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三大屠杀案（连载一）

文革三大屠杀案

（资料辑录）

——六六年八月底的北京“大兴县大屠杀”。

——六七年八月至十月的湖南“道县大屠杀”。

——六八年八月达到最高潮的“广西大屠杀”。

编者按：

目前揭发出来的文革大屠杀事件并不仅止以上三件。

最近由海外文革研究者宋永毅主编的《文革大屠杀》，就收集了1966～1976文革期间发生的湖南道县大屠杀、内蒙古的内人党大血案、广西四二二剿杀、青海二二三事件、广西宾阳惨案、北京大兴县惨案、云南沙甸事件共七宗大规模集体屠杀事件（前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胡绩伟和另一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文革专家徐友渔，分别撰写了序言）。

其实还有许多不为世人所知的大屠杀事件真相有待揭发。仅以一般人印象中文革武斗相对全国并不算“激烈”的广东而言，就有“潮汕地区大屠杀”“阳江大屠杀”“海南大剿杀”和广州“吊劳改犯事件”等规模相当大的屠杀事件，至今几乎完全不见有任何公开文字记载。

现辑录分别发生于文革头三年的典型案件资料供参考。

第一部分：北京大兴县大屠杀

1．北京市大兴县--灭绝性的大屠杀    ——王毅
2．大兴屠杀调查——遇罗文

北京市大兴县---灭绝性的大屠杀

文化大革命"野蛮性和残酷性的文化根源

　　野蛮和残酷既是"文革"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整整十年间，它以揪斗、横扫、酷刑、杀戮、武斗、流放、斗私之类数不胜数的花样到处肆虐，不仅在我们民族几乎每个成员的身上和心间留下巨大的创伤，而且更无比残暴地吞噬了成千上万的生命。与这骇人听闻的巨大数字同样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无数血淋淋的场面，例如１９６６年"红八月"中，北京市大兴县对当地所谓"四类分子"及其家属灭绝性的大屠杀：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大兴县公安局召开局务会议，传达了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从此，斗打、乱杀事件日益严重，由开始时斗打个别"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发展到斗打一般的"四类分子"；由一个大队消灭一两个、两三个"尖子"，发展到一个大队一下子打死十来个甚至几十个；由开始打杀"四类分子"本人，发展到乱杀家属子女和有一般问题的人，最后发展到全家被杀绝。自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该县的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被杀绝。

　　又如在"文革"中，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最野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者就达一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１人，挖心肝的５６人，割生殖器的１３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肉都被吃光）的１８人，活割生剖的７人。"在武宣县武宣中学，甚至出现了大批学生批斗完教师、校长之后，在校园内就地架起简易炉灶，将他们剖腹脔割、煮熟分食的惨剧。

    本文没有必要更详细地举证"文革"之野蛮和残酷的无数事例，因为每一个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都对此有着最深痛的感受。然而了解这类事实并不等于就能够说明他们发生的原因，相反，今天的人们往往已经对昨天的无数惨剧感到困惑难解了，例如"文革"结束以后编撰的《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中对学生烹食老师事件的记述：

　　１９６８年６月１８日，武宣中学（老师）吴树芳在批斗中被打死后，肝被烘烤药用。学校是育人培养人才之场所，出现此种残忍野蛮，丧失人性的行为，令人费解。

　　也许，今天的"令人费解"与昨天的惨剧有着同样的残酷，因为我们的民族在付出了那样巨大、惨目的代价之后，得到的竟是这样一片昏瞀的结论，那么，我们拿什么去让千千万万"文革"死难者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息呢？所以，尽管"文革"的野蛮性和残酷性令人不堪回首，但是同时，这也恰恰是我们有责任从文化源头上说明其来龙去脉的理由。

　　对"文革"影响最为显著的，是在信仰文化中（以及后来许多宗教迷狂中）对神明的极度崇拜，规定了人们必须对一切渎神者、或仅仅是可能的渎神者给予最残酷的惩罚，否则就不足以维系神明和神圣事物的无比崇高。因此从本源说，"无限崇拜"的极端残酷，乃是源于它自身机理的深刻内在规定性，而决不是某种偶然的、仅仅由个别阴谋家阴暗心理引发的外在附加物。

