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过去了，孙中山盖棺仍未定论。缘由何在？因为历史并非终结，只是告了若干段落。“辛亥革命”开启的共和国的历史进程尚未结束，提出的目标事实上远未实现。因而，关于历史及历史人物的评价自然会随着历史的延续与人们认识的提高而变化。克罗齐说，“一切历史皆是当代史”，正是此意。
先来看孙中山的职业。孙逸仙博士据说行过医，但时间很短暂，也没听说他医术有多高明，自己还死于肝癌，所以医生算不得他的职业。说孙中山是革命家和政治家，当然不错，当之无愧，但笔者认为尚不够准确。窃以为，学医出身的孙博士最擅长的是募资。以其一生所募集的巨大资金来看，如在当下，放眼全球投行业，那他也是个中最顶尖的高手，无论是私募还是公募都是一把好手。但遗憾的是，他用所募集的资金所作的风险投资，却算不上成功。如果将的些资金用于实业，没准就“救国”成功了。但话又说回来，以搞实业为题材又募不到这么多资金，想当吕不韦的人不少。
所以，以其革命活动的手段和重点而言，称孙中山为金融革命家最准确。
这个称谓有二层涵义。一是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主要表现在金融筹资上；二是孙中山所采用的金融创新工具具有开创性和革命性的意义。
孙中山很擅长筹资和他的革命活动主要表现在为革命募集资金上，这早已为若干孙中山研究者所注意。我手头就有一篇《同盟会革命经费从哪来？》的文章，综述了学界对孙中山筹资活动的研究成果，作者叫范泓，发表在《同舟共进》2011年第3期上。但本文意在用风险投资理论和现代公司理论建立一个分析框架，以提高孙中山研究的高度和拓宽视野。
简言之，“革命”可以看成是一项风险和收益无穷大的风险投资。除了要投入钱物，还得投入身家性命。失败了，就赔上身家性命，成功了则“赢者通吃”。孙中山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的革命行动，也可以看成是将一家私人性质的家族公司改造为具有公众性质的股份公司的改制活动。这样，就可以运用风险投资理论和现代公司理论来分析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评价他的历史地位。
这么说吧！我们可以将建立“共和制”本身看成是个风险项目。在中国，孙中山第一个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性产品。当然这是新生事物，在中国，有没有市场前景要打大问号。能不能比以前根深蒂固深入人心的老产品“帝制”更有市场需求，大家都很有疑虑。只有少数人愿意冒险，豪赌一把。做风险项目，首先就要有人投资，其次要有人相信这个而去推广。所以，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风险投资很相像。都是先提出概念性产品，然后去吸引风险资金，随后雇人去开发推广产品。而风险投资者之所以愿意投资，是为了想在项目成功后得到投资回报。
我以为，孙中山擅长募资主要来自于天赋和环境，纯属无师自通。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求学经历。他无非念了几年私塾，学了点英文和西医，没有学过MBA，也没学过EMBA。想来他们家有这方面的遗传，广东一带下南洋经商的也多，耳濡目染，就擅长此道，并且有所创新。
随便举几个例子。就可看出孙中山在融资上长袖善舞。《同盟会革命经费从哪来？》中说：“发行‘革命债券’，一般许以优利。同盟会成立之前，即有债券发行，当时称之为‘股份银’，以千还百。之后，眼见“革命成功”希望渐大，债券利息亦曾随之减少。其后又规定：凡出资助饷者，一俟军政府成立，一年期四倍偿还，即万元还四万，‘给予国内各等路矿商业优先权利’，‘为国立功者，与战士勋劳一体表彰’，授予‘优先国民’待遇，等等，不一而足。1911年6月，旧金山洪门筹饷局成立，发行中华民国金币券一种，开出的条件是，‘凡助饷美金五元以上者，给予金币双倍之数’”。
“革命债券”！这绝对算得上是金融创新。即便放在世界范围内不算是，在中国的金融史上肯定是。应该载入中国金融发展史中，写上浓重的一笔，不然就有失公允。而且革命党发行的“革命债券”大多没有抵制物，完全靠孙中山的个人信用做担保。我看到网上有篇文章，就这样写道：“（檀香山）隆都从善堂保存的是‘壹百元’票券，共有四张。债券为黄色底，花边镶嵌，顶上中央写有“中华革命党债券”字样，票额下方印有醒目的债券条例，规定偿还币种、利息、偿还时间等内容。不过令人疑惑的是，时间一栏的年月日并无填写。落款为：中华革命党总理孙文，下方盖有‘孙中山印’”。
