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李大钊供词全文：我是苏俄间谍，从事分裂中国

一、

幸亏哈，李大钊的被捕及受刑与国民党没有直接关系

开心哈，是张学良的老汉张作霖逮捕和绞杀了李大钊

讽刺哈，李大钊是利用境外势力的先趋和模范

事实哈，北洋军阀政府没有刑讯逼供李大钊

可惜哈，李大钊的作为在事实上触犯了当时的法律，是实实在在的现行犯，按照法律，确实应该

1927年4月6日，京师警察厅派出三百余人，突袭了苏俄使馆军营，李大钊等人显然在没有预防的情况下遭到逮捕。军警共获取七卡车文件档案，里面有大量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各派别的联系证据和指令。后张作霖找人翻译编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主要是“军事秘密之侦探”和“苏俄在华所用经费”两项。其中有：照译1927年1月30日军事会议案笔录；照译1927年1月30日军事会议案笔录；照译苏俄利用冯玉祥计划文报告；照译1927年3月13日军事会议案笔录；北京苏联大使馆会计处致广东军事顾问加伦函……

张作霖认为取得了杀李大钊的理由：一、在南北战争期间，李参与了军事谍报工作；二、李与苏联政府勾结参与中国内战的证据；三、李和冯玉祥国民军的秘密关系；四、李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北方领导人进行的颠覆政府活动。

李大钊在被捕后，对很多实事也供认不讳，“李大钊供词全份”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中。

二、

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立人之一，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一，是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也是在北伐时期推翻北洋军阀政府的要角之一，同时为共产国际的成员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1927年被捕后遭张作霖处决。

但是，只是，以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以现实的眼光想问题，李大钊的确是刑事犯罪份子，的确应该得到审判...

仔细而冷静想哈，

当年，李大钊是否可以组织5万余人的示威？今天，谁可以在大敞坝聚集乘凉？散步？

当年，李大钊是否可以叛逃苏联使馆？今天，谁可以在美国大使馆前面探头探脑？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李大钊与赵世炎等人在北京组织5万余人的示威。李大钊因“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而被北洋政府下令通缉，遂逃入东交民巷俄国兵营。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参加了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三一八运动。

三、

甘雨觉得，

批评李大钊是苏俄间谍，从事分裂中国，应该是恰如其分的，没有半点冤枉他：

1922年，李大钊根据共产国际指示，赴上海会见孙中山。1924年，参与“国共合作”，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委。李大钊曾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演说：“本人原为苏联党员、第三国际共产党员……。”

李大钊的亲苏政治活动非常积极、十分频繁，模仿现在而今眼目下的政治腔调说，就是“投靠和利用境外反动势力”...

李大钊代表中共立场，公开向北京政府请愿，要求正式承认苏联政府，并且支持苏军驻兵外蒙古。据北洋政府外长顾维钧回忆李激昂地声称“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统治下，那里的人民也可以生活得更好”。

四、

如果站在、只要站在国家及民族的立场，如果遵守、只要遵守当时的法律，那么，李大钊的言行，当然刑事犯罪，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格制裁...

所以，在李大钊叛乱案发后，当时的政府抓捕他、审判他、处决他，没有什么不对不妥的。

所以，当时的全国各地的地方军政首长都纷纷支持依照法律从重、从快审判李大钊...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派军警突袭搜查苏联大使馆，李大钊全家同时在苏联大使馆被捕，李大钊接受军法审判。在此期间李大钊著有《狱中自述》。由于李大钊是北京大学教授，各方都有人试图营救，张作霖面临很大压力。为此他给政府前方将领如张学良、张宗昌、孙传芳等六位发电征询意见，除阎锡山没有回复，其余将领都主张立即正法。[1]南方的蒋介石发来密电，建议“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五、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国共人员被以“和苏俄里通外国”为罪名绞刑处决，时年38岁。20名遇难者中，第一个受刑的就是李大钊，最后一名为张挹兰（女）。为了折磨李大钊，竟绞了他三次，历时28分钟（一说48分钟）。另说，李大钊要求对自己实施绞刑而非枪决，为此，张作霖还自掏腰包从欧洲进口了一具绞刑架，但是，刽子手因为不熟悉新刑具性能而把李大钊绞了三次。

