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前半生》在2007年出了个全本。通览全书，不难发现其中隐伏两条线索。一条是前半生的傀儡皇帝之降生，一条是后半生的傀儡公民之出世。只不过区别是前者基于揭露之目的而自觉设定，后者出于歌颂之意图而无意呈现。正因如此，傀儡皇帝之回忆无甚新奇，傀儡公民之叙述则令人叹为观止。这使得后者之价值远过前者。在某种意义上，它既是改造思想的成功，又是改写历史的成功。正是这双重成功，才让我们从中得以窥见那些原来曾视而不见的种种隐秘与意义。
一般而言，对于历史文献，我们只是使用那些已经写出来的内容，也只能分析这些写出来的内容。但对于《我的前半生》这种特殊历史文献，我们却不仅要分析那些已经写出来的东西，同时也要分析那些没有写出来的东西，最后还要分析为什么要写出这些而不写出那些，以及写这些而不写那些时的复杂原因（政治的、心理的、道德的等等）。因为《我的前半生》的整个写作过程（如果这也算是一种写作的话），都严格受制于改造思想与改写历史这相互为用的双重手段与目的。既互为前提，又意图交叉。这从《我的前半生》的“原型”本是溥仪在狱中的“自我交待，即认罪书”[①]这点即可看出。
据溥仪说，“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起，就开始准备着我的回忆录的写作了。”[②]尽管最初还只是一些“零星片段地写作”，但后来逐渐转入正规。“由于不断地又有新的感受，又不断地修改、增删，以至重新着手。特别是一九五九年来临的出乎意料的特赦，使我把前半生公诸于世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而对自己已写出的东西却又更加不能满意，于是又重新思索，重新起稿。这样，用了四年多时间，才把它写成。由于时间过于久远，历史资料颇多散失（比如伪满宫廷材料，糟蹋了不少），自己的文学修养不够，特别是认识水平不高，写出的成品，仍有不少词不达意之处。理解和认识上不深不对，更是难免。我对那些教育了我，帮助了我取得新生的正面人物形象的描绘，未能达到万一，尤其不能满意自己，感到自己笨拙之可气。但是，老拿不出来，也不像话。拿出来，请大家评论，那倒是取得新的进步的最好方法。”[③]
严格按照胜利者的要求和口径，来让失败者群体来撰写自己的历史，这种做法虽然符合中国史官文化传统，但仍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因为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这种先例，[④]至于世界历史上更是独一无二。无论民主国家还是极权国家，都没有过这种做法。虽然“斯大林的助手们曾经发明过书写‘自传’的方法，也就是利用民众的自我历史陈述，对其心灵身份进行深入辨认。这是集权国家主义的重大发明。”[⑤]但这与中国的做法仍然不太一样。因为这是在胜利者的精心布置、刻意渲染、全盘主导下而由失败者倾情表演的自我控诉和历史忏悔。这种做法的妙处是，其一，它让失败者自己现身说法，说出有利于胜利者的结论，较之于胜利者的一面之词显然更有说服力；其二，胜利者把失败者写的历史定位于史料，而非历史（因为它在形式上还达不到胜利者所要求的那种理论高度），这就在表面上给人一种更加客观的感觉。
失败者要想写出合格的自我历史，就必须遵守一些基本程序：先认识，再认罪。所谓认识，就是提高思想觉悟，明辨是非，确立罪恶标准，即用理论话语包裹起来的一种历史叙述方式和历史评价体系。先看《新民主主义论》，[⑥]再学“什么叫封建社会”，[⑦]又学“中国如何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⑧]
在此基础上，认罪就顺理成章了。溥仪回忆说，“我有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等等的概念，我思索了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回忆了我过去对晚清历史的感知，回忆了自己的经历，也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我更无法不承认中国在百年之内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事实。”“更重要而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中国之曾经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东北曾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是个事实，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三个‘亲戚’的勾结也是个事实，我作为封建阶级代表人物，怎么还能说是原来老老实实地在天津住着，又怎么能说是被绑架到东北当的傀儡呢？我所隐瞒的和伪造的历史，这还能骗得了谁呢？……现在新中国政府追究起来了，我还能瞒得过去吗？”[⑨]
