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不能作为中华文明现代化的驱动力

耶教一开始就是祸害

中国要走向现代化之路，需要一场启蒙运动来启发民智，培养民主意识。这种启蒙，靠的绝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代表儒家，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扯不上关系，特别是儒家的纲常理论恰恰是现代化的反面，因而必须从政治批判层面深入到文化批判层面，通过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而培养国民的民主意识。但如果以为基督教正是儒家的对立面，是西方先进文明的代表，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力，有这种认识则是严重误会了耶教的实质。

与耶教相比，儒家一次又一次从困顿中复兴，由于儒家典籍中的文字，本身蕴含着巨大的精神力量。儒家无师可以自通，只要典籍不灭，儒家就会复兴，未闻读 《圣经》能读成耶教徒。《圣经》文本由不同时代的文人作品辑合而成，未经圣人删选，内容充斥着乱伦、血腥、仇恨和毁灭。为避免私自阅读出状况，天主教禁止 信徒接触圣经，只能听从神父宣讲。天主教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洪秀全杨秀清煽动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是教训，太平天国运动并非孤例，马丁路德之后走火入魔的教派 不计其数。从三十年战争、七年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欧洲四百年间被基督教搞得国破家亡，生灵涂炭，德意志受害至深。英美的主流基督教是被宪政驯服的教派， 而非基督教孕育了宪政。脱胎于耶教的社会教、马教，仍然祸害并将继续祸害人类。

耶教之祸害不是后世教会篡改教义造成的，耶教自它诞生之日起 就是祸害。耶稣本人是犹太教Natzar教派的教士，《新约》头5卷称耶稣为"拿撒勒人(Nazarene)或"拿佐拉派。Natzar是个他称，在犹太 语中是“守”的意思，也就是地下帮派，与近代的共济会、洪门、地下党类似。Natzar教派受弥漫罗马全境的弥勒教影响，相信弥勒未来会降临拯救世界。弥 赛亚、约书亚都是弥勒的犹太发音。中国历史上所谓农民起义，元凶多半出自弥勒教及其变种，白莲教、天理教、天地会、义和拳、小刀会，追根朔源都是弥勒教。

Natzar 教徒奉施洗约翰为真先知，而斥责耶稣为骗子，因为耶稣自称弥勒转世，救世主下凡。耶稣生前只找到12个门徒，耶稣死后，正好方便门徒编故事，像雷锋故事出 笼那样。门徒利用古犹太有用王子肉身献祭给上帝，信众分食王子的肉和血的嗜好，假传耶稣为上帝之子，终于将新创教义在犹太人中间传播开来。犹太人受地下教 会挑动，发起反抗罗马大起义，使犹太民族遭遇灭顶之灾，耶教却在此时公开宣布与犹太人划清界限，认为犹太人罪有应得，借机向罗马全境传播。

公 元二世纪至三世纪，原始耶教通过地下传销，成立卫教军，在罗马全境从事颠覆活动。从数学史的立场来看，耶教兴起是一场千年浩劫。耶教虽然摈弃了旧约中的猪 肉禁忌和野蛮的割包皮，企图使耶教被更广泛的民族接受，但他们敌视教会外的研究，嘲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并且禁止信徒参与希腊研究以防受到异教思想的 污染。耶教徒残忍杀害古罗马最伟大的女数学家海佩蒂亚，烧毁积攒了六七百年典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摧毁罗马境内所有古神庙，敌视一切古希腊古埃及文明的遗 存。

获得罗马帝国特权地位的基督教会，内部挑动民族和阶级冲突，外部勾结野蛮人，最终成功毁灭西罗马帝国。西罗马灭亡之后，教会势力所到之处，无不陷入精神奴役和外族侵略掠夺的惊恐之中。

耶教及其衍生教派之所以罪恶昭彰，因为它的教义就敌视人类，敌视人类的自由，敌视自由交易，敌视人类的自由结社，一切非教会组织，包括企业和政府在内，都是耶教的眼中钉肉中刺。近代以来，西方教会势力在萎缩，但是整个道德体系还是基于耶 教的。西方人要么不讲道德，讲道德必以耶教教条为标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同样源自基督教，而且是原教旨的，偏执的，激进的.一言以蔽之，耶教就是极权主义，是现代所有极权主义的源头[1]。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基督徒，就像我们的少先队员一样，小时候就要被洗礼。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用语都是基督教徒提出的，是早期基督教发展的内容，并有基督教徒去发展实验过，早在美国独立战争后，有叫欧文的基督教徒到美国搞过“公社”，花了不少投资，失败了。公社这一词也是来源于基督教徒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组织形式，或用译音叫乌托邦。现在基督教的教义中仍有这方面内容。

    学者赫斯把基督教的共产主义转变称为“哲学的共产主义”，后马克思大学毕业，到赫斯为主编的报社《莱茵报》工作，受其影响，因为这个报纸就鼓吹这方面思想。而恩格斯还早于马克思熟悉赫斯，并接受这方面思想。马克思在大学青年时期，受当时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和黑格尔法律概念政治概念的传播影响。

尽管耶教邪恶，耶教徒还是人，是人就多多少少还有些人性。教会是人组成，每个教派存续时间久了，在人性的作用下，教会就会趋向于向世俗妥协，于是就会出现 “腐败”“自由化”。在一轮又一轮徒劳的反腐败、反自由化运动折腾之后，就会有一部份信众脱离旧教，创立声称更忠实于原教旨的教派，重新产生破坏力。买买 提借鉴耶教模式创立回教，比耶教更忠实于犹太教义，回教摧毁了古巴比伦古波斯古印度文明遗存，消灭了东罗马帝国。卢梭借鉴耶教创立拜社会教，毁灭了法兰西 帝国；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要了满清大半条命；马克思创立拜工人教，颠覆了沙俄帝国和中华民国……据说现在又有全新的巴哈伊教，该教信徒声称要拯救中国 人。