六、

甘雨说，

历史人物的历史功与过，且待人们100年、500年、1000年慢慢评论评说

李大钊被处决后，灵柩多年停放在宣武门外的一个庙宇内。1933年年4月23日，他的家属和许多社会知名人士，为他举行葬礼，将灵柩安葬于北京香山万安公墓。[3]由于家属缺钱，北京大学教授为其葬礼捐款，一些社会人士也有捐助，如汪精卫一人就捐了1000元。在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李大钊出殡成了声势浩大的政治示威。送葬队伍最前面是用白纸黑字写的一副巨大挽联，上联是“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下联是“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横批是“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

1983年，万安公墓中辟出了李大钊烈士陵园，以供中国共产党党员宣誓和游人瞻仰。绞死李大钊的绞刑架1949年被送入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北平国家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展览大厅里，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编为0001号。

曾判处李大钊、胡也频等死刑的中华民国法官王振南，1955年12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反革命罪逮捕，1957年12月13日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李大钊供词曝光：未受酷刑 支持苏俄分裂中国

李大钊被杀，是在1927年4月，据北京档案馆的各种材料显示，李大钊并没有遭受传说中的严刑逼供，被揭掉指甲，用铁丝捅尿道，相反得到了很好的优待。

在中共党史上，李大钊被称作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给予很高的地位。近日一份被认为是李大钊被捕期间的供词在网路流传。从这份供词中可以了解到，李大钊系前苏俄的间谍，他在狱中也并没遭受严刑逼供，相反得到了很好的优待。

李大钊系前苏俄的间谍

近日，一份自称是北京档案馆保存的《李大钊供词全份》在凯迪社区被公布于世。这份供词证实了李大钊勾结苏俄、接受苏俄资助，策划中国内战，后躲入苏联使馆而被逮捕的事实；《顾维钧回忆录》及《晚清以来的外交与新的心态》，则证实了李大钊支持苏俄侵占外蒙古、分裂中国的事实。《李大钊供词全份》原载《北京档案史料》1989年第3期。

李大钊被杀，是在1927年4月，据北京档案馆的各种材料显示，李大钊并没有遭受传说中的严刑逼供，被揭掉指甲，用铁丝捅尿道，相反得到了很好的优待，他的供述详尽而完整。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认可死刑，但不愿接受枪决，希望接受绞刑。张作霖得知，批示拨款，订购了那台著名的绞刑架。北京市档案馆藏有李大钊1927年4月被捕后的口供笔录材料二件，是在京师高等检察厅档案中发现的。供词为抄件，是京师警察厅抄送给高等检察厅的，被警察厅称为〝李大钊供词全份〞。下文是李大钊的部分供词。

李大钊供词之一

李大钊供：籍贯、年岁同前述。我在北方区担任特别市党部政治执行委员，我的职任就是关于政治军事对中央党部报告，其市党部的组织另有部长管理，我不过代管党务。武汉有中央政治委员会，在北京是分会。从先政治委员李石曾、顾孟余等人，他们已先后离京，北京只有我一人。

问：特别市党部共有几处及其组织内容?

答：特别市党部共有四个：广州、上海、汉口、北京共四处。特别市党部有事直接报告中央。在市党部以下分组织部、宣传部、工人部、农民部、青年部。各部以下分设之组织部是专管介绍党员，宣传部专管宣传、各种印刷品类，如对于民众方面、学校内学生、工人、农民均有宣传的职任。各部以下有会务部，专管开会之事。党人对于各地宣传有调查军队及军械的任务，政治委员有训练党员知识及党内主义的责任，对中央党部有介绍、传达、接洽各项责任。

问：现在你北方区共设市党部若干处?

答：各省设立之市党部表面上有九十处，实际只有十三处。奉天省党部现已划归中央，该省党部执行委员原系朱纪清，系国会议员。后改王有仁，彼因逮捕，先逃至北京，现已逃赴汉口。如天津、太原、唐山、兰州，均有普通市党部。如陕北及三特别区均有县党部。在各处设立之宣传部，均含有调查的情形。政治委员会在北方的任务就是专门发展党务。因为北方与南方情形不同。至由俄使馆内检出的各项文件我不甚详细，因为从先有国民军在内住过遗存的，亦有俄国人存留的。我对于区党部、区分部情形，我亦说不清。我知道区党部共分九区，学校内有区分部，人数不一定。市党部出席，在区党部召集区分部执行委员开联席会议。如党务有纠纷的事情，我可以解决。

今蒙讯问，所供是实。

李大钊供词之二

问：你的姓名、年岁及何处人?现住何处?是何职业?