再有，孙中山曾许诺让日本"领有满蒙"为条件寻求日本的援助。这种融资手段比当下房地产商拿着土地批文去向银行贷款不知要高明多少倍。如果说房地产商是“空手套白狼”，那孙中山就是“拿别人的孩子去套狼”。都不是自己控制下的东西，就拿来做筹码去换取投资者的投资！
总的说来，无论是海外华侨这样的“散户”、还是像张静江、张蹇这样有名有姓的“大户”，还是日俄这样的“战略投资者”，基本上还是相信了“孙大炮”的“忽悠”，为其改“大清家族企业”为“股份公司”投过资，入过股。但英美等西方“战略投资者”不怎么相信孙中山，这个原因，后面再分析。
下面逐个分析孙中山的三次重大投资：一是发起成立“中华民国”；二是“二次革命”追加投资；三是孤注一掷“联俄容共”。
一、发起成立“中华民国”
孙中山之于中华民国的关系，国民党称其为“国父”。现在大陆的许多场合，也含糊地这样叫。但在正式场合，称孙中山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我认为从中共自己来看，“先行者”的定位还是很准确的，一是肯定了孙中山的历史作用，表明了对他有所继承，同时也表明了自己另有发展。
但国民党称其为“国父”，就很不准确。因为其是独尊。如果孙中山为“国父”，那黄兴等老一辈革命家也应算上，不能由孙中山一人所独专。如果国民党独尊孙中山为“党父”，倒还过得去，因为国民党改组为列宁式的政党主要是他一人所主。而中华民国的创立，非孙中山一人所为，许多人许多方面的力量都有功。不能因为国民党后来取得了中华民国执政党的地位，就抹杀在国民党成立之前的辛亥革命元老的历史地位。毛去后的中共，在这点上就比国民党公允，统称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云云。当然，毛在世时，是独尊毛为“大救星”和“伟大领袖和导师”的。
从另一方面来看，现在有些史论，也很不客观。例如，以孙中山“武昌首义”时不在国内，“武昌首义”不是孙中山直接领导的而否定孙中山对促成“辛亥革命”重要作用。要知道，在“武昌首义”前，孙中山一直孜孜不懈地在挖清王朝的墙角，东爆一下，西捅一下，没消停过。搞得清王朝摇摇欲坠。按曾国藩的说法是“屡败屡战”，按毛老人家的话来说，就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到其灭亡”。没有孙中山、黄兴等人前期领导的若干“起义”作铺垫，“武昌起义”能引起连锁反应吗？孙中山的前期革命活动只是没有引发连锁，没有达到临界值。但毫无疑问，却对促成“武昌起义”起到了重要作用。所谓“量变引起质变”。孙中山以前领导的若干次“起义”，是第一根或前面的稻草，而“武昌起义”则是最后一根稻草而已。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清朝也不是一天跨掉的。
在“辛亥革命”发生后，孙中山为南方各地“革命军”所拥戴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也说明当时各方面的革命力量都承认孙中山对于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制的首要作用，是众望所归。
所以，以现代公司理论观之，“中华民国”这个股份公司有若干发起人，而孙中山是首位发起人，也是最重要的发起人。虽然，在他发起成立“中华民国”之前，曾上书李鸿章，想成为“大清企业”的高管，但机缘不巧，最终他成了致力于改制“大清企业”，成立“中华民国”的发起人之一。
孙中山之于中华民国的关系，国民党称其为“国父”。现在大陆的许多场合，也含糊地这样叫。但在正式场合，称孙中山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我认为从中共自己来看，“先行者”的定位还是很准确的，一是肯定了孙中山的历史作用，表明了对他有所继承，同时也表明了自己另有发展。
但国民党称其为“国父”，就很不准确。因为其是独尊。如果孙中山为“国父”，那黄兴等老一辈革命家也应算上，不能由孙中山一人所独专。如果国民党独尊孙中山为“党父”，倒还过得去，因为国民党改组为列宁式的政党主要是他一人所主。而中华民国的创立，非孙中山一人所为，许多人许多方面的力量都有功。不能因为国民党后来取得了中华民国执政党的地位，就抹杀在国民党成立之前的辛亥革命元老的历史地位。毛去后的中共，在这点上就比国民党公允，统称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云云。当然，毛在世时，是独尊毛为“大救星”和“伟大领袖和导师”的。