于是，自我定罪就成为“学习感想”的主要内容。“祖国的东北怎样沦为殖民地的呢？历史的事实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的妥协、以我为首的封建势力集团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勾结，这三方面结合起来而造成的。我从前把自己充当大汉奸说成是被迫的，这是我对政府的欺骗，事实是我和土肥原会谈之后自愿到东北去的。不但如此，我在去东北以前，为了复辟封建王朝，早就在积极勾结军阀和帝国主义，我还亲笔给日本陆相南次郎写信，以求得他对我的支持。我在当了东北头号汉奸之后，更多方对日寇谄媚奉迎，卖国求宠。”[⑩]
作为认罪的最终形式，就是认罪者按照官方要求对自己历史问题的彻底交代。它在形式上成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历史书写。这种类型的历史书写有两个显著特点：揭露历史罪恶，暴露历史问题。于是，交代历史问题就具有了直接现实价值。因为撰写这种形式的自我历史，是实现自我身份归属以及思想皈依的凭证甚至捷径。一部自传，敌人变成了自己人。成为自己人，就意味着自己在历史上有了新的定位。青史留名是中国人最为看重的事情。许诺你一种新的历史地位，如同囚犯获得大赦，这对失败者来说无异于一种莫大的恩德。这就要求“交代式的”和“问题性的”的自我历史书写，至少必须具备五个基本元素或主题：立场，认罪，控诉，表态，感恩。这里的逻辑程序是：首先确定自己当前的政治立场，因为立场不定就意识不到自己有罪；认罪是交代自己罪行，表明和承认自己的罪人身份；指控是挖掘自己犯罪的根源（政治的、社会的、思想的、家庭的、党派的、宗教的等等），从而找出更大的罪犯作为自己罪恶的替罪羊，以示自己的忏悔态度；这样就过渡到表态，从而表明自己个人连同自己所从属的“反动阶级”或“反动集团”或“反动势力”之失败和灭亡是必然的，而“革命阶级”或“进步势力”的成功和胜利也是必然的，二者均符合历史规律，这样，自己对历史问题的交代就有了一种理论深度；既然历史规律已经证明自己是有罪的，而革命阶级又把自己从反动行列中拯救出来，成为可改造的“准进步人士”，那么自己就应该责无旁贷并发自肺腑地感谢现行政权的“伟大光荣正确”，即真诚感恩于统治者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作为这类新型历史书写中篇幅最大的一部单独文本，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尤为丰富。这部自传绝非普通的个人行为，甚至也不单纯是一般性的组织行为，而是标志性的国家工程。这一点，在毛泽东主动提议溥仪写回忆录时，就已经定下了基调。而且，作为事先的内部审阅，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已亲自看过《我的前半生》的“未定稿”。更堪玩味的是，“毛泽东还把未定稿的书送给了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客人。”[11]
《我的前半生》“出版说明”把该书由写作到出版的整个过程交待得非常清楚。第一阶段是“油印本”：“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着手准备，用了一年多时间，完成了20万字的初稿，并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战犯管理所（即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油印成册。”第二阶段是“铅印本”：“1960年1月，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关注下，群众出版社把油印本印成灰色封面的铅印本（俗称‘灰皮本’）。”第三阶段是“一稿本”：“群众出版社又与溥仪磋商，确定了重新搜集材料、重新构思、梳爬剔抉、提炼成文的思路。于是有了1962年6月‘另起炉灶’的一稿本，约50万字。”第四阶段是“二稿本”：“一稿本成稿后，作者征求并吸收有关部门和专家的意见，作了一些修改，并补充了‘五十三年大事记’等有关内容，于1962年10月印出二稿本。”第五阶段是“定稿本”：“全国政协、中宣部、统战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单位，及当时历史界、文学界许多专家学者、著名人士，如于桑、王宗一、申伯纯、刘大年、刘复之、老舍、吕振羽、张治中、李侃、邵循正、吴晗、何干之、杨东莼、金城、郭沫若、侯外庐、阎宝航、凌云、翁独健、梅汝璈、傅作义、廖沫沙、廖承志、翦伯赞、黎澍（按姓氏笔画排序）等，审阅书稿后，对二稿本给予评价或提出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作者根据这些意见，对书稿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尤其是对后半部分进行了较多剪裁或变动，最终形成了1964年3月正式出版的《我的前半生》。”