耶教及其衍生物还将肆虐下去，不过自从十六世纪罗明坚、利玛窦踏上中国土地上，耶教就开始面对它最强劲的对手——儒家。儒家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部，但它代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是由于摩西十诫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信仰相冲突、及其它方面的不相容，易受到抵制，这极大地影响了耶教在民间发展的势头，且几乎不为中国人所需要。所以导致其虽同为外来宗教，但在中国传播的力度却远不及佛教。

受益于文艺复兴，欧洲人 终于有机会从耶教魔爪中走出来，耶教信众一年比一年少。在英美，经过苏格兰启蒙运动洗礼，新教如同禅宗[2]，已经很大程度地现代化（脱离原教旨主义思想、与民主宪政合流）了，欧美人从此走上现代化之 路。尽管如此，新教社会仍然对经济自由和科学理论还是存在道德上的反感，面临拜社会教和拜工人教的威胁。

耶教徒非耶教徒，大家没有罪，有罪的是教会。值此元旦来临之际，祝全球华人新年快乐！

引用以下文章改动整理而成：
《耶教一开始就是祸害》
《耶教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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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幸运的是，由于“硬件”方面的不具全，耶教虽有极权主义思想，但封建制下的教皇未能形成对各诸侯绝对控制的权力。这主要是基于欧洲的封建诸侯并非由教皇所建立，而是自发产生后由教皇所确认；而中国社会的诸侯国大多由皇帝的功臣及亲属分封所建立，既使是王朝之前原有的诸侯国，也会在这种包围关系中形成皇权至上的体制。但是，中国的帝王自称是“天子”，即他只能替（帮助）天而不能代（取代）天行道，这在思想上就形成皇权之上还有“天”压着，皇权没有绝对的思想权威，臣民虽不能与天子平等，但可借用天的权威来压服；而欧洲的教皇虽然高高在上地代表了上帝的权威，由于其“硬件”方面的不足，所以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法——之所以要在“人人平等”前多此一举地加上“上帝面前”，只是为了让各诸侯的国君其权力与民众相等，达到变相削藩之目的，也就是各国国君在代表了上帝的教皇面前与民众平起平坐。

[2]指中国禅宗，主要是南禅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在汉化的佛教中，它是一门严重背离了佛教教旨的教派，是佛教在中国的“修正主义”，主要表现形式是将佛教借其空宗理论来走上以佛反佛之路、名大乘实已向小乘反动甚至非信仰去宗教化，是变质了的伪佛教。它的伪思辩行为（禅机、顿悟等）将国人本该有的对真理的求索精神，引导至空洞无聊的清谈玄论上，是对中国人才智的一种浪费。但它在对中国藏地的传法中，因其背离佛教追求的理论导致辩驳不在一层面上，被西来的密宗所挫败，而导致其无法在藏地落脚。此处以禅宗喻新教，意在指新教是耶教在现代化的影响下发生质变的产物，如同禅宗是变质的佛教一般。

废娼是欧洲中世纪封建思想

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这群民国英豪都有嫖娼的爱好，甚至有结伴逛窑子的记载，当代学人将其当成污点，实际上是拿今天的价值观评价历史人物。新文化运动之前，嫖娼完全不是可耻的事情，甚至连新文化运动三大旗手之一的陈独秀都是嫖娼爱好者。

 
李大钊是民国废娼运动的始作甬者，他在《废娼问题》一文开篇写道：“废娼运动，是现代社会运动的一种。”虽然卖淫是人类古老的营生，但废娼却不是现代运动。

古代西方世界，从古埃及、巴比伦到古希腊，广泛存在圣妓现象：妇女在神庙中卖淫，卖淫所得归神庙所有。犹太教堂特别讲究洁净，没有妓女，以此作为区别于其他 教派的特征。犹太教对卖淫的歧视情结，影响了后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公元四世纪，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之后，地中海沿岸的古代宗教遭遇厄运，娼妓也遭遇毁灭性打击，罗马+基督教势力所到之处妓院都被迫歇业。

基督教社会歧视卖淫，但是性交易需求却继续存在，由此吸引了吉普赛人西迁，吉普赛人原为印度西北部的游牧民族，没有皈依基督 教，卖淫成为他们在欧洲谋生主要手段。这情形如同基督教歧视放贷，促使“异教徒”犹太人以放贷为生。中世纪吉普赛人和犹太人成为基督教世界受到歧视的族 群，同时又是生态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吉普赛人流浪的生活方式与卖淫的生产方式相适应，大篷车是流动妓院，为饥渴的欧洲大陆送温暖。蒙古人打通欧亚大陆，葡萄牙西班牙人，打通环球航海路线，基督教社会接触到自由化的中华文明，触发了欧洲反基督教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兴起之后，欧洲对卖淫和借贷的歧视逐渐减弱，甚至波西米亚和布尔乔亚两个法国词语成为时髦的象征，所谓bobo风，影响至今：

波西米亚——妓女——吉普赛人
布尔乔亚——商人——犹太人。

因此，对于欧洲人来说废娼不是“现代社会运动的一种”，废娼是地地道道的中世纪封建思想，李大嘴欺负中国人不了解欧洲历史。

李大钊罗列了五项废娼理由无一不荒诞：

1、“我从前在上海的时候，看见许多青年女子，不管风雨昼夜，一群一群的站在街头，招拉行路的人，那一种可怜、凄惨的光景，恐怕是稍有人心的人，都要动点同情的。”人家够可怜的了，李大嘴还剥夺人家的谋生手段，你转世一定当城管。

2、“社会上若许公娼存在，男女间恋爱生活的价值必然低落，恋爱的自由必为不正不当的势力所侵犯，致令一般人对于恋爱起一种苟且轻蔑的心，不在人生上求他，却向兽欲里求他，不但是侮辱了人权，而且是侮辱了人生。”禁止性交易才是把性欲满足与恋爱搅和在一起吧？