从另一方面来看，现在有些史论，也很不客观。例如，以孙中山“武昌首义”时不在国内，“武昌首义”不是孙中山直接领导的而否定孙中山对促成“辛亥革命”重要作用。要知道，在“武昌首义”前，孙中山一直孜孜不懈地在挖清王朝的墙角，东爆一下，西捅一下，没消停过。搞得清王朝摇摇欲坠。按曾国藩的说法是“屡败屡战”，按毛老人家的话来说，就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到其灭亡”。没有孙中山、黄兴等人前期领导的若干“起义”作铺垫，“武昌起义”能引起连锁反应吗？孙中山的前期革命活动只是没有引发连锁，没有达到临界值。但毫无疑问，却对促成“武昌起义”起到了重要作用。所谓“量变引起质变”。孙中山以前领导的若干次“起义”，是第一根或前面的稻草，而“武昌起义”则是最后一根稻草而已。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清朝也不是一天跨掉的。
在“辛亥革命”发生后，孙中山为南方各地“革命军”所拥戴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也说明当时各方面的革命力量都承认孙中山对于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制的首要作用，是众望所归。
所以，以现代公司理论观之，“中华民国”这个股份公司有若干发起人，而孙中山是首位发起人，也是最重要的发起人。虽然，在他发起成立“中华民国”之前，曾上书李鸿章，想成为“大清企业”的高管，但机缘不巧，最终他成了致力于改制“大清企业”，成立“中华民国”的发起人之一。
二、“二次革命”追加投资
前面说了，孙中山是“中华民国”的首要发起人。孙中山也因此成为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相当于临时“董事长”，但后来却没有当上正式的董事长，董事长一职改由袁世凯担任。孙中山前期的投资，半生的心血就打了水漂，这又是为何呢？
以我观之，从他的目标而言，改制“大清企业”，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是成功了；但从他个人而言，却失败了。自己率先提出一个新概念产品，自己也投入了许多，带领一帮兄弟打拼多年，但产品开发出来后，却被他人所居，当然是失败了啦。
我分析，他个人失败的原因出在他的“发起公告”或“招股说明书”上。他提出的政治目标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也就是所谓的“三民主义”。那这个目标，最终是由袁世凯完成的。袁世凯手握重兵逼退了清室，恢复了中华，也愿意采用共和制。大伙一看，目标基本实现了呀。至于谁当董事长，当然凭实力和贡献说话。所以，董事长一职不由得不让袁世凯做。如果孙中山的政治口号是“推翻封建统治”，那袁世凯这样的管理层也在被打倒之列，就不会出现“胜利果实”被管理层占有的情况。当然，这个目标也不会这么快地实现。
实际上，最后，作为首要发起人的孙中山连个董事会成员都没捞上。这就好比企业改制，发起人本来是想借企业改制进入董事会，也投了若干钱，结果改制是成了，但企业却被管理层收购了，发起人既没成为大股东，又没进入董事会，连个高管都不是。被袁世凯打发去修铁路去了，和孙悟空在天宫的待遇差不多。
这样一来，等于说孙中山前期对“中华民国”的风险投资都沉没了。要挽回前期投资，唯有追加投资。于是就有了孙中山的“二次革命”。
话说孙中山也不是孤家寡人，对促成“中华民国”改制成功而又没捞到什么好处的人不少。这些人是孙中山的追随者。首当其冲的就是那帮只会用拳头说话有帮会渊源的兄弟伙，如陈其美之流。袁自己有拳头，用不着革命军的拳头。而像宋教仁这种能搞议会政治的人则在袁主政的政治舞台上有一席用武之地。所以，他力主“毁党造党”说，言革命成功之日，就是革命党消亡之日，就是议会政党诞生之日。不管宋教仁是谁杀的，孙中山及陈其美肯定不喜欢此论。电影《建党伟业》也是这样认为。影片中，当宋教仁在同仁中发表“毁党造党”说时，陈其美就在下面嘀咕道，“遁初此论太超前了!”