在国家最高领袖的特别关照下，国家和中央的诸多党政军机构和公检法部门，以及新闻出版单位，[12]还有显赫的全国学界名流，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这项具有特殊意义的以个人自传面目出现的庞大历史编纂工程。从头至尾，可以看出它是一个真正的集体项目。在溥仪看来，这甚至可以称作是一种令人感激不尽的由“党、政府和人民的代表者”所实施完成的改造教育的“家族事业”。即主要由抚顺管理所、北京植物园和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这三个“家”组成的庞大“家族”。据溥仪介绍，“这三个‘家’从领导到每个工作人员，对我的写作和对我的成长一样，都灌注着同样的热情。”[13]正因为此，人数众多加上权力巨大，再加上要求苛刻和督察细致，便足以彻底淹没溥仪个人的一切真实感受和内心想法，从而确立起一种全新性质的伪史书写模式。
二
作为《我的前半生》之“导读”，“中国人的骄傲”[14]所包含的七个写作元素，极为全面和具体地体现了官方主导下的个人历史叙述模式和要求。
（1）立场：“我要像对待母亲似的，忏悔出我的历史罪恶，我又要像对待知心的朋友似的，倾诉出我何以会得到今天的幸福。”
（2）认罪：“我的前半生，本是‘无一事可及生人，无一言可书史册’的，但是从一九五七年起，我就日益一日地想把它公诸于世。”“我要把充满了罪恶和羞耻的历史，呈现在祖国人民面前。在给了我巨大的宽恕的父老兄弟姊妹面前，我要做再一次的忏悔。由于我的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的罪恶，直接间接地造成了祖国一千万人口的死亡，千亿元以上财富的损失。”“我，清朝的最末一代皇帝，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最末一个君王，……四十年间的生活，里面只有罪恶和羞耻，愚蠢和狡诈，凶暴和怯懦，猜疑和迷信。”“祖国的土地被践踏，成千上万的同胞被屠杀，母亲们和姊妹们被污辱，无数的村庄和工厂被化为焦土，而我在这时候，却认为是‘时来运转’，‘天与人归’，赶忙在强盗手中的契约上签字，出卖整个的东北，出卖自己的灵魂，以换得梦寐以求的那顶腥臭的皇冠。我向每个新陷入铁蹄下的城市的方向遥拜，祝贺强盗们‘武运长久’，称强盗为‘亲邦’，派出‘谢恩大使’，送出从每户农家缸底挖出的最后一粒粮食，以便让强盗相信我的忠顺驯服。”
（3）控诉：“在我这块自愿承当的招牌下，我国的东北也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东南亚各国的战争基地。我也要向那些遭受侵略的国家的人民，表示我的忏悔。”
（4）对比：“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穷山野营风雪饥寒中，和以最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着的强盗们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东北人民的一位领袖、共产党员杨靖宇将军战死了，强盗们为了解开这个英雄在困苦中依靠什么来生活的谜，剖开了将军的肚子，找到的只是没有消化的草根。这时，我正吃厌了荤腥，以补针补药度日。”“这个要用金字书写在人类史上的政策，是所有贤哲圣贤都梦想过的，为了实现这个梦想而提出的各样拯救灵魂的方法，曾写在各种‘圣经’上面。但是，是谁把它变为现实的呢？不是别人，正是遭受过历代的嗜血者——北洋军阀、国民党的将军和特务、各个帝国主义的统治者和伪满的汉奸们的镇压而付出过无数鲜血的共产党人！”“平顶山的方素荣——惨绝人寰的三千条人命的幸存者，这样说：为了我自己的血海深仇，我见了仇人一口咬死也不解恨，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了人类的崇高事业，为了祖国建设的利益，只要你们重新做人，改恶向善，我原谅你们。”
（5）歌颂：“我懂得了我历代祖宗所不懂的历史和人生。我懂得了人应该为了什么而生活，懂得了什么叫真理和正义。”“造成这个变化的，便是充满了共产主义人道主义光辉的毛泽东的改造罪犯的伟大政策。当我们说‘我爱毛主席’的时候，便意味着我爱真理和正义！”“六亿五千万，这不仅是一个数目字的问题。这个数目加上毛泽东思想，这就意味着我们万代子孙的无限美好的前途，这就意味着一切灾难的必将永远消失，这就意味着对世界人类作出巨大的贡献。”“和共产党人变成血肉关系的人民，这是养育出董存瑞、黄继光、罗盛教、刘文学、徐学惠……这些英雄的人民。最近三年我们经历了连续的大自然灾害。这在历史上的任何朝代，就是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卖儿鬻女、析骸以爨。但是，这样的历史是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无论是自然的灾害，还是帝国主义的封锁，对于中国人民都成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的锻炼。现在，看看我们又长满了青苗和庄家的田野，看看改变着我们每个人家乡面貌的沟渠，看看矗立在旧日荒原上的烟囱。我们用拖拉机加木犁、水泵加水车，我们用意志和每滴汗水争取的这一切，而且还要让‘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15]不但在战胜着灾害，而且正为我们的儿孙开辟着未来。”