3、“据医家说，久于为娼的女子，往往发生变性的征候，这个问题，尤与人种的存亡，有很大的关系。”@方舟子。

4、"为保障法律上的人身自由不可不废娼."剥夺妇女卖淫的自由，却以保障人身自由的名义。

5、“社会上有了娼妓，大失妇女在社会上人格的尊严。“为了贵妇的尊严，必须剥夺村姑的自由？

五条理由都是”百姓吃不饱饭很可怜，所以要禁止喝粥“式的逻辑。

该文末尾露出了狼子野心：”根本解决的办法，还是非把这个社会现象背后逼着一部分妇女不去卖淫不能生活的社会组织根本改造不可。“简单说来，就是颠覆国家！后来新中国建立，成功废娼，人身自由没有得到，饿死妇女无数。再后来改革开放，妇女同胞冒着法律风险积极卖淫谋生活，同时为GDP作贡献。

废娼不但没有让中国现代化，反而让中国补上欧洲中世纪教权压迫那一课，中国现代化也必须重走欧洲性交易合法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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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是谁之“国耻”？

南京大屠杀：从来不是国耻

[ 核心提示 ] 关于历史大事件，习近平说：否认意味着重犯。这话说得多好呀。历史和现实中那一个个国耻，必须被铭记、被谴责，否则我们无法走出灾难。

每年12月13日，不是看雪的冬季，是他们发春的季节。这一天，反日愤青们欣欣然张开了眼，跑到电脑前，兴奋地敲下：南京大屠杀，国耻纪念日。勿忘国耻，振兴中华……他们很熟练。

他们的每次表演都让我感到看小丑表演时候的那种快感。吐着烟圈，看着屏幕上的小丑，我微笑着说出对他们的评价：民族败类。

说“南京大屠杀是国耻”的人，是民族败类？是的，没错。


关于南京大屠杀，远东军事法庭认为死了20万至30万人。中国人受虐狂心态严重，坚决取上限，一口咬定死了30万，却提供不出证据。人死了那么多，确实不可能有准确的证据。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从当时的户籍资料、军队人员统计、目击者记录等等，从各个方面进行证据的搜集、拼接吧。我们注重死亡人数，却不注重死亡的个体，这是一贯的。好了，今天不说这个，本文暂时认定死亡25万人左右。

25万人被杀，就是国耻？那扬州十日呢？嘉定三屠呢？张献忠黄巢的屠杀行为呢？好了，今天重点也不说这个。


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失败了，这是国耻吗？当然不是。成王败寇是强盗逻辑。战争总有胜负，失败固然不光彩，但也绝对不是国耻。士兵们勇敢抵御过外敌，他们已是英雄。

许多士兵过早溃败，是国耻吗？不是。不由联想到常德保卫战，国军57师8000多人，只活下300余人，师长余程万发出“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的电报后，不服从命令，未继续保卫常得，而是擅自率领百余人突围。有学者甚至认为余程万投降了日军，只不过又跑出去了。我则认为：常德保卫战是光荣之战，虽败犹荣，每次想起此战来都眼眶发热，余程万即便真的战败投降，也是英雄。

南京保卫战，就算军队失败不是国耻，那军队无法保护百姓，导致百姓被杀，总是国耻吧？这个分析略微靠谱，但也不能成立。因为军队失败与百姓被害几乎就是同一回事。人类历史上的城市保卫战，防守方一旦失败，大多都会导致百姓受摧残，如果动辄说什么国耻，那人类历史上的国耻也太多了，得有100万个国耻了。


那么，南京大屠杀就这么湮没在历史中拉倒了？不，历史要记住南京大屠杀，并且以“国耻”的名义记住——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人的国耻。

在人类未进入现代文明之前，屠城是常见的。而在人类进入20世纪以后，全副武装的军队，对放下武器的士兵以及无辜的平民（即和平军人与和平居民——转载注），进行连续的、大规模的屠杀，这不是被害者的耻辱，而是加害者的耻辱。日本政府应该为战争忏悔，他们应该把12月13日定为日本的国耻日。

而当今某些中国人，把日本人的国耻，称为中国人的国耻，这不是民族败类是什么？


我做这样的论述，绝非玩文字游戏。确定国耻，非常重要。知耻而后勇，如果连耻都搞不清，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

那么，什么是国家级耻辱？

我来告诉你们。咱从1937年12月13日往后看：

抗日战争起，某些人躲在日本人从未到过的地方，叫喊抗日，摘胜利果实。国耻
。
1945年，中国作为战胜国，却没有享受战胜国的荣耀，而是很快陷入残酷的内战。国耻。

1948年，长春之战。国耻。

大批抗日英雄死于内战。国耻。

掠夺地主和农民土地，摧毁了维护中华文明几千年的乡绅阶级和农村结构。国耻。

掠夺城市资本家财产，摧毁整个国家最具活力的经济细胞。国耻。

某国出兵邻国，支持专制，陷人家于民族分裂。国耻。
1950年代，反右。国耻。

1960年代，和平年代，饿死3000万人。国耻。

1970年前后，文化大革命。国耻。

某夏天。国耻。

1994年，克拉玛依大火，让领导先走。国耻。

2000年代，以权力构筑垄断企业，抢劫百姓。国耻。

2008年，奢华奥运。国耻。

2010年代， 贪官人数、贪腐金额，比全世界其他200个国家的贪腐加起来还多。国耻。

滥发货币，以通货膨胀对百姓进行最无耻的掠夺。国耻。
高房价，国耻。

全世界80%以上收费公路在中国。国耻。

制造出人类历史上最广泛的环境污染。国耻。

无数青年人打破头去考公务员，国耻。

医疗双轨制、退休双轨制，国耻。

高税收，低福利。国耻。


到了21世纪，我们眼光放远一些：

全世界已有137个国家公布官员财产，那些至今没有公布官员财产的国家，国耻。


    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实行了民主选举，那些仅存的专制国家，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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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革命家孙中山的三次重大投资评析