答：我名叫李大钊，现年三十九岁，直隶乐亭县人，现住俄兵营内三十号房内。

问：你有亲属几人?

答：我妻李赵氏、我长女李新华、次女李宴华，与我同在俄兵营内居住，现已同时被捕。

问：你是何职业?

答：我前充北大教员。因党员资格，被举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现在俄兵营内进行党务工作。

问：你对现政府是反对的了?

答：当然是反对的。

问：你党与苏俄如何接洽妥协?

答：苏联为反帝国主义同盟帮，替我们训练党军，军中用俄教员。

问：你们党部第一号通告簿所粘贴之十一月八日三十一号通告一纸，所载使馆方面特别戒严，由党部与使馆接洽，党员出入名单交与门房凭照查验放行，通知各党员知照，并附记此通告阅转后即应焚毁勿存等字样。此项证据是俄使馆包庇你们党人，当时是谁与俄馆商协?

答：十一月八日三十一号紧急通告，系用党部名义与俄代使方面接洽允可的。

问：你被捕时，由你屋内捡出之手枪是何处得来?

答：是俄国兵送给我自卫的，遇有必要时，俄馆亦可借给我们武器自卫。

问：这搜出之共产印刷品及宣传等项物件是谁制成的?

答：是我党中之物件。

问：你们党的组织?

答：北京市党部与政委会是两个组织。市党部委员是邓文辉、谭祖尧、杨景山、路友于、吴可、刘清扬等诸同志，分任部务。市党部与区党部、区分部皆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分体，为一贯之组织。

问：你党经费若干?你的薪金若干及经费之来源?

答：我的月薪是一百五十元。我党经费是舒启昌管理。经费议决案月支二千元，向由远东银行、中国银行自南方汇来，请查搜出帐簿便知。

问：你受俄人津贴若干?

答：我党中自有经费，不须俄人津贴。

问：这中苏福龙氏俱乐部部员证书，该部是何组织?

答：福龙氏是苏联已故之陆军总长，现在使馆内仍用他的名字组织一个俱乐部，部员是中俄两国之人。内中有中国旧戏，如打大鼓之类。亦有新戏，所演者如〝三一八惨案〞之类。我非部员，我亦曾去看过戏，所扮演不甚良好。内中并有图书馆任部员阅览。这借书字单上所书的花木兰壹本字样是个小说，书下署文光社李具是个部员，并非是我。

问：这秘密稿簿上所教致冯焕章函稿报告军政情形，内有〝本党接济西北革命军之六十万已经陆续汇上，闻本月尚可筹出百万并以附闻〞等语。此款你如何过付?

答：上年九月、十月间，广州议决接济西北革命军费后，党军入湘顺利之时，李石曾等介绍冯玉祥代表刘骥、李鸣钟二人与广州方面接洽，当付接济洋十万元。最近该代表等两次得接济费洋二十万元，前后三次共三十万元。上年所议之六十万、百万之数实际上未能照数供给。又，冯玉祥由俄回国后，始由于右任等介绍正式入党，因而党政府议决予以财政上之援助。上年北京政委员会传递消息于冯同志玉祥，将本党在北方最近之工作及北方军阀相互之关系作成书面，一并报与冯同志。函稿尾署名李大钊，是我自己写的。

问：南北军政各情如何传达?

答：南方军政各情由各党员报告，由南方送至北京党部，分转国民军及各方面。北方军政各情由北方党员报告，分转各方。

问：这件稿簿上载有致顾孟余函，所述用牛乳写密信法?

答：信的正面写些不相干的话，背面用牛乳书写，接到后用火烘烤，字迹即显。

问：据郑镜秋、舒启昌供言，他们在委员会只经管庶务及零星帐目，至于特别收入支出系你自己经管，这话不错么?

答：不错..

[7:40:08] dingning: 问：现有中央执行委员会帐一册，你看是你自己登记的不是?

答：不是。但是我确知道其中收支情形。

问：该帐册一月份、三月份均有收外友洋贰千元，又，三月份有收外友补助洋贰百五十元。〝外友〞二字名义太觉宽泛，究何所指?