（6）抒情：“除此之外，我写这本书还有一个不能隐藏的心愿：我要告诉人们，我今天由于新生而得到的欢乐之情。”“我得到了新生，这不是肉体的新生，而是灵魂的新生。我得到了做人的欢乐，这不是做任何一种人的欢乐，而是做个今天的中国公民的欢乐。我有了真正的人生乐趣，这并不是任何时代、任何地域都可以有的人生乐趣，而只是在这个国家、这个时代才能有的人生乐趣。”“在这个永不熄灭的太阳照耀下，我获得了人生的乐趣。”“一九六0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们的选民小组长把一张写着‘爱新觉罗·溥仪’的选民证交到我的手里，这对我说来，把故宫里的所有珍宝加起来也没有它珍贵。我把一张选票投进了红色的票箱中，从那一瞬间，我开始觉得我是一个最富有的人。如果可以这样比方的话，可以说我这是第四次当了‘皇帝’——我和我的六亿五千万同胞一起，成了自己祖国的主人。”“这就意味着，像我童年那样只会陪伴蚯蚓和蚂蚁的生活，将永远从我的子孙的未来中排除出去；这就意味着，姑娘的头巾永远鲜艳，孩子的笑声永远响亮，母亲们的心永远的平静、甜蜜。”
（7）表态：“我们这六亿五千万颗心，是和各个地方的争取独立、民主、和平的人民的脉搏相连的。我们从自己经历过的历史苦难中，深切了解那些苦难还存在的地方的人民的愿望。我们不遗余力地声援那些英勇人民的斗争。每次我都力争直接参加这些声援的斗争，每次我都以此自豪。当我列身于百万人的支援日本人民反对日本垄断集团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行列中，我由于参加了人类的共同事业，由于为英勇的人民做了一点儿事而感到了幸福。当我看过祖国各族人民的支援，在日本、古巴、刚果、阿尔及利亚和其他进行火热的斗争的地方引起的反响时，我觉得自己和祖国是处于同一个光辉之中！”
这显然是一个伪历史写作的标准文本，其中蕴含的几个元素实际上为这类历史写作所必备。只是在其他人那里，由于身份不同，地位有别，故而并非所有这类历史写作都能全部具备这七个要素。但“立场”、“认罪”、“控诉”、“表态”、“感恩”这五个要素则是所有这类历史写作都无一例外必须具备的。只是侧重点不同，在不同的自我历史叙述过程中，某些方面可能会自觉得到强化或凸显，而其他某些方面则会相应得到淡化。
《我的前半生》正文的展开与其“导读”具有几乎完全相同的叙述逻辑。
第一步，挖掘犯罪的思想根源，打掉自我神圣性。它包含这样几层含义：（1）否认天命。“以奉天承运的自我认识为核心的世界观的崩溃。”[16]（2）否认神明。“我这代表天命天意和真理的菩萨圣人向谁求助才有效呢？不是神佛而是宽大政策。我感激谁不杀之德呢？是无神论者。一切神佛百灵全是无足轻重的了，我又算个什么呢？”[17]（3）否定人格。“我原有的一切‘知’与‘能’，都现出可耻的色彩，发着触心的恶味。曾经听人恭维过的什么‘仁慈’、‘慷慨’、‘谦逊’等等一切‘美德’，一切曾使我自我欣赏，作为自欺欺人工具的东西，都在生活中、在揭发和控诉中现出原形。当我还认为自己的存在就等于国家和天意存在的时候，当我认为人人为我乃是天经地义、我不为我则天地不容的时候，我不择手段地来保存自己，我把这看做是无可非议的；即使这叫残忍、欺骗、自私、虚伪，也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一旦我从生活的镜子里看清了自己的真容，我开始有了起码的良知，有了起码的是非区别的时候，那一切超越的理由也都失去了根据。随着自己头上的‘圣光’的消失，剩下来的也就是丑恶。”[18]
第二步，挖掘犯罪的出身背景。“我承继了我的祖先——从接受第一个辱国条约的道光皇帝到‘结与国之欢心’的西太后止——把祖国降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事业，变本加厉地又帮助敌人把东北变为完全的殖民地。这套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空气毒害了我自己的亲人，也毒害了我自己，制造出一批软骨病和先天不足的人。”[19]
第三步，对自我失败的理论分析和历史论证。“我第一次对不可知论发生了动摇，是朝鲜战场上中朝军队的胜利已成了确定事实的时候。……究竟谁强谁弱？谁是决定历史的力量？也就是说，谁能掌握命运？”“最初胜利消息到达的时候，我，以及我所知道的某些同犯，还把它看做是偶然的现象。后来我发现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的提出，是早在数量和装备远超过解放军的蒋介石刚刚发动内战的时候，我接着又发现今天战胜了内外强敌，统一了全国的力量，在当年只不过是山沟里的一些红缨枪，而那时就有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预言。知道了这些，我就不得不承认，我所亲眼看见过的并且当做是强大的势力——北洋政府、国民党、日本统治者和一切在中国横行过的帝国主义者——最后命运，是早经共产党人算定了的。”“我自己前半生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说明。我从前不是顺着历史本身的道路走，我总以为自己是奉天承运，自己是历史的创造者，然而事实上悖天逆运的正是自己。这就叫做开历史的倒车，结果就是碰壁。”“这个道理真正成为我自己理解的东西，还是在我和社会发生了无数次的现实接触之后。……经过了这一切，我明白了上百本书上说的，成千个工人和农业社员们的事业所启示我的，都不过是这么一句话：历史的道路——这是人民的意志！”“我所知的‘天命’就是历史的道路，就是人民群众的意志，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20]