当孙中山被打发去修铁路后，对于孙中山而言，“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就算不得革命成功了。他还要继续革命。他不顾国民党内部的反对声音，借着“宋教仁被刺身亡”和北洋政府向西方银团借款未经国会批准这两个题材，又去募集资金，用于武力讨伐袁世凯。结果，还是失败了。
前面说了，孙中山是“中华民国”的首要发起人。孙中山也因此成为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相当于临时“董事长”，但后来却没有当上正式的董事长，董事长一职改由袁世凯担任。孙中山前期的投资，半生的心血就打了水漂，这又是为何呢？
以我观之，从他的目标而言，改制“大清企业”，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是成功了；但从他个人而言，却失败了。自己率先提出一个新概念产品，自己也投入了许多，带领一帮兄弟打拼多年，但产品开发出来后，却被他人所居，当然是失败了啦。
我分析，他个人失败的原因出在他的“发起公告”或“招股说明书”上。他提出的政治目标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也就是所谓的“三民主义”。那这个目标，最终是由袁世凯完成的。袁世凯手握重兵逼退了清室，恢复了中华，也愿意采用共和制。大伙一看，目标基本实现了呀。至于谁当董事长，当然凭实力和贡献说话。所以，董事长一职不由得不让袁世凯做。如果孙中山的政治口号是“推翻封建统治”，那袁世凯这样的管理层也在被打倒之列，就不会出现“胜利果实”被管理层占有的情况。当然，这个目标也不会这么快地实现。
实际上，最后，作为首要发起人的孙中山连个董事会成员都没捞上。这就好比企业改制，发起人本来是想借企业改制进入董事会，也投了若干钱，结果改制是成了，但企业却被管理层收购了，发起人既没成为大股东，又没进入董事会，连个高管都不是。被袁世凯打发去修铁路去了，和孙悟空在天宫的待遇差不多。
这样一来，等于说孙中山前期对“中华民国”的风险投资都沉没了。要挽回前期投资，唯有追加投资。于是就有了孙中山的“二次革命”。
话说孙中山也不是孤家寡人，对促成“中华民国”改制成功而又没捞到什么好处的人不少。这些人是孙中山的追随者。首当其冲的就是那帮只会用拳头说话有帮会渊源的兄弟伙，如陈其美之流。袁自己有拳头，用不着革命军的拳头。而像宋教仁这种能搞议会政治的人则在袁主政的政治舞台上有一席用武之地。所以，他力主“毁党造党”说，言革命成功之日，就是革命党消亡之日，就是议会政党诞生之日。不管宋教仁是谁杀的，孙中山及陈其美肯定不喜欢此论。电影《建党伟业》也是这样认为。影片中，当宋教仁在同仁中发表“毁党造党”说时，陈其美就在下面嘀咕道，“遁初此论太超前了!”
当孙中山被打发去修铁路后，对于孙中山而言，“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就算不得革命成功了。他还要继续革命。他不顾国民党内部的反对声音，借着“宋教仁被刺身亡”和北洋政府向西方银团借款未经国会批准这两个题材，又去募集资金，用于武力讨伐袁世凯。结果，还是失败了。
三、孤注一掷“联俄容共”
“二次革命”追加投资失败后，孙中山还继续追加过若干投资，如护法运动，都以失败而告终。最终，孙中山认识到，搞风险投资，光有资金不行，用资金委托他人设计和生产不可靠，还要有自己的队伍。光搞ODM和OEM是不行的，还得有自己的核心开发团队和生产基地。陈炯明对他的背弃更坚定了他的这一信念。
这才有了“联俄容共”。
为什么说他是孤注一掷呢？因为从孙中山方面来讲，他首先希望从西方战略投资者那里定向募集建立开发团队的资金，但西方战略投资者不看好他；次而转向日本，日本这次也不搭理他，可能对他太失望了，以前的投资都没收回。最后没有办法，才找到俄国。
从孙中山以往在海外的活动地域和募资渠道来看，首先是美国，募款主要来自华侨，其次是日本。日本的帮会和政界都给了孙中山很多庇护和投资。再者，他的政治口号也袭自西方。他首找英美，次找日本，也在情理之中。
从俄国或者共产国际方面来看，他们想在中国培植共产党的势力，想为幼小的中共找个势力罩着。孙中山也不是他们的首选。共产国际先是找了若干北洋军阀，如吴佩孚，但都遭到拒绝。最后才找到孙中山。双方都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所以一拍就合。