一百年过去了，孙中山盖棺仍未定论。缘由何在？因为历史并非终结，只是告了若干段落。“辛亥革命”开启的共和国的历史进程尚未结束，提出的目标事实上远未实现。因而，关于历史及历史人物的评价自然会随着历史的延续与人们认识的提高而变化。克罗齐说，“一切历史皆是当代史”，正是此意。

先来看孙中山的职业。孙逸仙博士据说行过医，但时间很短暂，也没听说他医术有多高明，自己还死于肝癌，所以医生算不得他的职业。说孙中山是革命家和政治家，当然不错，当之无愧，但笔者认为尚不够准确。窃以为，学医出身的孙博士最擅长的是募资。以其一生所募集的巨大资金来看，如在当下，放眼全球投行业，那他也是个中最顶尖的高手，无论是私募还是公募都是一把好手。但遗憾的是，他用所募集的资金所作的风险投资，却算不上成功。如果将的些资金用于实业，没准就“救国”成功了。但话又说回来，以搞实业为题材又募不到这么多资金，想当吕不韦的人不少。

所以，以其革命活动的手段和重点而言，称孙中山为金融革命家最准确。

这个称谓有二层涵义。一是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主要表现在金融筹资上；二是孙中山所采用的金融创新工具具有开创性和革命性的意义。

孙中山很擅长筹资和他的革命活动主要表现在为革命募集资金上，这早已为若干孙中山研究者所注意。我手头就有一篇《同盟会革命经费从哪来？》的文章，综述了学界对孙中山筹资活动的研究成果，作者叫范泓，发表在《同舟共进》2011年第3期上。但本文意在用风险投资理论和现代公司理论建立一个分析框架，以提高孙中山研究的高度和拓宽视野。

简言之，“革命”可以看成是一项风险和收益无穷大的风险投资。除了要投入钱物，还得投入身家性命。失败了，就赔上身家性命，成功了则“赢者通吃”。孙中山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的革命行动，也可以看成是将一家私人性质的家族公司改造为具有公众性质的股份公司的改制活动。这样，就可以运用风险投资理论和现代公司理论来分析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评价他的历史地位。

这么说吧！我们可以将建立“共和制”本身看成是个风险项目。在中国，孙中山第一个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性产品。当然这是新生事物，在中国，有没有市场前景要打大问号。能不能比以前根深蒂固深入人心的老产品“帝制”更有市场需求，大家都很有疑虑。只有少数人愿意冒险，豪赌一把。做风险项目，首先就要有人投资，其次要有人相信这个而去推广。所以，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风险投资很相像。都是先提出概念性产品，然后去吸引风险资金，随后雇人去开发推广产品。而风险投资者之所以愿意投资，是为了想在项目成功后得到投资回报。

我以为，孙中山擅长募资主要来自于天赋和环境，纯属无师自通。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求学经历。他无非念了几年私塾，学了点英文和西医，没有学过MBA，也没学过EMBA。想来他们家有这方面的遗传，广东一带下南洋经商的也多，耳濡目染，就擅长此道，并且有所创新。

随便举几个例子。就可看出孙中山在融资上长袖善舞。《同盟会革命经费从哪来？》中说：“发行‘革命债券’，一般许以优利。同盟会成立之前，即有债券发行，当时称之为‘股份银’，以千还百。之后，眼见“革命成功”希望渐大，债券利息亦曾随之减少。其后又规定：凡出资助饷者，一俟军政府成立，一年期四倍偿还，即万元还四万，‘给予国内各等路矿商业优先权利’，‘为国立功者，与战士勋劳一体表彰’，授予‘优先国民’待遇，等等，不一而足。1911年6月，旧金山洪门筹饷局成立，发行中华民国金币券一种，开出的条件是，‘凡助饷美金五元以上者，给予金币双倍之数’”。

“革命债券”！这绝对算得上是金融创新。即便放在世界范围内不算是，在中国的金融史上肯定是。应该载入中国金融发展史中，写上浓重的一笔，不然就有失公允。而且革命党发行的“革命债券”大多没有抵制物，完全靠孙中山的个人信用做担保。我看到网上有篇文章，就这样写道：“（檀香山）隆都从善堂保存的是‘壹百元’票券，共有四张。债券为黄色底，花边镶嵌，顶上中央写有“中华革命党债券”字样，票额下方印有醒目的债券条例，规定偿还币种、利息、偿还时间等内容。不过令人疑惑的是，时间一栏的年月日并无填写。落款为：中华革命党总理孙文，下方盖有‘孙中山印’”。

再有，孙中山曾许诺让日本"领有满蒙"为条件寻求日本的援助。这种融资手段比当下房地产商拿着土地批文去向银行贷款不知要高明多少倍。如果说房地产商是“空手套白狼”，那孙中山就是“拿别人的孩子去套狼”。都不是自己控制下的东西，就拿来做筹码去换取投资者的投资！

总的说来，无论是海外华侨这样的“散户”、还是像张静江、张蹇这样有名有姓的“大户”，还是日俄这样的“战略投资者”，基本上还是相信了“孙大炮”的“忽悠”，为其改“大清家族企业”为“股份公司”投过资，入过股。但英美等西方“战略投资者”不怎么相信孙中山，这个原因，后面再分析。

下面逐个分析孙中山的三次重大投资：一是发起成立“中华民国”；二是“二次革命”追加投资；三是孤注一掷“联俄容共”。

一、发起成立“中华民国”