第四步，古今对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的这句话，陶渊明的‘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的胸怀，在我生活着的时代都不再是空想。”“我是生活在一个多么值得骄傲的社会啊！”[21]
第五步，歌颂现实。“一进秋天，到处传来丰收的消息，接着又是一场令人不能想象的夺钢大战，全民展开了大炼钢铁的运动……这一年，在我眼前呈现的是一幅又一幅的壮丽的诗画。我看见在祖国的原野和群山里，到处有浩浩荡荡的大军，向自然发动猛烈的进攻，改变着大地山川的面貌；到处是高炉的炉火和鲜红的旗帜在飞舞，照红了一张张紧张而兴奋的、喜上眉梢、充满自豪的脸。……就是在这些人的一锨一铲的手臂舞动之下，粮食棉花产量飞到一个历史空前的高峰，钢产量由世界的第二十六名提到第七名，煤电由第九名升到第三名，不驯的河流开始低下了头，傲慢的山岭开始让开了路……就是在这时候，我忽然想到，我的祖国的人民就是那神通广大威力无边的龙，这才是真龙展开了翅膀，开始凌空飞腾。”[22]
第六步，引出结论。“过去的奴隶，变成今天的主人，这就是问题的答案。”[23]
第七步，感谢领袖。“特赦，是谁提出的呢？是共产党的中央。共产党人，建议要赦的是谁呢？是那些过去对人民犯了滔天大罪的，屠杀了无数共产党员的国民党、汉奸，是帝国主义帮凶的阵营里的分子。这个建议者的署名者，毛泽东主席，他的妻子，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就是被国民党杀害了的，他的儿子，是牺牲在美帝国主义者对朝鲜的疯狂侵略战争中的。”“旧时代和某些国度里的犯人的那种对出狱的向往心情，我是没有的，因为我在这里已得到了他们所向往的阳光、自由和亲人。”[24]
第八步，政治表态。“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过去的罪恶，我一定要继续立功赎罪，为祖国和人民贡献我的一切，直到我的脉搏停止！”“相信我的誓言，相信我一定会忠于我的誓言！”[25]
三
本质上，任何自传都是把自己的历史做成一面镜子让人看。所以，人们通过自传看到的不仅是传主的过去，而且也是传主的现在，更是传主基于现在而对自身之过去的改造。可见自传并非平面镜，而是多棱镜。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传主回忆历史时的过程本身之时代性与复杂性异常清晰地显现出来。“因此，回忆实践总是在生产着一种超越个人的、文化的当今。回忆行为给现实的当今装备了一种被回忆的时代的视野；同时，它对许多文化、集体和集体成员在一定时期的现实自我理解有着重要贡献。”[26]
应该说，溥仪自传的历史贡献就是让我们看到了许多它本不想让我们看见的东西。溥仪本来只想让我们看见他曾经是个假皇帝，不料却让我们看见他现在是个伪公民。他似乎从未有过真实的生活，他一生都是赝品。[27]而他的自传则将炮制赝品的过程变成了一个精心打造的创造性骗局。于是，一种彰而不显的意识形态设计就有了非凡的意义。这就是，改造思想与改写历史实现完美结合。这种结合的具体体现就是胜利者导演、失败者表演即双方合谋合作的历史书写实践。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者当首推汇编成册、公开出版，并延续至今的《文史资料选辑》。[28]据“编辑凡例”云，“本选辑刊印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并推动撰写资料工作的开展。”“发刊词”更进一步说明，“我们征集和编印稿件所要求的，是第一手的真实的历史资料，也就是作者根据他们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所写的具有历史价值的资料。我们认为，历史资料不同于历史；前者只是为后者的编写来提供真实详尽的素材。因此，我们不要求作者对他们所提供的资料内容一定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和评价。”[29]
通过这番撰写史料的回忆，失败者形成了叙述自己历史的标准话语。它与官方意图之间保持着一种富有意味的平衡关系，首先必须一致，其次略有距离。这种微妙而暧昧的距离正是其官方野史的特色所在。其中包含的极为有限的历史信息在高度一统的意识形态炒作下，往往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价值。比如，它就比那些面目僵硬的官史或横眉立目的正史稍稍好看一些，更重要的是，它这种经过官方反复烹调而成的史料拼盘就比整齐划一的历史教科书更合乎人们的阅读胃口。在大多数人看来，这种不以八股说教为目的的史料回忆较之有论无史的历史书籍更具可信度。其实，这种多重正面效应正是中共创造这种官方野史所期待和追求的。或许可以说，让失败者撰写史料而不是书写历史，就如同不让党外人士入党一样，更能发挥他们的特殊作用。政治要统战，历史要统一，双管齐下，相互配套，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精明设计和全盘考虑。