英美战略投资者为什么不给孙中山投钱呢？因为他们的利益在既定的格局下，已经得到了保证和实现了最大化。西方最不愿意中国出现内乱和分裂，因为这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在西方进入中国时，它对中国只有贸易要求，没有领土和殖民统治的要求。一则前有北美、澳大利亚这样人口稀少的地区已经满足了他们人口扩张的需要，二则中国又不像印度，组织化程度低，英国人要想在印度取得贸易利益，不得不自己操盘，搞殖民统治。相反，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大一统国家，就没有必要对其殖民，如果这样做，成本也太高，不合算。只需要让中国的统治接受他们的贸易规则就行了。那么，显然，维持中国大一统的政权对西方最有利，因为这样只需要搞定一个独裁者，就可以得到一个巨大的市场。
说什么西方列强图谋瓜分中国，分裂中国，中国快要亡国亡族，完全是无稽之谈，危言耸听之辞，西方列强从来没有这样的图谋。北洋时期，无论是二次革命也好，护法战争也好，当地方政府通电独立时，可曾见过西方国家表示支持？如果他们有瓜分与分裂中国的图谋，这就是最好的时机。西方列强从来都是支持中央政府。西方列强是不会支持地方政府脱离与取代中央政府的，一向维护中央政权与中国的统一。他们总是支持与寻求与中央政府的合作，旧政权还在，就与旧政权合作。如果新政权取代了旧政权，就与新政权合作，如此而已。最多不过有时拿支持地方势力来威胁中央政权，以让中央政权答应他们的要求。只有日俄这两个近邻，才对中国有领土要求和分裂中国的利益所在和企图。
西方当然也希望中国采用与他们一样的政治制度，但这不是他们的首要目标。如果中国主动转型，他们当然也会支持与乐观其成，因为这使他们的利益得到更可靠的保证。但如果中国不这样做，或者采取令他们不安的举动，他们最多也就是批评，指责和劝说，不会采取实质性的制裁措施，更不会采取军事行动。只有中国的做法损害了他们在中国的利益与西方人在中国的安全失去保障时，他们才会采取行动。
所以西方的战略投资者一向不怎么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行动，不对他的革命活动投资。也不怎么相信孙中山就能建立一个宪政国家，也就私下里口头上表示支持。
共产国际对孙中山投资，当然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国民党庇护共产党。为什么共产国际不直接将大量援助给中共呢？因为当时中共太弱小了，承爱不了这样的大补。好比说，你送小孩一把AK47，那不是帮他，而是害他。中共消化不了共产国际的“洋奶”。但共产国际很高明，就花钱请他人抚养。等于说，国民党是共产国际为中共雇请的代母，兼乳母和保姆。
应该说，孙中山最后这一笔孤注一掷的投资成功了，国民党通过北伐夺取了全国政权。只是他没有看到这一天，留下了“革命仍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言。他一生募集了巨额资金，却没有得到最终的回报，甚为遗憾。但今日国民党独尊其为“国父”，共产党称其为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也算是一种安慰吧！
但孙中山的“联俄容共”也给国民党种下了祸根。中共跟随国民党的北伐在国民党体内成长很快。国民党肯定感到不适，蒋后来就将之从体内清除出去了，快刀乱斩麻，割断了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脐带，搞得恩断成仇。
最近在凤凰台上看到一个讲述顾顺章叛变的片子。后来抓捕顾顺章的军统特务写了回忆录，言及此一事件，他认为如果不是钱壮飞走漏消息，而将上海的中共首脑机关一网打尽的话，中国近代史就会改写。这都是不识历史大势的错误认识。回过头来看，顾顺章叛变最大的影响是迫使中共的首脑机关从城市转移到了农村，从而使得毛的革命模式上升为主流模式。
国民党对待共产党最大的失误在于一不该养虎为患。当然[1]，即便心存疑虑，也顾不得那么远。形势比人强，情急之下，也只好如此。
二不该驱虎入林。蒋确实不该驱虎入林，驱龙入渊。虎既养成，最好的办法还是继续养着，让它在公园里、城市里活动，或者专门建个野生动物园养着也成，时不时吃个把人也是在容忍范围内的。万不可驱虎入林。[2]现在中共就很高明，养着若干政党。这就好比下围棋，要让对手胶着在自己占优的盘面上，不要杀净，让对手脱先。对手一脱先，往空地落子，麻烦就大了。
