腐败形成的重要原因。例如，仅周永康一案，就涉及“石油邦”、“四川邦”和“政法系”三个圈子。而刚公布的令计划案，又涉及一个以山西籍高官组成的“西山会”。
那么，为什么官场“小圈子”盛行呢？这个问题我以前在《权力世袭化必然产生对儒家思想的内在需求》一文中做过分析。我认为，归根结底，还是儒家文化传统所致，“盖在马列意识形态日益凋敝，同时社会自治组织发展不起来的情况下，中国人只得复归靠血缘宗亲关系来作为利益团体联结的纽带，这样最可靠也最值得。这一趋势体现在官场上，就必然是权力的私相授受越来越转向具有亲缘关系”。
儒家有两个最基本的价值，一个是“孝”，一个是“忠”。“孝”，包括“悌”以及比拟血亲关系的“义”，构成“小圈子”的联结纽带。结拜弟兄、认“干亲”都是血亲关系的比拟化。“忠”就是忠于朝廷，忠于国家，构成“大圈子”的纽带。
“小圈子”与“大圈子”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因为没有“孝”，就没有“忠”，没有“小圈子”，就没有“大圈子”。“大圈子”是在“小圈子”基础上发展扩大而来的。
另外，“小圈子”与“大圈子”也有彼此消长的关系。“小圈子”多了，吸引力强了，就会减弱和抵消“大圈子”的吸引力，降低“大圈子”的凝聚力和控制力。反之，大圈子强了，“小圈子”的吸引力就会减弱甚至于无，“小圈子”的生存空间也会缩小，以至于无。
以“圈子”为中心概念，我们可以来看看中国传统社会、毛时代和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结构及演化。关于传统社会，有一个很精辟的说法，叫“家国同构”，用“圈子”来说，就是有众多的“小圈子”，主要就是宗法家族“圈子”，和一个“大圈子”。“大圈子”理论上包络“小圈子”，但由于传统社会皇权手段不过硬，事实上无法包络。这就是所谓的“皇权不下县”。那么在这样的结构中，个人受两种力的牵引，一是“小圈子”的向心力，中心是家长；一是“大圈子”，亦即皇权的向心力，中心是皇帝。力是矢量，而这两个力的方向大小都不一样，有一致的分量，也有相反的分量。“小圈子”的吸引力强，覆盖范围广，所谓“皇恩浩荡”，但前面说过，不一定能覆盖到所有人。“大圈子”范围内，还分很多层级，各级官吏。官吏中，也会因各种私人关系，最主要是门生关系，形成“小圈子”，与今天官场一样。而宗亲小圈子吸引力弱，覆盖范围小。具体到不同的人，读书人受到“大圈子”的吸引更大，其它人则受“小圈子”的吸引力更大。所以，传统社会中，大多数只处于一个宗亲小圈子之中；少数当官的，则即在处于大圈子中，还处于宗亲和官场上的小圈子中。当然，动乱时，还有以“义”为纽带的小圈子。
2000多年，中国人就在这样在“大圈子”和“小圈子”中过着，虽然不是很安稳，但也能过下去。大不了，原来的“大圈子”崩溃了，再依样重建就是了。但后来，西方列强来了，把“大圈子”打了个缺口，大圈子就不闭合了。中国人面对这种情形，绝大多数人认为最优先的目标是恢复“大圈子”的闭合状态，而要闭合，就必须强大，才能赶走外国势力。而他们的想法则是尽可能地消灭“小圈子”，而成全“大圈子”。当时的人普遍认为，传统社会的众多“小圈子”之间，要么因隔得远而无联系，要么离得近而相互排斥。这就让中国人成为一盘散沙，不团结，导致“大圈子”不强大，所以才被西方列强打破。可以这么说，自“辛亥革命”到共和国成立，中国人就做了一件事，或者说所有事都是为了这件事，就是消灭“小圈子”而加强“大圈子”。无论“五四”也好，延安整风也好，国共之争也好，包括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为了同一件事，成全“大圈子”。别说，费尽移山心力，还真干成了，小圈子没了，大圈子重又闭合了。