   如《古兰经》对渎神者的宣判："真主应许伪信的男女和不信道者，他们将入火狱，并永居其中，……他们将受到永恒的刑罚（王注：这很容易让人想起"文革"时对牛鬼蛇神的诅咒："打翻在地，踏上亿万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至于悖逆者，他们的归宿，只是火狱，每当他们要想逃出，都被拦回去。有声音对他们说：'你们尝试以前你们否认的火刑吧！'"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将尽可能残酷地诛戮和惩罚敌人作为对神明"无限崇拜"最好方法的原始规则，被中国后来许多政治操作者所充分继承，典型的例子比如：朱元璋借所谓宰相胡惟庸"谋反"案，疯狂诛杀文武功臣及其家属达四万人，而如此巨大规模的屠戮，就一定要以"大祀天地于南郊"的礼神祭祀为开场仪式。

　　世界宗教史上，其外在的残酷性及其内在机理都与"文革"极为相近的"运动"，当属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与"文革"完全一样，中世纪宗教裁判不仅其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维系神明的崇高、禁绝各种可能的异端和渎神，而且其残酷性亦是最直接地从"无限崇拜"发源的，所以人们指出：上帝是第一宗教裁判员，"比较而言，后来最残酷的宗教裁判员也无不比上帝本人还要仁慈得多。"１８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的结论是："上帝生性是大慈大悲的，但非常重要的是：不知不觉地使他变得比魔鬼还凶狠"。与"文革"一样，以维系"无限崇拜"为基本目的的宗教裁判制度不仅发明了无数令人发指的迫害异端、剿灭"牛鬼蛇神"的酷刑虐法，而且尤其要把这种残酷的迫害作为全民族最神圣的节日，所以当时就往往要以烧死异端者们的火刑仪式作为庆祝贵族婚礼的盛大典礼。在类似于宗教裁判神圣法典的《巫士的铁槌》一书中，详细制定了剿灭异端和所谓"女巫"的一系列残酷法律和无所不在的天罗地网：

　　凡属女巫案件，教会法庭、世俗国家法庭都可以审理；……为使被告承认犯巫术罪，可以先口头威胁，威胁无效，便进行刑讯。轻刑无效可施以重刑，第一天刑讯无效，第二、第三天可继续进行。……如果被告拒不承认犯巫术罪，最后即便没有口供，主教与法官也可判她为"不肯改悔的异端分子"（王毅注：这又让人想起"文革"时最流行的罪名之一即是"死不改悔"），交付国家法庭处死。

　　可见，从远古到很久以后的时代，图腾、上帝、大救星等等神明无限崇高的神性，毫无例外都必须依靠对异神、异端的极尽残暴才能维系："刽子手他永远是其国家中最好的基督徒和最虔诚的公民。他是僧侣的朋友，信仰的维护者，是对教士和神的事业最有用的人。"

　　对于原始社会以来许多宗教的上述基本原则，费尔巴哈曾经做了详尽的阐述，他指出："人有兽性在自己之内，有人性在自己之外和之上"，出于对本教之神的无限崇拜而对异端的迫害，则是将这种兽性调动出来、并发挥到极致的强大动力："最大的残酷是可以同宗教相调和的，……凡是建立在神学地基上的宗教都是与迷信分不开的，而迷信又能做出一切残酷的非人性的事情。"费尔巴哈深刻地指出了"无限信仰"与残酷野蛮之间的必然联系：

　　信仰包含有一个凶恶的本质。基督教式的信仰是基督教式的迫害异端与处决异端者之至高无上的根据。……在信仰看来，一切义务之基础是对上帝的信仰---信仰是绝对的义务，而那些对人应该尽的义务却只是派生的、从属的义务。这样，不信者乃是……理应歼灭掉的主体。凡是否定上帝的东西，本身也就必须被否定。最高的犯罪，就是冒犯上帝的尊严。在信仰看来，上帝是一位人格式的、最最人格式的、最最不可冒犯、最最有权有势的存在者。……从而，对最高人格的伤害，就必然是最高的犯罪了。……异端、不信---异端只是不明确的、有限的不信--乃是亵渎神明，从而是最高的、最应当惩罚的犯罪。从无数多个例子中随便举一个。厄谷朗巴第乌斯给塞尔维托写到："……在一切别的事情上面我都将是温和的，惟独见到有亵渎基督我就忍耐不住。"……这种仇恨，起源于无限制的信仰之本质。