如果国民党不抛弃共产党，共产党长得再快，也不会很大。因为它没“落地”，基本上靠外援，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结果国民党抛弃镇压共产党，就迫使中共进入农村，从不自觉到自觉地去发展农民。毛打通了马列与中国土壤之间的关节，让中共在中国落了地，如鱼得水，就如古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从此就获得生生不息的力量。对中共来说，毛居功至伟，即便他后来犯了再多再大的错误，也是不可以否定的。
很想知道孙中山一生募得资金的总额，来源，去向与投资者的回报情况，没发现有这方面详尽的分类研究。直观的感觉，投资者回报方面，多数“散户”没有得到回报，从革命债券作为纪念品保存着而没有兑现，可以看出这一点。不知道当时他们入资时是如何想的，是爱国？是逐利，还是被孙大炮天花乱坠的说辞所打动，或者兼而有之，不得而知。也不知有多少海外华桥在革命成功之日千里迢迢回来索要回报，是否索要到了？
但那些既是投资者又是孙中山投资活动的跟随者和参与者多少得到了些回报。“大户”应该都得到了回报。
作为孙中山战略投资者的俄国，回报最大，这个不用说了。而日本的投资则没有取得什么回报，至少从孙中山身上没有得到。后来汪精卫的伪政府可以看成是对日本的回报。因为汪伪政府与日本人的合作内容基本上与孙中山与日本人签订的《中日盟约》内容差不多。这样看来，汪称自己才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指责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是也是很有道理的。但这是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东南沿海后，诱使汪这样做的，算不得孙中山的继承人主动履约。
2011年7月13日
“二次革命”追加投资失败后，孙中山还继续追加过若干投资，如护法运动，都以失败而告终。最终，孙中山认识到，搞风险投资，光有资金不行，用资金委托他人设计和生产不可靠，还要有自己的队伍。光搞ODM和OEM是不行的，还得有自己的核心开发团队和生产基地。陈炯明对他的背弃更坚定了他的这一信念。
这才有了“联俄容共”。
为什么说他是孤注一掷呢？因为从孙中山方面来讲，他首先希望从西方战略投资者那里定向募集建立开发团队的资金，但西方战略投资者不看好他；次而转向日本，日本这次也不搭理他，可能对他太失望了，以前的投资都没收回。最后没有办法，才找到俄国。
从孙中山以往在海外的活动地域和募资渠道来看，首先是美国，募款主要来自华侨，其次是日本。日本的帮会和政界都给了孙中山很多庇护和投资。再者，他的政治口号也袭自西方。他首找英美，次找日本，也在情理之中。
从俄国或者共产国际方面来看，他们想在中国培植共产党的势力，想为幼小的中共找个势力罩着。孙中山也不是他们的首选。共产国际先是找了若干北洋军阀，如吴佩孚，但都遭到拒绝。最后才找到孙中山。双方都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所以一拍就合。
英美战略投资者为什么不给孙中山投钱呢？因为他们的利益在既定的格局下，已经得到了保证和实现了最大化。西方最不愿意中国出现内乱和分裂，因为这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在西方进入中国时，它对中国只有贸易要求，没有领土和殖民统治的要求。一则前有北美、澳大利亚这样人口稀少的地区已经满足了他们人口扩张的需要，二则中国又不像印度，组织化程度低，英国人要想在印度取得贸易利益，不得不自己操盘，搞殖民统治。相反，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大一统国家，就没有必要对其殖民，如果这样做，成本也太高，不合算。只需要让中国的统治接受他们的贸易规则就行了。那么，显然，维持中国大一统的政权对西方最有利，因为这样只需要搞定一个独裁者，就可以得到一个巨大的市场。
说什么西方列强图谋瓜分中国，分裂中国，中国快要亡国亡族，完全是无稽之谈，危言耸听之辞，西方列强从来没有这样的图谋。北洋时期，无论是二次革命也好，护法战争也好，当地方政府通电独立时，可曾见过西方国家表示支持？如果他们有瓜分与分裂中国的图谋，这就是最好的时机。西方列强从来都是支持中央政府。西方列强是不会支持地方政府脱离与取代中央政府的，一向维护中央政权与中国的统一。他们总是支持与寻求与中央政府的合作，旧政权还在，就与旧政权合作。如果新政权取代了旧政权，就与新政权合作，如此而已。最多不过有时拿支持地方势力来威胁中央政权，以让中央政权答应他们的要求。只有日俄这两个近邻，才对中国有领土要求和分裂中国的利益所在和企图。