答：此款想是李石曾在外间张罗来的。

问：你素来光明磊落，不必说这不负责任的话，况此款系最近收入，你那有不知道呢?

答：我细看帐册上所登一月份收借外友洋贰千元，三月份收借外友洋贰千元，又，外友补助费洋二百五十元，此三项均系由俄使馆借来的，经俄使馆管理财务之俄国人米尼阔夫与我负责交付及接收。至补助费也是借贷性质，将来由会开帐寄到武汉党部与俄人鲍罗廷清结。在去年，我会也常向俄使馆挪用款项，但只是零用数，不过一二百元，系由俄使馆前管财务之俄国人沙士阔与我交接。

问：据抄出会议录所记历次开会及预会人名所议之事皆甚详，直至四月五号止，当然是按期开会?

答：此是政治委员之谈话会，无定期举行，即在政治委员会内所有政治委员、市党部人员、俄代使及其他俄人同志均可列席，惟俄人只列席过三四次。

问：会议录内车尔尼克、龙瓜、罗克确夫均有提议报告，此三人是何人?

答：车尔尼克是俄代使，龙瓜是俄赞参，罗克确夫是俄同志从广州来的。惟车尔尼克、龙瓜等，须与党会有互商或接洽的事方列席会议，不是每次列席。如第二十一次会议，车尔尼克、龙瓜参加发表意见，谓〝军队宜集中、军需宜独立，国民政府应注意国民军、红枪会二大势力〞；第二十五次会议是要请龙瓜、罗克确夫作一篇〝关于广州事变〞的论文；第三十一次会议车尔尼克借给我们党会经费问题；第三十八次会议车尔尼克发表〝毕庶澄投降消息〞；第四十二次会议车尔尼克批评〝上海暴动时中央所持态度帮助资产阶级革命是不对的〞皆是。

问：列席的常、吉力、乔、庄、南、谢、季、达都是何人?

答：常即是我自己，吉力是范鸿吉力，乔是史乔年，庄是杨伯庄，南是刘耀南，谢是谢承常。

问：列席的于方舟、胡茂公、粟泽皆是何人?

答：三人都是天津市党部的人。

问：所有派赴各县运动工人农人、调查、宣传、报告等工作，当然都是你政治委员会派出去的?

答：都是天津省党部派出去的，也有各县分部党员报告的，因为党章凡是党员皆负有宣传、调查、报告种种工作义务。

问：各文据中所云，军委、地委、北区、国委、工委等名，都是何解?

答：军委是军委代表大会，设在武汉，各处党部皆派员列席；地委、北区皆是指北京政治委员会；国委、工委是由党部指定同志分往各处运动国民及工人。

问：俄代使借给你党会办公费是如何情形?共数若干?

答：因为党会办公费不足，向俄代使借二千多元。

问：CP是何符号?

答：CP是我们共产派的符号。共产派即无产阶级主义，对于政治要达到无产阶级居于领导地位。

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内幕如何?

答：中国共产青年团是我们党员中之青年所组织之团体，其性质略如青年会，其中亦有不入共产党者。团体中以学生为多数，工农人少。此团对于政治上之理想自然与党部相同，所异者，党部为实行种种政治上之工作，青年团仅在文化上为理论之传导。至其团体之组织及在京出版物我不接头。

问：北京政治委员会之组织?

答：北京政治委员会分文书股、庶务股、宣传股，惟现在北京政治委员止〔只〕我一人，组织已不完备。办事之人大略分为英文、日文、法文、俄文、宣传、庶务等部分。舒启昌管庶务，陈乔年管俄文，杨景山、陶永立均管抄写，陶永立并充当俄人教读，范鸿吉力管搜集材料及研究理论，陈乔年管俄文，杨善南管宣传，刘伯庄管国民运动，李一鸿即鸿一无一定责任，惟舒启昌是新近接手的。

问：你介绍高桂滋入党是何情形?

答：高桂滋原来是国民二军军人。当中山灵柩在西山停放之时，高之军队在彼照料，因此与我党感情甚好，自愿投入本党。经其同乡人于右任介绍入党，填写证书时，填入我的名作为介绍人。

问：党部常务处帐项收据内载所领生活费、津贴、交通、办公等费，望分晰言之。

答：我之生活费月一百五十元，由中央党部发给。谭祖尧、吴可、姚彦、张挹兰等，每人均不能超过三十元。至津贴、交通等费，系各个人赴各分部往来车费之类。办公费即各部办公费用。

问：cp与国民党关系议决案，所议何事?