孙中山之于中华民国的关系，国民党称其为“国父”。现在大陆的许多场合，也含糊地这样叫。但在正式场合，称孙中山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我认为从中共自己来看，“先行者”的定位还是很准确的，一是肯定了孙中山的历史作用，表明了对他有所继承，同时也表明了自己另有发展。

但国民党称其为“国父”，就很不准确。因为其是独尊。如果孙中山为“国父”，那黄兴等老一辈革命家也应算上，不能由孙中山一人所独专。如果国民党独尊孙中山为“党父”，倒还过得去，因为国民党改组为列宁式的政党主要是他一人所主。而中华民国的创立，非孙中山一人所为，许多人许多方面的力量都有功。不能因为国民党后来取得了中华民国执政党的地位，就抹杀在国民党成立之前的辛亥革命元老的历史地位。毛去后的中共，在这点上就比国民党公允，统称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云云。当然，毛在世时，是独尊毛为“大救星”和“伟大领袖和导师”的。

从另一方面来看，现在有些史论，也很不客观。例如，以孙中山“武昌首义”时不在国内，“武昌首义”不是孙中山直接领导的而否定孙中山对促成“辛亥革命”重要作用。要知道，在“武昌首义”前，孙中山一直孜孜不懈地在挖清王朝的墙角，东爆一下，西捅一下，没消停过。搞得清王朝摇摇欲坠。按曾国藩的说法是“屡败屡战”，按毛老人家的话来说，就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到其灭亡”。没有孙中山、黄兴等人前期领导的若干“起义”作铺垫，“武昌起义”能引起连锁反应吗？孙中山的前期革命活动只是没有引发连锁，没有达到临界值。但毫无疑问，却对促成“武昌起义”起到了重要作用。所谓“量变引起质变”。孙中山以前领导的若干次“起义”，是第一根或前面的稻草，而“武昌起义”则是最后一根稻草而已。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清朝也不是一天跨掉的。

在“辛亥革命”发生后，孙中山为南方各地“革命军”所拥戴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也说明当时各方面的革命力量都承认孙中山对于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制的首要作用，是众望所归。
所以，以现代公司理论观之，“中华民国”这个股份公司有若干发起人，而孙中山是首位发起人，也是最重要的发起人。虽然，在他发起成立“中华民国”之前，曾上书李鸿章，想成为“大清企业”的高管，但机缘不巧，最终他成了致力于改制“大清企业”，成立“中华民国”的发起人之一。

二、“二次革命”追加投资

前面说了，孙中山是“中华民国”的首要发起人。孙中山也因此成为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相当于临时“董事长”，但后来却没有当上正式的董事长，董事长一职改由袁世凯担任。孙中山前期的投资，半生的心血就打了水漂，这又是为何呢？
以我观之，从他的目标而言，改制“大清企业”，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是成功了；但从他个人而言，却失败了。自己率先提出一个新概念产品，自己也投入了许多，带领一帮兄弟打拼多年，但产品开发出来后，却被他人所居，当然是失败了啦。
我分析，他个人失败的原因出在他的“发起公告”或“招股说明书”上。他提出的政治目标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也就是所谓的“三民主义”。那这个目标，最终是由袁世凯完成的。袁世凯手握重兵逼退了清室，恢复了中华，也愿意采用共和制。大伙一看，目标基本实现了呀。至于谁当董事长，当然凭实力和贡献说话。所以，董事长一职不由得不让袁世凯做。如果孙中山的政治口号是“推翻封建统治”，那袁世凯这样的管理层也在被打倒之列，就不会出现“胜利果实”被管理层占有的情况。当然，这个目标也不会这么快地实现。

实际上，最后，作为首要发起人的孙中山连个董事会成员都没捞上。这就好比企业改制，发起人本来是想借企业改制进入董事会，也投了若干钱，结果改制是成了，但企业却被管理层收购了，发起人既没成为大股东，又没进入董事会，连个高管都不是。被袁世凯打发去修铁路去了，和孙悟空在天宫的待遇差不多。

这样一来，等于说孙中山前期对“中华民国”的风险投资都沉没了。要挽回前期投资，唯有追加投资。于是就有了孙中山的“二次革命”。

话说孙中山也不是孤家寡人，对促成“中华民国”改制成功而又没捞到什么好处的人不少。这些人是孙中山的追随者。首当其冲的就是那帮只会用拳头说话有帮会渊源的兄弟伙，如陈其美之流。袁自己有拳头，用不着革命军的拳头。而像宋教仁这种能搞议会政治的人则在袁主政的政治舞台上有一席用武之地。所以，他力主“毁党造党”说，言革命成功之日，就是革命党消亡之日，就是议会政党诞生之日。不管宋教仁是谁杀的，孙中山及陈其美肯定不喜欢此论。电影《建党伟业》也是这样认为。影片中，当宋教仁在同仁中发表“毁党造党”说时，陈其美就在下面嘀咕道，“遁初此论太超前了!”

当孙中山被打发去修铁路后，对于孙中山而言，“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就算不得革命成功了。他还要继续革命。他不顾国民党内部的反对声音，借着“宋教仁被刺身亡”和北洋政府向西方银团借款未经国会批准这两个题材，又去募集资金，用于武力讨伐袁世凯。结果，还是失败了。

三、孤注一掷“联俄容共”

“二次革命”追加投资失败后，孙中山还继续追加过若干投资，如护法运动，都以失败而告终。最终，孙中山认识到，搞风险投资，光有资金不行，用资金委托他人设计和生产不可靠，还要有自己的队伍。光搞ODM和OEM是不行的，还得有自己的核心开发团队和生产基地。陈炯明对他的背弃更坚定了他的这一信念。

这才有了“联俄容共”。

为什么说他是孤注一掷呢？因为从孙中山方面来讲，他首先希望从西方战略投资者那里定向募集建立开发团队的资金，但西方战略投资者不看好他；次而转向日本，日本这次也不搭理他，可能对他太失望了，以前的投资都没收回。最后没有办法，才找到俄国。