极权意识形态将失败者的历史回忆定性为史料，定位于撰写史料，这便改变了野史的原有含义，从而使《文史资料选辑》具有一种醒目的官修性质，并成为一种新型的官修野史。[30]这可谓是从“正野分途”到“正野合一”。至此，正史完成了对野史的“全面招安”，野史则成为正史的“外围组织”。二者不再相互挑战与制衡，而是同流合污。史学史上本已千疮百孔的传统生态被彻底破坏。这显然是一个严重的史学史事件。因为它把史学史上原来那种野史与正史的百家争鸣强力逆转为野史对正史的百鸟朝凤。它试图通过官方组织的野史书写者的现身说法，来印证正史的“真实”、“客观”和“科学”。《文史资料选辑》要求野史撰写者写出“狗咬狗”的过程、内幕和细节。小狗小罪，大狗大罪，凡狗皆罪。小狗除了必不可少的自责其罪外，还要归罪于大狗，从而凸显主子对狗的施舍和恩德。
《文史资料选辑》作为标准的官修野史，完成了官方垄断历史的最后一环，也即是完成了政史合一体制建构的最后一环。其程序是：以正史注解政治，以野史注解正史。[31]这样，政治立场、历史观点、史料证据，最终实现了三合一。统一口径的官修野史的编纂，真正做到了“众手修书”，“如出一手”。[32]比如，在统一口径下撰写的史料，从立场、观点、结论到标题、引言、概念，从背景、过程、细节再到分期、用语、语气，均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可问题是，史料如同证据，不能只有一面之词。如果只找对自己有利的证据，甚至批量制造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这无异于毁灭证据，制造伪证，甚至是新的犯罪。政府有计划地制造伪证，可谓集体作案。
“认罪感恩”是《文史资料选辑》对文章的原则要求，也是写作者恪守的基本规定，还是写作者遵循的内在逻辑。所谓“认罪”，就意味着自己“有罪”。但这种“罪行”首先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政府性质和社会形态使然。它是一种现代版的“原罪”。按照这种理论，该社会的一切东西（中共例外）都是坏的，该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恶的。从教育、道德、宗教到经济、法律、军事，无一不充满罪恶性。依据这种逻辑，在这种社会中，在这个政府下，人们过的越好，就等于坏事做的越多；坏事做的越多，自然罪恶就越大。而使自己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和“罪犯”，则是共产党教育和改造的结果。这样，共产党就“有恩于”自己。既然共产党“有恩于”自己，自己就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党的教育和改造。作为自己被教育和被改造过程的一部分，这种“史料”的“撰写”本身就明确昭示了共产党的“伟大”与“英明”以及国民党的“反动”与“腐朽”。所以，自己必须“报恩”。这就要求，必须极力夸大国民党的“阴暗面”和“反动性”，以便有效衬托共产党的“光明面”和“革命性”。而这种对比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最具覆盖面的解释框架。它既是（说明）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和共产党之所以成功的终极原因，同时又是（阐发）“罪犯”个人（即“史料撰写者”）之所以“有罪”和“认罪”的根本原因。
《文史资料选辑》凭借官方的强大权力资源，将辛亥革命以来剩余在大陆的前清遗老、民国败将以及民主人士、社会贤达、学界名流、实业巨子几乎一网打尽，使其毫无抗拒地成为自我历史谴责和自我历史忏悔的历史回忆者和历史叙述者。[33]于是，失败者的自传就成为紧密配合官方正史欺骗的合法野史谎言。[34]这样，“大骗子骗小骗子”在中国史学史上就具有了最经典的性质和最深刻的价值。胜利者和失败者双方合作的撰写史料浑如双簧表演。失败者张嘴却无声，只是在熟能生巧地对口型，以便分毫不差地对应于身后的胜利者嘴里的话语。双簧把戏的效果就是人两个，嘴一张。意识形态操纵下的历史双簧需要的就是这种特异效果。它通过精心设置和策划，彻底消除了一切记忆紊乱和话语多元的现象。不管有多少人在张嘴，但发出的永远只是一个声音。七嘴八舌并不导致众声喧哗，相反整齐划一引亢高歌绝对是其时唱时新的“主旋律”。于是，一种空前绝后的大一统历史大合唱就此形成。
不过这并不能打消我们的疑问，更不能压制我们的追问：失败者历史究竟该怎么写？失败者历史有无独立价值？一般说，给失败者写史大致有三种类型：（A）以胜利者历史为主体，失败者历史作为陪衬、对照，其目的在于证明胜利者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失败者历史完全是胜利者历史的一部分，毫无独立历史价值；（B）将失败者历史作为单独叙述对象，在道义上将失败者历史置于更高层次，以示胜利者权力的非法、人格的卑劣、道德的无耻，即缺乏统治的正统性；（C）彻底摒弃褒贬意图、《春秋》笔法和意气之争，在胜利者历史与失败者历史之间确保一种理性的平衡，即将二者放置于一个平等地位上，胜利者的荣耀和失败者的尊严均有其独立价值。简言之，失败者的历史一般有三种写法：证明胜利者的伟大，表明失败者更伟大，胜利者和失败者都伟大或都不伟大。