　　费尔巴哈还指出，这种由"无限信仰"导致的野蛮残暴不仅统治着外在的世界，而且更不断塑造和膨胀着包括偏执、疯狂、专制欲、迫害欲、盲目的仇恨等等残忍的内在心理：

　　信仰在本质上是具有党派性的。谁不是为了基督，那谁就是反对基督。不是为了我，那就是反对我（王毅注：这立刻让人联想起"文革"时流行的"不革命就是反革命"、"要革命的站出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等等让人胆寒的口号）。……必然有颠狂跟信仰联系在一起。……对任何不肯随和自己的东西，都是不宽容的。如果它竟宽容了，那就对那享有无条件独占统治权的上帝不宽容了。……信仰要求这样一个彼世，在那里，信仰不再有对敌，或者，这个对敌还存在，那至多也只是为了荣耀高奏凯歌的信仰之自我感。地狱使福乐的信者更体会到欢乐之甜。"他们这些被选者将要出来看看背神者的痛苦，他们并不会因为看到如此而感到悲伤；正相反，当他们看到背神者遭受到难以描述的苦难时，他们就满怀喜悦地感谢上帝对他们的拯救。"

　　泼但说："一个巫道，即是并没有带来什么损害，……可是，就是因为他抛弃上帝而与魔鬼勾结，也即有损上帝的尊严，故而就应当活活地被烧死。"路德说："想杀人并不像不信那么罪大恶极，因为，杀人是违反第五条诫命，而不信却是违反第一条，并且是最大一条诫命。"

　　诸如此类在"无限信仰"的虔心驱使下而对异端的摧残能够达到何等令人发指的程度，这在西方中世纪宗教史上曾有过无数的例子，比如法国作家雨果的控诉：

　　格尔伦斯岛最后一次火烧巫师是在一七四七年。那是在市内一个名叫波达日的广场上面举行的。……通常罪人是认罪的。人们用苦刑帮助他们招供了罪行。波达日广场对于社会和宗教，还尽了别的义务，他们在那里也烧死了许多信奉邪教的人。……其中有一个母亲和她的两个女儿，……女儿当中有一个怀了孕，她在柴堆的火炭上面生产了。据史书记载："她的肚腹爆裂。"一个活生生的孩子从火堆上滚了下来；……著名的执法官、虔诚的天主教徒黑里页•哥斯南，叫人把孩子再丢进火堆里。

　　同样，这种为信仰至上的神明（及其附属的一切圣物）而使"所有的爱跟友谊就都消失了"，这种出于"无限信仰"而只有在剿灭和折磨异端者的残暴中才能获得最大快乐和幸福的疯狂迫害欲，这种凭借伟大神明的名义就可以不需任何理由、任何限制而肆意施暴的极端专横，这种苦心积虑用尽一切一切办法必置异端于死地的刻骨仇恨……，所有这些，我们中国人在"文革"中也都最充分地领略到了。于是，对"牛鬼蛇神"的"横扫"、"专政"、屠杀，同胞、亲人之间的"大揭发、大批判"，不计其数的酷刑虐法、诅咒摧残，对无辜妇孺的株连九族、极尽凌辱，血流成河的"武斗"、"派仗"等等最野蛮、最原始的暴行，就都无一不是带着"誓死捍卫"这最神圣的光环而席卷全国的。

　　尤其与"文革"相似的，是中世纪神学对神明的"誓死捍卫"，恰恰是建立在它把一切异端都视为十恶不赦、罪该万死的恶魔这原始的宗教观念基础之上的。把异族、异神视为死仇，这是原始文化狭隘性的特有产物，它与巫术时代的神鬼观念相结合，使得一切异神、异端都被视为随时随地祸乱天下、危害神明的牛鬼蛇神。这种原始观念为后人所承袭，例如英国学者罗素说："在基督教欧洲，……那些异教神早已被认为就是基督教魔鬼学中的恶魔"；"圣•奥古斯丁认为：'基督徒所患的一切疾病都是这些恶魔引起的'……要知道在神甫们的著作中，'恶魔'就是指异教神。"与西方中世纪的情况相类似，在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也长期流行将异教、异端视为魔鬼，以及必须用最残酷的方法将其剿灭的观念。比如人们普遍认为白莲教等民间宗教的教徒都淫邪无比、行如狗彘，所以当其阴谋败露后对他们义正辞严的神圣判决就只能是：