从孙中山以往在海外的活动地域和募资渠道来看，首先是美国，募款主要来自华侨，其次是日本。日本的帮会和政界都给了孙中山很多庇护和投资。再者，他的政治口号也袭自西方。他首找英美，次找日本，也在情理之中。

从俄国或者共产国际方面来看，他们想在中国培植共产党的势力，想为幼小的中共找个势力罩着。孙中山也不是他们的首选。共产国际先是找了若干北洋军阀，如吴佩孚，但都遭到拒绝。最后才找到孙中山。双方都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所以一拍就合。

英美战略投资者为什么不给孙中山投钱呢？因为他们的利益在既定的格局下，已经得到了保证和实现了最大化。西方最不愿意中国出现内乱和分裂，因为这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在西方进入中国时，它对中国只有贸易要求，没有领土和殖民统治的要求。一则前有北美、澳大利亚这样人口稀少的地区已经满足了他们人口扩张的需要，二则中国又不像印度，组织化程度低，英国人要想在印度取得贸易利益，不得不自己操盘，搞殖民统治。相反，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大一统国家，就没有必要对其殖民，如果这样做，成本也太高，不合算。只需要让中国的统治接受他们的贸易规则就行了。那么，显然，维持中国大一统的政权对西方最有利，因为这样只需要搞定一个独裁者，就可以得到一个巨大的市场。

说什么西方列强图谋瓜分中国，分裂中国，中国快要亡国亡族，完全是无稽之谈，危言耸听之辞，西方列强从来没有这样的图谋。北洋时期，无论是二次革命也好，护法战争也好，当地方政府通电独立时，可曾见过西方国家表示支持？如果他们有瓜分与分裂中国的图谋，这就是最好的时机。西方列强从来都是支持中央政府。西方列强是不会支持地方政府脱离与取代中央政府的，一向维护中央政权与中国的统一。他们总是支持与寻求与中央政府的合作，旧政权还在，就与旧政权合作。如果新政权取代了旧政权，就与新政权合作，如此而已。最多不过有时拿支持地方势力来威胁中央政权，以让中央政权答应他们的要求。只有日俄这两个近邻，才对中国有领土要求和分裂中国的利益所在和企图。

西方当然也希望中国采用与他们一样的政治制度，但这不是他们的首要目标。如果中国主动转型，他们当然也会支持与乐观其成，因为这使他们的利益得到更可靠的保证。但如果中国不这样做，或者采取令他们不安的举动，他们最多也就是批评，指责和劝说，不会采取实质性的制裁措施，更不会采取军事行动。只有中国的做法损害了他们在中国的利益与西方人在中国的安全失去保障时，他们才会采取行动。

所以西方的战略投资者一向不怎么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行动，不对他的革命活动投资。也不怎么相信孙中山就能建立一个宪政国家，也就私下里口头上表示支持。

共产国际对孙中山投资，当然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国民党庇护共产党。为什么共产国际不直接将大量援助给中共呢？因为当时中共太弱小了，承爱不了这样的大补。好比说，你送小孩一把AK47，那不是帮他，而是害他。中共消化不了共产国际的“洋奶”。但共产国际很高明，就花钱请他人抚养。等于说，国民党是共产国际为中共雇请的代母，兼乳母和保姆。

应该说，孙中山最后这一笔孤注一掷的投资成功了，国民党通过北伐夺取了全国政权。只是他没有看到这一天，留下了“革命仍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言。他一生募集了巨额资金，却没有得到最终的回报，甚为遗憾。但今日国民党独尊其为“国父”，共产党称其为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也算是一种安慰吧！

但孙中山的“联俄容共”也给国民党种下了祸根。中共跟随国民党的北伐在国民党体内成长很快。国民党肯定感到不适，蒋后来就将之从体内清除出去了，快刀乱斩麻，割断了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脐带，搞得恩断成仇。

最近在凤凰台上看到一个讲述顾顺章叛变的片子。后来抓捕顾顺章的军统特务写了回忆录，言及此一事件，他认为如果不是钱壮飞走漏消息，而将上海的中共首脑机关一网打尽的话，中国近代史就会改写。这都是不识历史大势的错误认识。回过头来看，顾顺章叛变最大的影响是迫使中共的首脑机关从城市转移到了农村，从而使得毛的革命模式上升为主流模式。

国民党对待共产党最大的失误在于一不该养虎为患。当然[1]，即便心存疑虑，也顾不得那么远。形势比人强，情急之下，也只好如此。

二不该驱虎入林。蒋确实不该驱虎入林，驱龙入渊。虎既养成，最好的办法还是继续养着，让它在公园里、城市里活动，或者专门建个野生动物园养着也成，时不时吃个把人也是在容忍范围内的。万不可驱虎入林。[2]现在中共就很高明，养着若干政党。这就好比下围棋，要让对手胶着在自己占优的盘面上，不要杀净，让对手脱先。对手一脱先，往空地落子，麻烦就大了。

如果国民党不抛弃共产党，共产党长得再快，也不会很大。因为它没“落地”，基本上靠外援，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结果国民党抛弃镇压共产党，就迫使中共进入农村，从不自觉到自觉地去发展农民。毛打通了马列与中国土壤之间的关节，让中共在中国落了地，如鱼得水，就如古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从此就获得生生不息的力量。对中共来说，毛居功至伟，即便他后来犯了再多再大的错误，也是不可以否定的。

很想知道孙中山一生募得资金的总额，来源，去向与投资者的回报情况，没发现有这方面详尽的分类研究。直观的感觉，投资者回报方面，多数“散户”没有得到回报，从革命债券作为纪念品保存着而没有兑现，可以看出这一点。不知道当时他们入资时是如何想的，是爱国？是逐利，还是被孙大炮天花乱坠的说辞所打动，或者兼而有之，不得而知。也不知有多少海外华桥在革命成功之日千里迢迢回来索要回报，是否索要到了？
但那些既是投资者又是孙中山投资活动的跟随者和参与者多少得到了些回报。“大户”应该都得到了回报。