有史以来，中国的历史书写只有胜利者的傲慢，而无失败者的尊严。从史学史角度看，中国人给失败者单独写史可能正式始于明初的靖难之变，大规模兴于明末的南明历史。史学史上的惯例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自我历史话语，要么是简单地禁止发言，一般也就限于它所能掌控的范围；要么是一经发现，则残酷打压和封杀。但它绝对不会主动地自觉地要求和鼓励失败者严格按照胜利者的历史观来叙述和评价自身的历史。这绝对是中共历史编纂体制的一大发明。即便相较于世界上其他极权国家（比如纳粹德国和苏联等），这同样算得上是一个发明。
简单地压制失败者的自我历史回忆和所说，是手法低级的禁止，是原始手段的“堵”。相反，让失败者按照意识形态的统一口径娓娓道来符合标准官方话语的历史回忆，则是更为高明的“导”，即疏导和疏通。经过这番工作，失败者的历史记忆就被彻底抹去，而与胜利者的历史记忆毫无二致。应该说，这是一种对自身历史记忆的绝对篡改。其严重程度，致使人们至今也不敢轻易回答，被篡改的记忆还能否恢复？
至少我不乐观。因为失败者的历史回忆不是自发的、个体的私人性回忆和隐秘性回忆，而是自觉的、被统一组织起来的集体性回忆和展示性回忆。在这一过程中，所谓自觉性已不是来自于回忆者的自我冲动和心理渴求，而是源自于一种外在的异己性的权力体系的强制和压力。其效果具有多重性。通过选择记忆的方式，使书写者自觉修正自己的历史记忆，[35]使自己的记忆自然混同于官方主导的大一统历史记忆，最后消灭和遗忘自己的记忆。于是，失败者撰写的历史回忆同胜利者书写的历史就没有什么区别了。通过历史叙述，进而实现记忆修正、立场转换和身份皈依。这一切又都能归结于遗忘罪恶和远离罪名。通过官方话语的自我历史表述，使得失败者获得了一种新的自我认识，即提高思想认识，同样，也使失败者自觉放逐了自己的历史，遗忘了自己的记忆。可见破坏记忆有两种方式：一是禁止说出，一是借他人之口说出。前者是简单遗忘，后者是复杂遗忘。
任何一种合理的可信的历史记忆程序和历史书写系统都必须包括有两种相互冲突的历史表述方式和历史评价体系，即胜利者的历史话语和失败者的历史话语。胜利者把自己的历史观和历史话语强加于失败者，失败者只能使用胜利者的历史观和历史话语来评价和叙述自己的历史，这样，失败者就不再有自己的历史了。其历史只能依附于胜利者的历史而不复有独立之价值。
完全按照胜利者的历史观，失败者写出的历史就不再是自己的历史，而只能是胜利者历史的一部分。但它又不是严格的标准正史，而只是佐证正史的官方野史。二者的合谋使得双方获得了一个共同的历史话语空间。正史的主导性和权威性因庞大的官方野史，而获得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和更加有效的阅读效应。与此同时，官方野史因对正史的巧妙验证和反复印证，而获得了公布于世的合法性。这样，在意识形态的精密操控下，一种新型的更加强悍和独断的历史话语霸权急剧扩张，并迅速支配了全体民众的思想和意识，最终得以成为极权时代深入人心的真理话语。
[①] 沈寂《为了明天，给社会留存真实史料》，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新时期文史资料工作学术研究论文选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②] 这个写作时间可能与反右有关。所以它应该包含三重因素，政治打压（反右之继续）、思想改造（对随后特赦人员的特殊监控）、历史歧视（对个人历史的全面否定）。
[③]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全本），“中国人的骄傲”，群众出版社，2007年。以下所引皆为该本。
[④] 《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一年的工作报告》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这不但是一件我国历史上从来未曾有过的事情，而且在解放以后的建国初期，也是一件不容易作到的工作；只有在人民民主政权日益巩固、统一战线日益扩大、各界人士的政治觉悟日益提高的形势下，这个工作才有了广泛开展的基础和条件。”（《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中华书局，1961年）
[⑤] 朱大可《流氓的盛宴》第65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
[⑥] 《我的前半生》第342页。
[⑦] 《我的前半生》第348页。
[⑧] 《我的前半生》第355页。
[⑨] 《我的前半生》第358页。
[⑩] 《我的前半生》第359—360页。
[11] 吕永岩《溥仪传》第288—29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显然，毛已急不可耐地要向世界展示他史无前例的形象工程了。如果考虑到这个时期的大饥荒背景，似乎不难洞悉毛这种做法的真实动机。他显然是要用一本史书来掩盖一段历史，要用一本虚假的史书来掩盖一段真实的历史，要用记述过去的虚假史书来掩盖正在发生的真实历史。这不光是大骗子骗小骗子的庸俗故事，更是暴君玩弄废君于股掌之中，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废君的历史价值来给自己脸上贴金的合法性创举。