　　废其居，火其书，方足以灭其迹；剖其心，刳其目，不足以尽其辜！ 

　　可见，在这种自古以来的信仰体系之中，所有异端既然必定是邪恶万端的牛鬼蛇神--于是，对他们的一切惨无人道的"横扫"、"砸烂"、"抄家"、"火烧"等等，就非但不是罪恶，反而是功德无量的圣业。

   （未完待续，对原文有所删改）

辛灏年伤害了历史

辛灏年伤害了历史

——对《最后的侮辱》一书的批评意见

一向不喜欢某些网民对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随意扣上诸如“五毛”等帽子的行为，因为这样并不是在辩论和求真，而是在唯我独真、强加自己的观点于世人，本来以为这只是普通网民才会犯的错误，但不想知名学者也会这样做。辛灏年以他的民运学者的身份，对其他作了不合他口味之说的学者，统斥为御用文人或中共学者，这就不免让我有所反感了。在其新书《最后的侮辱》中，他以自己对国民党的信仰去解读历史，将自以为是的观点强加之于历史，就我让觉得有些话不吐不快。虽然在《辛灏年：还原蒋介石实质意义——中共没有合法性》的网页里发表了自己的批评意见，但只拣了要紧的说，仍有些意见未说，在此作补充。 因为觉得历史真相总是被破坏、人民一直被忽悠是件令人痛心的事。

辛灏年抱着对三民主义无比坚定的信仰，为了编写反共教科书而抱上国民党的大腿，及由此先入为主地产生感情偏见，写了本他自认为是还原历史的《最后的侮辱》。因为排斥了别人的新资料，忽视别人的研究成果，只采纳他自己需要的资料，所以他的历史也是一种闭门造车的成果——或者说，闭着眼睛说瞎话——这个“门”就是他为美化国民党的需要而对历史资料进行取舍的大门。这样得出来的历史除了和中共的立场相反外，基本上没什么不同，照样是个被曲解的历史。为了驳斥一种伪史，而制造了另一种伪史，这是对历史极为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样的历史非但没被还原，还使对伪史的反对变得毫无意义可言。因为辛灏年这种对历史的不负责态度，所以我想问辛灏年的是，人们被中共伪史所欺骗已经很不幸，而你又何以忍心以还原历史的理由再度忽悠读者？

历史不应纯粹是拿来作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应当是只取不舍、有什么就反映什么，决不能用观点来选择历史内容、以个人观点来代替历史；人们需要的是一个完整的真实历史，而不应是为立场需要而打造出来的历史。因为只有当历史被真实地反映了，得出的结论才会是正确和有用的。

大概在辛灏年看来，否定辛亥革命的学者都是御用文人或中共学者，因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就是辛亥革命，或以辛亥革命利为发端的中国国民革命”。我就奇怪了，因为环球时报也在批判否定辛亥革命的学者，在对待辛亥的历史问题上，辛与环球的立场竟像达成共识般出奇地一致，我怎么感觉辛和环就像是在一唱一合，分别从左右两方面堵死了人们对辛亥革命的反思？到底是御用文人在和环球作对，还是环球在为历史负责？环球本是高级黑，它的忽悠人们容易识破；但辛以民运学者的身份，则容易让人们丧失警觉而深陷其误。故辛灏年对历史的忽悠，其过要大于环球及其他御用学者。