西方当然也希望中国采用与他们一样的政治制度，但这不是他们的首要目标。如果中国主动转型，他们当然也会支持与乐观其成，因为这使他们的利益得到更可靠的保证。但如果中国不这样做，或者采取令他们不安的举动，他们最多也就是批评，指责和劝说，不会采取实质性的制裁措施，更不会采取军事行动。只有中国的做法损害了他们在中国的利益与西方人在中国的安全失去保障时，他们才会采取行动。
所以西方的战略投资者一向不怎么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行动，不对他的革命活动投资。也不怎么相信孙中山就能建立一个宪政国家，也就私下里口头上表示支持。
共产国际对孙中山投资，当然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国民党庇护共产党。为什么共产国际不直接将大量援助给中共呢？因为当时中共太弱小了，承爱不了这样的大补。好比说，你送小孩一把AK47，那不是帮他，而是害他。中共消化不了共产国际的“洋奶”。但共产国际很高明，就花钱请他人抚养。等于说，国民党是共产国际为中共雇请的代母，兼乳母和保姆。
应该说，孙中山最后这一笔孤注一掷的投资成功了，国民党通过北伐夺取了全国政权。只是他没有看到这一天，留下了“革命仍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言。他一生募集了巨额资金，却没有得到最终的回报，甚为遗憾。但今日国民党独尊其为“国父”，共产党称其为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也算是一种安慰吧！
但孙中山的“联俄容共”也给国民党种下了祸根。中共跟随国民党的北伐在国民党体内成长很快。国民党肯定感到不适，蒋后来就将之从体内清除出去了，快刀乱斩麻，割断了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脐带，搞得恩断成仇。
最近在凤凰台上看到一个讲述顾顺章叛变的片子。后来抓捕顾顺章的军统特务写了回忆录，言及此一事件，他认为如果不是钱壮飞走漏消息，而将上海的中共首脑机关一网打尽的话，中国近代史就会改写。这都是不识历史大势的错误认识。回过头来看，顾顺章叛变最大的影响是迫使中共的首脑机关从城市转移到了农村，从而使得毛的革命模式上升为主流模式。
国民党对待共产党最大的失误在于一不该养虎为患。当然[1]，即便心存疑虑，也顾不得那么远。形势比人强，情急之下，也只好如此。
二不该驱虎入林。蒋确实不该驱虎入林，驱龙入渊。虎既养成，最好的办法还是继续养着，让它在公园里、城市里活动，或者专门建个野生动物园养着也成，时不时吃个把人也是在容忍范围内的。万不可驱虎入林。[2]现在中共就很高明，养着若干政党。这就好比下围棋，要让对手胶着在自己占优的盘面上，不要杀净，让对手脱先。对手一脱先，往空地落子，麻烦就大了。
如果国民党不抛弃共产党，共产党长得再快，也不会很大。因为它没“落地”，基本上靠外援，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结果国民党抛弃镇压共产党，就迫使中共进入农村，从不自觉到自觉地去发展农民。毛打通了马列与中国土壤之间的关节，让中共在中国落了地，如鱼得水，就如古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从此就获得生生不息的力量。对中共来说，毛居功至伟，即便他后来犯了再多再大的错误，也是不可以否定的。
很想知道孙中山一生募得资金的总额，来源，去向与投资者的回报情况，没发现有这方面详尽的分类研究。直观的感觉，投资者回报方面，多数“散户”没有得到回报，从革命债券作为纪念品保存着而没有兑现，可以看出这一点。不知道当时他们入资时是如何想的，是爱国？是逐利，还是被孙大炮天花乱坠的说辞所打动，或者兼而有之，不得而知。也不知有多少海外华桥在革命成功之日千里迢迢回来索要回报，是否索要到了？
但那些既是投资者又是孙中山投资活动的跟随者和参与者多少得到了些回报。“大户”应该都得到了回报。