作为孙中山战略投资者的俄国，回报最大，这个不用说了。而日本的投资则没有取得什么回报，至少从孙中山身上没有得到。后来汪精卫的伪政府可以看成是对日本的回报。因为汪伪政府与日本人的合作内容基本上与孙中山与日本人签订的《中日盟约》内容差不多。这样看来，汪称自己才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指责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是也是很有道理的。但这是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东南沿海后，诱使汪这样做的，算不得孙中山的继承人主动履约。

2011年7月13日

思想者——给思想一个市场 第 5 楼

[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2011/7/15 19:31:57 编辑过]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7612658&boardid=1&rea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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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此处删除原文的部分不实之语，被删原句为“这都是事后的话，事先只有神仙才料得到。当时孙中山打算“联俄容共”时，也没有预言家跑来告诉他共产党是俄狄浦斯。再说”——事实上，中国青年党曾有过对孙氏国民党一意孤行引狼入室的之举进行痛声疾呼，并指其“无奈当时该党上下，利令智昏，贪苏俄饷械援给的便利...”显然，原文作者“江上小堂”不了解这些史实，故有此说。中青党的这种行动其实既不算什么先见之明，也不成其为预言家，只要了解（国内外的）共产党的不光彩起家历史，不被对共产主义的天然好感所蒙敝，就可知共产党是个什么样的货色，从而使得一切的真爱国者都会力行阻止孙氏的祸国殃民之行为。

[2]认为蒋确实不该驱虎入林、驱龙入渊，有此观点仍是作者“江上小堂”对史实的了解不足所致。共产党不同于一般政党，它有着完成夺取全国政权的坚定使命；虽然国民党自认作苏俄的干儿子，但终是不及亲儿子的关系近，这就注定了你可以养着别的政党，但共产党则是养不得的政党。国民党的“分共”是迫不得已的必需之策，中国青年党的言论对此有惊人的透露：“共党把持政府，对于国民党忠实党员，概加禁锢罢免，对于两湖民众，任意屠杀，甚至有四十岁以上人民一律屠戮的阴谋。”“汪精卫和一般袒共的国民党左派，见民意所在不可深侮，始趁风转舵，仓皇分共，并发出可怜的宣言道：‘非我不容共，实共不容我’！”显然，共产党虽没“落地”，但靠着容共的便利条件，已开始了对国民党肌体的渗透性侵蚀，不分共则于国民党是死路一条，别无出路。

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之我见（下）

前一篇

六 劳动的价值

劳动不创造价值，劳动只是改造物品的使用价值的手段，而物品的使用价值或价值可以不依劳动而存在，因而说劳动本身也不是价值。只有当劳动作为一种可交换的需求对象存在时，它才可以成为商品。劳动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是劳动力作用的发挥，劳动力是指人们的劳动能力或者说能输出劳动的资源，其存在的具体事物即劳动者本人，劳动力不能脱离其所有者而存在。劳动这种商品的特殊性就在于它在出卖以前不能独立存在，劳动与劳动力的关系正如机器的作用与机器的关系一样，例如当人们购买电这种特殊商品使用，并不需要连同发电机本身也要购回。既使没有电这种与劳动相类似的商品，我们也不能因劳动独一无二的特殊性而否定它作为商品的存在，劳动商品的特殊性并不违背商品的本质定义；此外，如果认为劳动不受工人支配从而不是商品，只有劳动力才是商品，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这好比说，因为所有的工厂都是为了换取别的价值才设立的，没有一家工厂是为生产自己需要的产品而开设，因而工厂生产的产品也要受市场的支配，那么说工厂因为不能支配自己的产品，因此就得出只有工厂是商品而产品不是商品的结论，这是荒谬的。

而如果认为在雇佣生产关系中工人是在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哪怕只是说按一定时间出卖的，也就等于说工人自己把自己卖为奴隶，这似乎就变成了奴役生产关系。但如果奴隶能成为自己的主人，那他也不成其为奴隶。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工人是在以自己的劳动而不是劳动力为商品与资本家进行交易，工人劳动的价值就是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这样，在同一产品的生产关系上，就产生了两层的需求关系：先是是工人与工厂主之间的劳动商品买卖关系，而后是工厂与产品需求者之间的交易关系。前者是实现劳动的价值，它构成产品的生产成本；后者则为产品成为商品时其价值的实现而负责。但如果按照劳动价值论，工人为产品创造了价值，那他就成了产品的持有者，工人付出的劳动依理就不应计入成本，而是应当为商品价值的实现负责。马克思将老板获得的利润称作剩余价值的意思就是不应为老板（资本家）而应为工人所得的价值。这样，若当企业亏损时，工人实际就从理论上失去了讨薪的依据。盈利时所有者不得占有，亏损时工人跟着承担风险，表明劳动价值论不仅违背生活常识，且对劳资双方的利益都有损害，是一种歪曲事实的理论。

七 资源与社会分配

如果认为人们的谋生完全是靠劳动来实现，而忽视了这种劳动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应是能满足需求对象之所需，势必会导致供需矛盾的产生与存在，即职业劳动者所实现的价值未必是出于需求者自身的真正利益需要考虑，或者说是不反映需求者的真正利益，因为劳动者认为要靠劳动来创造价值养活自己，这就需要创造劳动的条件，从而有可能靠各种手段使需求者不得以而接受，掩盖住了真正的供求关系。