以下引环球对否定辛亥革命的文字作的驳斥，其实，环球时报是在用高级黑的手法为我们指明了是非所在：

有人鼓吹《清帝退位诏书》是“宪法性文件”，而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加以丑化，对南京临时政府的历史作用加以贬低。这些论点颠覆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有关近代中国历史的知识体系。（《张海鹏：点中历史虚无主义的死穴》）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之作者张戎近来在其新作《慈禧太后：启动现代中国的皇妃》对历史作了石破天惊的结论：认为现代中国的繁荣归功于慈禧！这种惊人之说我虽不敢苟同，但也不代表我反对此观点，因为尚需争议才能下最后定论，故我只对此持观望态度。我在这里想要说的是，肯定慈禧的历史功劳就意味着否认了辛亥革命。但如果依着辛灏年的观点，那张戎岂不也成了御用文人或中共学者？

幸运的是历史档案没死在共党手里，也幸亏部分档案的被公开于世，才使得一部分历史档案得以走出尘封。否则，历史不是从这一面被“拥共”所曲解，便是从另一面被“反共”所曲解。一个人才走出党史的蒙弊，却又被相反立场的“历史”所误导，那就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历史。

在南京建都的中华民国（名字倒是标榜得极好的）真的是一个真正进步的“国家”么，真的是值得我们光复的目标么？在史料档案的记载上，通过某每三党的相关言论中可了解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容，只要来看领导这个政权的党有些什么作为，就可知其是否先进、爱国：

“......而日本的进攻，又无分乎阶级，所谓无产阶级联合又在那里？至素来主张放弃满蒙之三民主义的信徒，不敢再让满洲民族自决，且追随于全国民众之后，强呼长期抵抗武力收复失地，借其主义三分之一的民族掩护，于混迹于国家主义之列。而事实上最明显者，即散居内地的旗民决不作恢复满洲民族的运动，其他各族亦不以东三省人民非我族类而不救，支配民众之精神者，究是国家观念而非民族意识，......”

“国民党的主义，因自相矛盾及各个党员的认识不同，早已陷于混乱不清，于今所遇事实，不是民族与民族相斗，而是国家与国家相争，便不得不辞穷。这是从理论方面而言。”

——圆明园如果不被八国联军所烧，很有可能也会在文革中被毁；现在看来，如果不是因日本的入侵，中国的满蒙之地恐也会终为炮党所弃。有人下过结论，说炮党误国，此言看来真实不虚。美国想搞独立的人形不成气候；苏格兰想独立，被英国给连哭带骗了回来；乌克兰上台的民主派，则根本不承认分裂主义。只有中国的炮党最为大方，主动要求民族分裂，难怪蒋总统在面对外蒙搞公投时竟能轻易地许可，该民主时他搞镇压；不该民主时却又出手大方。炮党的主义和作为如此荒唐，还有何爱国和先进可言？

我写这个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公开反击辛学者对历史的无知，对中华民国历史真相的继续的搅浑水，告诉人们，告诉我们的读者，我们海内外的读者，要了解真正的历史，决不能抱着以某种信仰为目的的心态来对待历史，以及把由信仰而产生的某种观点来指导历史研究。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对于过去发生的事，谁也不应保证自己就是全知的，否则就容易产生用先入为主的观点来误导历史。寻求真实的历史时若钻进了某种信仰的陷井，用自己的观点来解读和编写历史，这样的行为就不是在寻求历史而是在制造历史了。就如信仰摩尔根的历史观的人将社会发展阶段论硬生生地套搬于中国历史，这样的“中国历史”就不是真实的，而是被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伪历史。所以研究历史就得先尊重历史，端正对历史的心态，不能拿为自己的观点服务的态度来编写历史，或者说用自己的观点来支配历史，而只能从历史中作出结论，这样才能做到对历史负责，从而不至于亵渎了历史。简言之，即观点应形成于历史资料之后，而非在先。如果研究历史的工作者能引以为鉴，在还原历史真相时也提高我们自身的历史修养，这是我的一点感想。