答：cp即共产派，所议之事即共产与民党连结。

问：共产党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秘密通告第一号、第十四号所载运动方略，有发〔双〕十节运动大纲、北方区农村工作计划、联俄反奉等通告，农村工作计划，篇中有勾结哥老会，使其势力集中之计划，云云。此等计划是何人违议?如何实行?

答：此等报告原由翠花衚衕党部移至使馆，内中所存之物甚为复杂，实记忆不清此项报告是何人违议。至勾结哥老会一节，我个人甚不赞同。

问：你党在北方工作应取的态度之宣言，是何人违议?

答：此种宣言是共产一部份所为。

问：青年团所宣传之五一劳动节一种，该团如何组织?分子多系何姓名?

答：青年团由学生结会，无定址，所出之印刷物是共产党人一部分之所为。

问：入党团登记簿所载之已入大学或民校等字样，是否系共产与民党之代名词?

答：大学即是共产之代名词，民校即国民党之代名词，亦均是共产党人所分晰。

问：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之议事日程一本内，有共产党与各黄色的工团等问题，云云。是何解释?

答：第三国际是共产党全世界之组织，在中国有中国部，在英国有英国部。从历史上分晰，有第一国际、第二国际。所谓第一国际，是第一次全世界共产党人之结合，由马克斯创起，十余年间归于消灭。后，又发起第二次全世界共产党人之组织，存在期至欧洲大战。盖共产党人之原则在反对战争，殴战时各国共党人有因本国之关系加入战争，违反党义，故俄人列宁发起第三国际共党之组织。所谓黄色者，即指第二国际党人不纯正也。工团即工会，如英国工会，多涉于第二国际以下，故谓黄色工团。

问：这陕西人李银连是否你的同党?

答：他在范鸿吉力等屋内住，是在陕西某中学充当教员，此次来京系代表于右任。因于右任军中连鞋袜都没有穿，他来京，于右任令他亦〔与〕我商量请国民政府接济款项事。

”旅顺大屠杀”是怎么回事？

文/和气猫

1894年，围绕朝鲜半岛的主导权，大清帝国和大日本帝国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这次战争在中国称为“甲午战争”，在日本称为“日清战争”。两个帝国在朝鲜半岛矛盾激化，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欧美普遍的预测是日本会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中华帝国不管怎么说毕竟是亚洲第一大国，日本没有胜算。而实际结果我们都知道，君主立宪、军事现代化的日本战胜了专制君主、军事落后的满清。

甲午战争中有一件大事，经常被作为日本人残暴的证据被现在的中国人提及，那就是“旅顺大屠杀”。1894年11月21日至22日之间，日军占领旅顺。关于民间人和俘虏及放弃战斗行为者（以下总称“非战斗人员”）的死亡人数，今天旅顺万忠墓的纪念碑说有一万八百余人，中国学者之间有认为是3万人或不满2万的，日本现在的学者也有一小部分人认为有较大的非战斗人员死亡，但这是离战争年代比较久远后出现的说法。我们先来看看战争刚结束时各方关于非战斗人员受害的说法。

1， 有贺长雄在法国发表的《日清战役国际法论》（1896年）中认为是500人。

有贺长雄是日清战争当时的随军日本法学家。此人后来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法律顾问，他还因反对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而遭到日本国内一些人士的批评，导致他辞去了早稻田大学和东京大学的教职。

2， 《TIMES》（1894年11月28日）称有200人。

3， 《NEWYORKWORLD》记者JamesCreelman在他的1894年12月20日的报道中称有2000名。但是此报道在美国立即遭到了质疑。目击旅顺陷落的The New York Herald(1835-1924美国无党派日报)的特派员阿梅德・盖尔威在1895年1月3日发文称JamesCreelman所报道的屠杀实际并未发生过。美国学界主流对2000名这个数据是持否定态度的。（Daniel C, "Each of Us in His Own Way: Factors Behind Conflicting Accounts（矛盾报道） of the Massacre at Port Arthur," Journalism History, vol. 31 (1) (Spring 2005):23-33）因为此人一贯喜欢用夸张煽情手法，其后的1898年美西战争中他也一样用对日清战争的夸张煽情手法煽动对西班牙的仇恨来诱导舆论（Dorwart, Jeffrey M. “James Creelman, the New York World and the Port Arthur Massacre,” Journalism Quarterly, 50 (4) (1973),pp.697-701Kane,）。