傅立叶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矛盾，每个人都处在同集体不断战斗的状态之中。他说：医生希望病人增多；律师希望家家打官司；建筑师梦想起大火，烧毁半个城市；玻璃匠梦想下冰雹，打碎所有的玻璃窗；裁缝和皮匠希望大家的衣服和皮鞋很快穿坏，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生意。

其实傅立叶所列此类矛盾现象中所体现的是社会职业劳动中职业者和其服务对象间供需利益相互冲突的一面，职业劳动者希望能创造劳动的条件越多越好，乃至劳动者唯利是图，这却与服务对象的期求相悖，而傅立叶错当成是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间的矛盾。

这表明在靠交换获取价值的状态下，职业劳动者与其服务对象相互间的利益并不等同，职业劳动者劳动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价值，接受服务对象者则是为了获取所需的商品服务，而职业劳动者所得之价值却不一定代表需求者的利益，这就把本该为社会所需服务的社会劳动变作了为自己所得而劳、及自己决定生产的私人劳动，劳动者的利己与利他的关系在这里边同时并存却并不合一。职业劳动具有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二重性因素，而劳动者这种利己与利他的矛盾关系则是由私人劳动的性质造成的。交换使交易双方之间的获取价值与获取劳动成果表现为同一事物，却不能使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目的得到统一。

私人劳动造成生产决定需求，社会劳动则导致需求决定生产。因为劳动生产只是手段，其目的是为满足需求，所以一个健全的社会应是需求支配生产，反过来的社会则是非正常的、有问题的。

我认为要让劳动者真正持有为需求者服务的理念,这就需要将职业劳动变为一种纯粹的社会劳动，我在这里有必要将劳动与工作（职业）稍作区分。因为需求者的需求不一定总是处在连续状态，而是有间断期的，而且不同的需求其间断期的长短也不一样，在需求间断期劳动者的劳动则是多余的。人们不能没有职业，但于职业当中并非必需一直处于劳动的状态，而是于工作期间内可以有条件地间断性放弃劳动——我称之为劳动间歇期，也就是说劳动生产时间与劳动间隙期一起构成了职业劳动时间（总的劳动时间）。人们在总工作期间中都应该是有事做事、没事则休业待命，也就不至于是为了创造劳动的条件而没事找事，劳动生产期间与间隙期间（由需求者的需求间断期所导致劳动者处于的暂时的闲暇、预备待命状态）都是职业的两种存在状态，这是我对工作与劳动的一个必要的区分。人们的需求各有差别，很多的需求决定了其对应服务的职业不需要一直保持着劳动的状态，但这种职业的存在则不应因劳动状态的消失而取消，这样才能使职业劳动真正符合社会劳动的性质，否则易造成反客为主，劳动者将超出需求者需求的那部分剩余劳动产品强制给需求者接受，造成“被需求”，形成了虚假的供求关系。社会劳动需要的不是劳动成果的数量，而在于服务质量的优劣。从这个理由可知现代人为追求所谓的经济效益而造成工作竞争压力是没有必要性的。

但是职业时间内的间暇期则是要取得社会大环境的支持，因为这时的劳动者没有劳动成果去换取价值，这又引出另一矛盾：假如人们不能总是以劳动成果来换取价值，则应以何种方式获取价值或者说财富？这需要人们改变等量的付出获取等量的回报的交换理念为直接分配的理念。劳动是付出，认为有付出必有回报，这种代价补偿的观点错在将付出艰辛的多少等同于所作贡献的大小，而且这将使得劳动者的劳动具有索取回报的目的性。

因为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等价交换，且既然价值的大小不代表劳动量的多少，那么价值也就不应以劳动量来赋予，也就是说劳动成果的交换不可能存在着完全对等的性质，所以有必要把职业劳动成果之间的交换行为看作是重合为一的两种相互的双向分配行为，而不再是同一事件，只是长久以来由于受“等价交换”的表象形式所掩盖，这被固定地当成了如同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的一回事，即认为目的不相同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同属一事件，将二者等同起来。

因此我设想社会可以树立这样的理念为原则去获取财富，即天生万物，人共享之，按需分配，劳者优先。分配前是天下为公，以使劳动者的劳动是在为天下而劳、为全社会服务；分配后则是在确立所有权的归属神圣不可侵犯。承认并保护每个具体的物主对财产的拥有及支配权，财富的存在才会有意义和成其为财富，也才是对之前天下为公之社会劳动的肯定。

不过因为需求各有其独特性，所以人们不可能完全实现按需分配，但保障人的基本需求还是具有普遍性，是应该做到的，剩余的才有可能是按劳分配或者别的分配方式，也就是应先无偿地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剩余的需求再来谈采取何种分配方式。就是说一个合格的社会或国家，应该是具有完善的福利。只有先建全了社会的福利，才能采取其它的分配方式去获得财富，而不是鼓吹劳动，鼓吹公民自食其力、完全靠劳动求生存。当然也不是说人不应该劳动，而是说劳动应该是以人的正常需求为限度的。如果一个国家有鼓吹人们去劳动的人，他要么是因为贪心，要么则是因为他本人就是社会的寄生者，或者兼而有之。

这样一来，各行业部门间都等于是既为社会而劳作，又受社会别的行业部门养着的状态。其实既然说劳动不创造价值，则区分哪种职业养活哪种职业毫无意义。社会各职业间的存在都是相互联系，互为需要的。

当然，将交换看作是重合为一的两种相互间的分配方式，也就是将交换拆分为两种分配过程的重合，并将两种分配看作是两回事——比如甲乙两商品的相互交换，看成是社会向乙分配甲商品和社会向甲分配乙商品——且应有个劳动者不参与工作就不得享有（基本需求之外的）分配为动力的前提，才不致于给人们的惰性提供温床，显然的这实质上仍是一种交换行为，不过这时的交换对象不再是某个具体的个体，而是整个的社会，因此可以说是一种大交换的理念，这也是我前面所说的支持社会劳动存在的社会大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