环屎高级黑的反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是对历史的反动

点中历史虚无主义的死穴

张海鹏
　　自20世纪90年代初“告别革命”之说兴起，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论在学术界泛起，而且影响了社会媒体和新媒体。
　　苏联乱史灭国的历史教训需要警惕
　　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进一步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时候，如何看待历史，特别是如何看待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如何看待党的领袖人物的历史，如何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历史，事关国家民族的兴亡。长期以来，我们的思想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弥漫着一股历史虚无主义恶毒空气，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种种谬说，对历史不负责任，对社会不负责任，肆意抹杀客观存在的历史、主观臆想随心所欲地构造历史，它对社会公共价值观、历史观造成了严重危害，对青年一代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苏联乱史灭国的历史教训，不能不引起我们警惕。
　　进入21世纪以来，历史虚无主义虚无的对象，主要集中体现在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国史)、中共党史领域。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有其特定的现实指向与意识形态诉求。“告别革命”论将革命与改良完全对立，认为革命只能破坏而不能建设，是近代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另一方面无视革命爆发的社会根源，将革命视为少数革命家人为“制造”的产物。从而釜底抽薪式地否定了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尤其是中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必要性与正当性。
　　革命不是某个政党、阶级或个人一时心血来潮就能发动起来的。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从根本上来说，是近代中国社会民族危机深重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中国人民长期选择的必然结果。二者均不以某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流行的几种历史虚无主义都颇恶毒
　　有人鼓吹《清帝退位诏书》是“宪法性文件”，而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加以丑化，对南京临时政府的历史作用加以贬低。这些论点颠覆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有关近代中国历史的知识体系。
　　在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领域，否定中国自五四以来爱国、革命的传统，将中国人民在五四时期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看作脱离以欧美为师发展资本主义的“近代文明的主流”而误入歧途，宣称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没有资格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有人把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前30年与改革开放后的30年对立起来，把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说成错误堆积，一无是处，认为建国后的前30年“是一步步倒退，几乎走向毁灭的过程”。还有人鼓吹“宪政中国”，说什么“宪政中国出现以前的中国是旧中国”。完全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原则上建立的，完全无视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开创了人民中国的宪政时代的历史事实，企图鼓动“三权分立”，实现所谓的“宪政中国”。
　　历史虚无主义肆意贬低、全盘否定革命领袖毛泽东，丑化毛泽东这个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开创者、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并将主要矛头集中攻击毛泽东思想，掀起了一股“非毛化”暗流。
　　“戏说”“恶搞”历史是一种轻佻态度
　　互联网日益普及，信息传递快、获取便捷、形式新颖，成为民众历史知识的重要来源。网络论坛和微博这种自媒体的兴盛，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传播提供了极为便捷的平台和渠道。此外，一些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根本不顾史学研究成果，对近代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加以“戏说”“恶搞”，任意裁剪、割断联系，甚或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将民众集体记忆中的革命英雄人物形象丑化、滑稽化。这种“戏说”“恶搞”的方式，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艰难而悲壮的奋斗历程无疑是一种亵渎，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推波助澜。其直接后果是误导大众，造成人们历史认识的混乱，导致人们以轻佻的态度对待历史，对历史缺乏应有的敬畏。
　　前不久有人在公开的刊物上挑战马克思主义，挑战共产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历史虚无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体系当作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来批判，攻击说什么共产主义终止了历史。我已经发表过文章，作出了辩驳。
　　总体来看，历史虚无主义的目的不在于总结历史教训，而在于通过否认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合法性，离间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消解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心。当然，历史虚无主义者也并不是对所有历史都采取虚无的态度。相反，他们从自身的政治需求出发，随意否定扭曲他们想要否定的历史。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否定中国历史上、特别是近现代史上的一切进步事物和正面人物，否认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规律，把历史颠倒过来。
　　可见，主张历史虚无主义的人有一个死穴，就是不尊重历史事实。只要尊重历史事实，努力回归历史原貌，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论就不值一驳了。所谓尊重历史事实，就是要尊重历史前进的大方向，就是要尊重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就是要尊重最广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意愿。我们的社会舆论、媒体新媒体、各种影视作品以及各种历史出版物，只要本着尊重历史真实来说明历史真相，就是点到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死穴，就是拒绝了历史虚无主义。▲(作者是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

——《环球时报》2014年12月22日第14版

点评：《环球时报》以高级黑的方式为我们指明了历史的是非问题

智多星张召忠

反腐：消除“小圈子”，加强“大圈子”

中国人的“小圈子”和“大圈子”