如果说传统社会是“家国同构”，那毛时代就是“家国一体”。“家国一体”是“家国同构”的升级版。如我在《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分亲疏，定贵贱”》一文中所说，“为什么中国人会很容易地接受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呢？就是因为‘分亲疏，定贵贱’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从而对阶级斗争理论具有很好的接受性。阶级斗争理论实际上是将过去以血缘来‘分亲疏’转化为以阶级成份来‘分亲疏’。是工农阶级成份，加入了革命队伍，就成了‘革命大家庭’的一员，是革命同志，其生命和利益得到组织的保障，当然也要为组织做出牺牲。‘革命大家庭’的说法是革命队伍对过去血缘家庭的比拟化，显示了两者之间过渡的痕迹”。
毛时代只有一个“大圈子”，毛如神一般居于中心，其它所有人都仅被中心所吸引。圈子之外是“阶级敌人”，圈子之内是同志。圈内有很多层次，有核心层，紧密层、中间层，外围，用党员、干部、群众等身份来区分。就如众多的同心圆。圈内的成员之间主要是纵向联系，少有横向联系。而且这种联系仅仅起传递作用，将外圈的向心力传递到内圈，逐级传递到中心。以我之见，毛时代中国的这种社会结构在中外历史上空前绝后，以前不曾有，将来也再无可能达到这样的程度。无论是二战时的德国或前苏联，都没有达到这么大的规模和这样的极致。想一想吧，7-8亿人能完全一致地受中心吸引、控制与支配，那是何等地不容易，基本上实现了柏拉图对理想国，托马斯·莫尔对乌托邦的设想。但是，这一系统有致命的缺陷。一是摧残个性，每个人就如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思想一致、行动一致，连穿着打扮也一致；二是内耗太大，因为人总是千差万别的，还会出现矛盾，而为了保持一致，就需要不断的检验、校正和清洗，将不能保持一致者踢出圈外。这个系统必须要设置敌对分子，这既能保持对圈内个体的压力，还给圈内不一致者预留了去处；三是系统的物质生产效率非常低下，无法长久支持系统的运行。所以，搞了约30年，就再也搞不下去了。“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毛一去世，这一系统就被修正了。
改革开放时期，可以说是毛时代的退化版，也可以看成是“家国同构”和“家国一体”的中间状态。因意识形态破产和政治领袖走下神坛，“大圈子”中心的吸引力大大减弱了。无论是国家主义还是民族主义，都无法代替意识形态支撑起“同心园”那样的社会结构。相应地，“小圈子”重又出现了。现在的中国人处于众多的“小圈子”之中，圈子以不同的纽带联结起不同程度的利益关系。无论官场，还是民间，“圈子”盛行。我们可以将这一变化或修正看成是放弃部分控制力而换取更高的经济产出，个体活力的释放会增加经济产出。然而与传统社会不同，现在的“大圈子”完全包得住“小圈子”；圈子外也没有阶级敌人了；另外，由于现代社会人际交往更复杂与更频繁，中国人现在的“小圈子”更多了，圈子以不同的纽带联结起不同程度的利益关系。最紧密的“圈子”是家庭家族，其次同乡、同学、战友等。无论官场，还是民间，“圈子”盛行。而官场中的“小圈子”无疑具有高度的利益关系。这样，官场“小圈子”对成员的吸引力可能超过“大圈子”的吸引力，大小圈子的吸引力还不一致，这无疑会大大削弱与分化“大圈子”控制力。在这种情况下，反腐就成为恢复“大圈子”控制力的必然举措之一。总之，中国人始终在圈子中，没有了“小圈子”，也在“大圈子”中；“大圈子”弱一些，“小圈子”就强一些，多一些。反之，“大圈子”强一些，“小圈子”就弱一些，少一些。
老外身在圈外，对这个现象比我们自己看得更清楚。一位美国人，长期在中国工作的广告公司高管汤姆•多克托罗夫在他的《中国人想要什么？》一文中写道：“在中国社会，除了对他人的义务以及他人对自己的认可，个人是没有特性的。集体和国家是个人身份的永恒支柱。西方的个人主义，即赋予个人独立于社会之外意义的概念，在中国是不存在的”。这便是中国人始终在“圈子”中的根本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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