[12] 据作者自己介绍，“给了我这样帮助的单位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抚顺战犯管理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国家档案馆、历史博物馆、东北烈士馆、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长春图书馆、辽宁图书馆、辽宁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新闻社等单位。”（《我的前半生》“中国人的骄傲”）
[13] 《我的前半生》“中国人的骄傲”。
[14] 据编者注：“此文形成于一稿本之前，后经过修改润色，先后被一稿本、二稿本收为序言，”但一九六四年三月出版的《我的前半生》未收入。（《我的前半生》“中国人的骄傲”）尽管如此，其内容依然可以视作《我的前半生》之“导读”。
[15] 引用领袖词语或官方词句是这种类型的历史写作的通用手法。
[16] 《我的前半生》第398页。
[17] 《我的前半生》第399页。
[18] 《我的前半生》第400页。
[19] 《我的前半生》第436—437页。
[20] 《我的前半生》第464—465页。
[21] 《我的前半生》第478页。
[22] 《我的前半生》第442页。
[23] 《我的前半生》第442页。
[24] 《我的前半生》第472页。
[25] 《我的前半生》第479页。
[26] 安格拉·开普勒《个人回忆的社会形式——（家庭）历史的沟通传承》，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27] 某种意义上，当代史学的分析对象不是真实，而是虚假。即它不是探求真实的意义，而是探索虚假的价值。因为，在中国当代，虚假开始具有了某种真实性、独立性和绝对性。它意味着，虚假第一次不再依赖真实而存在，而获得了自身的存在价值。以至于某些时候，虚假不再是真实的对立面，而是真实本身，是真实的基础，是更高的真实。仅仅把虚假看作有别于真实，或统一于真实的观点都已不再能够准确说明当代中国历史和当代中国史学的复杂性和本质性。
[28] 从1959年7月20日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组织、搜集、编纂、出版《文史资料选辑》迄今，共出版了152辑。《文史资料选辑》编纂意图可分两个阶段：最初是改造工具，后来是统战工具。这两个阶段当然有诸多重叠之处。不可看得过于死板。
[29] 《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中华书局，1960年。
[30] 传统禁野史是一种消极办法，一是限制民间撰写野史，一是对现有的野史加以防范（或销毁，或删节）。现代禁野史则是一种积极办法，它在全面限制民众书写历史的前提下，特许某一部分人严格按照统一的政治要求和历史观点来撰写野史。所以，它不是像古代采风官员那样，到民间对现有民歌进行搜集和整理，而是自上而下设计主题、划定范围、制定计划、规定指标、下达任务、限期完成，即定性、定量、定时地上缴官方需要的野史“产品”。它根本不是自由写作，而是“命题作文”。它与八股文相去不过五十步。
[31] 正史包括从中学到大学的各种历史教科书、钦定或半钦定的历史著作和教材、大小政要的回忆录，还有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的各种形式的“历史决议”。
[32] 郑樵《通志·总序》。
[33] 《文史资料选辑》的绝大部分作者都属于广义“历史反革命”之列。所谓“写史料”即是“交待历史问题”的另外一种形式。故而，揭发、检举、暴露、忏悔、表白、颂扬、献媚是其基本内容和风格。但它毕竟是以“官修野史”面目出现的，这样，它就具有多重特性，政治任务的刻板化，立场观点的统一化，野史的随意化，官修野史的程式化。议论不能出格，见解不能过线，观点不能越轨。这样，在杂七杂八的或鸡毛蒜皮，或灯红酒绿，或纸醉金迷，或腥风血雨，或刀光剑影，或舍身取义的回忆和叙述中，一边骂自己，一边骂自己的师长、朋友、战友；一边骂自己的家庭，一边骂自己的国家；一边骂自己的社会，一边骂自己的政府。
[34] 帝制时期，国家只控制正史，而不控制野史，事实上也无法控制野史。充其量只能对某些野史进行销毁和删节。这也只是到了乾隆修《四库全书》才大规模发生的事情。虽然宋朝已有了类似举动。到了现代极权时代，野史也成为国家的掌控之物。官方开始有计划地按照正史标准制造野史，即把野史正式纳入党国修史体制。从立场、观点、原则到选题、内容、结论，再到标题、用语、修辞，再到人员、身份、待遇，所有环节皆受制于官方的严格检查。虽然它与国史的具体编纂流程不同，但性质无二。野史实质上成为另外一种性质的国史。如果强作区分，不妨说，和标准版的正史相比，野史就是参考版的正史。正史必须确保“正面形象”，野史则需要充当“反面教材”。二者相反相成。官修野史实际上就是让野史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出正史想说的话，从而向人们确证正史的绝对权威。所以，立场、观点与正史保持一致，是官修野史的基本原则，最低限度官修野史不能与正史观点发生冲突。
[35] 修正记忆包括三个层面：修正意图，修正策略（路径），修正技巧。
文章来源：爱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