    反腐以来，中纪委多次发文称官场“小圈子”盛行，是官场腐败形成的重要原因。例如，仅周永康一案，就涉及“石油邦”、“四川邦”和“政法系”三个圈子。而刚公布的令计划案，又涉及一个以山西籍高官组成的“西山会”。

    那么，为什么官场“小圈子”盛行呢？这个问题我以前在《权力世袭化必然产生对儒家思想的内在需求》一文中做过分析。我认为，归根结底，还是儒家文化传统所致，“盖在马列意识形态日益凋敝，同时社会自治组织发展不起来的情况下，中国人只得复归靠血缘宗亲关系来作为利益团体联结的纽带，这样最可靠也最值得。这一趋势体现在官场上，就必然是权力的私相授受越来越转向具有亲缘关系”。

    儒家有两个最基本的价值，一个是“孝”，一个是“忠”。“孝”，包括“悌”以及比拟血亲关系的“义”，构成“小圈子”的联结纽带。结拜弟兄、认“干亲”都是血亲关系的比拟化。“忠”就是忠于朝廷，忠于国家，构成“大圈子”的纽带。

    “小圈子”与“大圈子”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因为没有“孝”，就没有“忠”，没有“小圈子”，就没有“大圈子”。“大圈子”是在“小圈子”基础上发展扩大而来的。

    另外，“小圈子”与“大圈子”也有彼此消长的关系。“小圈子”多了，吸引力强了，就会减弱和抵消“大圈子”的吸引力，降低“大圈子”的凝聚力和控制力。反之，大圈子强了，“小圈子”的吸引力就会减弱甚至于无，“小圈子”的生存空间也会缩小，以至于无。

    以“圈子”为中心概念，我们可以来看看中国传统社会、毛时代和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结构及演化。关于传统社会，有一个很精辟的说法，叫“家国同构”，用“圈子”来说，就是有众多的“小圈子”，主要就是宗法家族“圈子”，和一个“大圈子”。“大圈子”理论上包络“小圈子”，但由于传统社会皇权手段不过硬，事实上无法包络。这就是所谓的“皇权不下县”。那么在这样的结构中，个人受两种力的牵引，一是“小圈子”的向心力，中心是家长；一是“大圈子”，亦即皇权的向心力，中心是皇帝。力是矢量，而这两个力的方向大小都不一样，有一致的分量，也有相反的分量。“小圈子”的吸引力强，覆盖范围广，所谓“皇恩浩荡”，但前面说过，不一定能覆盖到所有人。“大圈子”范围内，还分很多层级，各级官吏。官吏中，也会因各种私人关系，最主要是门生关系，形成“小圈子”，与今天官场一样。而宗亲小圈子吸引力弱，覆盖范围小。具体到不同的人，读书人受到“大圈子”的吸引更大，其它人则受“小圈子”的吸引力更大。所以，传统社会中，大多数只处于一个宗亲小圈子之中；少数当官的，则即在处于大圈子中，还处于宗亲和官场上的小圈子中。当然，动乱时，还有以“义”为纽带的小圈子。

    2000多年，中国人就在这样在“大圈子”和“小圈子”中过着，虽然不是很安稳，但也能过下去。大不了，原来的“大圈子”崩溃了，再依样重建就是了。但后来，西方列强来了，把“大圈子”打了个缺口，大圈子就不闭合了。中国人面对这种情形，绝大多数人认为最优先的目标是恢复“大圈子”的闭合状态，而要闭合，就必须强大，才能赶走外国势力。而他们的想法则是尽可能地消灭“小圈子”，而成全“大圈子”。当时的人普遍认为，传统社会的众多“小圈子”之间，要么因隔得远而无联系，要么离得近而相互排斥。这就让中国人成为一盘散沙，不团结，导致“大圈子”不强大，所以才被西方列强打破。可以这么说，自“辛亥革命”到共和国成立，中国人就做了一件事，或者说所有事都是为了这件事，就是消灭“小圈子”而加强“大圈子”。无论“五四”也好，延安整风也好，国共之争也好，包括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为了同一件事，成全“大圈子”。别说，费尽移山心力，还真干成了，小圈子没了，大圈子重又闭合了。