作为孙中山战略投资者的俄国，回报最大，这个不用说了。而日本的投资则没有取得什么回报，至少从孙中山身上没有得到。后来汪精卫的伪政府可以看成是对日本的回报。因为汪伪政府与日本人的合作内容基本上与孙中山与日本人签订的《中日盟约》内容差不多。这样看来，汪称自己才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指责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是也是很有道理的。但这是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东南沿海后，诱使汪这样做的，算不得孙中山的继承人主动履约。
2011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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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此处删除原文的部分不实之语，被删原句为“这都是事后的话，事先只有神仙才料得到。当时孙中山打算“联俄容共”时，也没有预言家跑来告诉他共产党是俄狄浦斯。再说”——事实上，中国青年党曾有过对孙氏国民党一意孤行引狼入室的之举进行痛声疾呼，并指其“无奈当时该党上下，利令智昏，贪苏俄饷械援给的便利...”显然，原文作者“江上小堂”不了解这些史实，故有此说。中青党的这种行动其实既不算什么先见之明，也不成其为预言家，只要了解（国内外的）共产党的不光彩起家历史，不被对共产主义的天然好感所蒙敝，就可知共产党是个什么样的货色，从而使得一切的真爱国者都会力行阻止孙氏的祸国殃民之行为。
[2]认为蒋确实不该驱虎入林、驱龙入渊，有此观点仍是作者“江上小堂”对史实的了解不足所致。共产党不同于一般政党，它有着完成夺取全国政权的坚定使命；虽然国民党自认作苏俄的干儿子，但终是不及亲儿子的关系近，这就注定了你可以养着别的政党，但共产党则是养不得的政党。国民党的“分共”是迫不得已的必需之策，中国青年党的言论对此有惊人的透露：“共党把持政府，对于国民党忠实党员，概加禁锢罢免，对于两湖民众，任意屠杀，甚至有四十岁以上人民一律屠戮的阴谋。”“汪精卫和一般袒共的国民党左派，见民意所在不可深侮，始趁风转舵，仓皇分共，并发出可怜的宣言道：‘非我不容共，实共不容我’！”显然，共产党虽没“落地”，但靠着容共的便利条件，已开始了对国民党肌体的渗透性侵蚀，不分共则于国民党是死路一条，别无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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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此处删除原文的部分不实之语，被删原句为“这都是事后的话，事先只有神仙才料得到。当时孙中山打算“联俄容共”时，也没有预言家跑来告诉他共产党是俄狄浦斯。再说”——事实上，中国青年党曾有过对孙氏国民党一意孤行引狼入室的之举进行痛声疾呼，并指其“无奈当时该党上下，利令智昏，贪苏俄饷械援给的便利...”显然，原文作者“江上小堂”不了解这些史实，故有此说。中青党的这种行动其实既不算什么先见之明，也不成其为预言家，只要了解（国内外的）共产党的不光彩起家历史，不被对共产主义的天然好感所蒙敝，就可知共产党是个什么样的货色，从而使得一切的真爱国者都会力行阻止孙氏的祸国殃民之行为。
[2]认为蒋确实不该驱虎入林、驱龙入渊，有此观点仍是作者“江上小堂”对史实的了解不足所致。共产党不同于一般政党，它有着完成夺取全国政权的坚定使命；虽然国民党自认作苏俄的干儿子，但终是不及亲儿子的关系近，这就注定了你可以养着别的政党，但共产党则是养不得的政党。国民党的“分共”是迫不得已的必需之策，中国青年党的言论对此有惊人的透露：“共党把持政府，对于国民党忠实党员，概加禁锢罢免，对于两湖民众，任意屠杀，甚至有四十岁以上人民一律屠戮的阴谋。”“汪精卫和一般袒共的国民党左派，见民意所在不可深侮，始趁风转舵，仓皇分共，并发出可怜的宣言道：‘非我不容共，实共不容我’！”显然，共产党虽没“落地”，但靠着容共的便利条件，已开始了对国民党肌体的渗透性侵蚀，不分共则于国民党是死路一条，别无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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