    如果说传统社会是“家国同构”，那毛时代就是“家国一体”。“家国一体”是“家国同构”的升级版。如我在《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分亲疏，定贵贱”》一文中所说，“为什么中国人会很容易地接受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呢？就是因为‘分亲疏，定贵贱’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从而对阶级斗争理论具有很好的接受性。阶级斗争理论实际上是将过去以血缘来‘分亲疏’转化为以阶级成份来‘分亲疏’。是工农阶级成份，加入了革命队伍，就成了‘革命大家庭’的一员，是革命同志，其生命和利益得到组织的保障，当然也要为组织做出牺牲。‘革命大家庭’的说法是革命队伍对过去血缘家庭的比拟化，显示了两者之间过渡的痕迹”。

    毛时代只有一个“大圈子”，毛如神一般居于中心，其它所有人都仅被中心所吸引。圈子之外是“阶级敌人”，圈子之内是同志。圈内有很多层次，有核心层，紧密层、中间层，外围，用党员、干部、群众等身份来区分。就如众多的同心圆。圈内的成员之间主要是纵向联系，少有横向联系。而且这种联系仅仅起传递作用，将外圈的向心力传递到内圈，逐级传递到中心。以我之见，毛时代中国的这种社会结构在中外历史上空前绝后，以前不曾有，将来也再无可能达到这样的程度。无论是二战时的德国或前苏联，都没有达到这么大的规模和这样的极致。想一想吧，7-8亿人能完全一致地受中心吸引、控制与支配，那是何等地不容易，基本上实现了柏拉图对理想国，托马斯·莫尔对乌托邦的设想。但是，这一系统有致命的缺陷。一是摧残个性，每个人就如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思想一致、行动一致，连穿着打扮也一致；二是内耗太大，因为人总是千差万别的，还会出现矛盾，而为了保持一致，就需要不断的检验、校正和清洗，将不能保持一致者踢出圈外。这个系统必须要设置敌对分子，这既能保持对圈内个体的压力，还给圈内不一致者预留了去处；三是系统的物质生产效率非常低下，无法长久支持系统的运行。所以，搞了约30年，就再也搞不下去了。“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毛一去世，这一系统就被修正了。

    改革开放时期，可以说是毛时代的退化版，也可以看成是“家国同构”和“家国一体”的中间状态。因意识形态破产和政治领袖走下神坛，“大圈子”中心的吸引力大大减弱了。无论是国家主义还是民族主义，都无法代替意识形态支撑起“同心园”那样的社会结构。相应地，“小圈子”重又出现了。现在的中国人处于众多的“小圈子”之中，圈子以不同的纽带联结起不同程度的利益关系。无论官场，还是民间，“圈子”盛行。我们可以将这一变化或修正看成是放弃部分控制力而换取更高的经济产出，个体活力的释放会增加经济产出。然而与传统社会不同，现在的“大圈子”完全包得住“小圈子”；圈子外也没有阶级敌人了；另外，由于现代社会人际交往更复杂与更频繁，中国人现在的“小圈子”更多了，圈子以不同的纽带联结起不同程度的利益关系。最紧密的“圈子”是家庭家族，其次同乡、同学、战友等。无论官场，还是民间，“圈子”盛行。而官场中的“小圈子”无疑具有高度的利益关系。这样，官场“小圈子”对成员的吸引力可能超过“大圈子”的吸引力，大小圈子的吸引力还不一致，这无疑会大大削弱与分化“大圈子”控制力。在这种情况下，反腐就成为恢复“大圈子”控制力的必然举措之一。总之，中国人始终在圈子中，没有了“小圈子”，也在“大圈子”中；“大圈子”弱一些，“小圈子”就强一些，多一些。反之，“大圈子”强一些，“小圈子”就弱一些，少一些。

    老外身在圈外，对这个现象比我们自己看得更清楚。一位美国人，长期在中国工作的广告公司高管汤姆•多克托罗夫在他的《中国人想要什么？》一文中写道：“在中国社会，除了对他人的义务以及他人对自己的认可，个人是没有特性的。集体和国家是个人身份的永恒支柱。西方的个人主义，即赋予个人独立于社会之外意义的概念，在中国是不存在的”。这便是中国人始终在“圈子”中的根本原因所在。

另外，“小圈子”与“大圈子”也有彼此消长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