4， 法国人萨布亚俱大尉的《日清战史》（1901年）称有1500人。

5， 旅顺被日军占领后满清的旅顺地方官向日军第二军司令官大山严的报告中称有1600人。

根据上述的战争刚结束时的各方数据，我们可以知道，攻陷旅顺后，确实发生了非战斗人员的受害，而人数应该不会超过2000人。

也许有的朋友会觉得奇怪，日本和大清打仗，怎么会有欧美记者和欧美武官在场？这个说来话长。

日本在近代和大清一样，被欧美列强强迫签订了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比如领事裁判权等。大清的思维是和平谈判绝对不接受，打败了才签订，签订了以后敷衍了事不认真执行甚至赖账（因此招致第二次鸦片战争，今天有学者概括说这是“这一次我们又挨打了”）。而日本的思维显然和大清不同。日本是不打就签订，签订以后是认真执行的，想修改不平等条约也是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通过近40年的努力才逐步修改成功的。日本这种思路的理由是：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的根源是日本的落后，比如司法、政治制度各方面比人家落后太多。所以当务之急不是抵制人家，而是先把自己落后的地方改正了，只有自己内政水平提高了，外交上才能和列强平起平坐。所以日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后是快马加鞭制定宪法搞宪政，实现司法独立、对底层放权让利逐步扩大选举权人范围。

先提高自己，行为表现得像一个文明国家，才能被文明国家所承认，日本的这个意识深刻地影响了近代日本的内政外交。比如Maria Luz事件（从澳门出发的停泊在横滨港的秘鲁籍海船Maria Luz号上装载了231名大清国苦力准备运往秘鲁，在船上不堪忍受虐待的大清国人有人跳海企图逃亡。日本出于人道主义，解救和保护了这些清国人并送回清国，日本因这件事得罪了秘鲁，惹来一场国际官司。）中，日本就是按照当时文明国家的方式来处理的。

甲午战争是日本要求大清放弃对朝鲜的独霸，要求朝鲜独立和改革，以期待朝鲜能和日本联盟抵抗俄国的扩张，而大清坚决不放弃对朝鲜的独霸，阻止朝鲜的独立和近代化改革，因而发生的战争。以当时大清的腐朽和朝鲜的孱弱，俄国东进畅通无阻很快就能通过满洲和朝鲜向日本扩张，这是日本不惜赌上国运也要打这一仗的原因。

日本为了彰显甲午战争上日方的正义性，不但邀请了各国武官观战，还邀请了西方国家记者随军。也就是整个过程高透明化。相反，大清不但不搞透明化，还把误入阵地的洋人记者砍了头。所以当时的国际舆论主要是站在日本一方的。

在战略上有这样的要体现文明的意识，日本军方当然是要求军纪严明，不允许出现滥杀无辜现象。尤其是当时日本正在和美国就不平等条约的修改进行艰苦的交涉，在这个节骨眼上更加要体现日本的文明，才能顺利推进大局。攻打旅顺本身对日军来说虽然付出了一定代价（日军战死40人，负伤241人，失踪7人；清军战死4500人）但清军在战役中士气不高（12000名清军中9000名是刚招募来的几乎未经任何训练的人），日军处于绝对优势，很快占领旅顺。按理说，非战斗人员的受害完全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意外还是发生了。

一般认为当时旅顺人口为6000人，加上军人一共约有13000人。日军登陆前大部分市民已经逃离，城内只有守军和为军方提供后勤的杂夫。对非战斗人员的杀害的事情为何会发生？问题出在哪里？

已知的原因有，第一，日军先遣小部队11人进入旅顺后战死，遗体被割下四肢、耳鼻、生殖器，挂在城头和路边的柳树及民居屋檐下。后续部队看到这个情景非常受刺激，这个过程中，有个别士兵发生了失控行为。这时，为预防和阻止违纪行为，总司令大山严下训令“我军以仁义而动，由文明而战”。

第二，日军进入旅顺是相对顺利的，日军认为清军已经溃退，但是溃退的清军中有一部分人脱下战服穿上老百姓衣服偷袭日军，发生了小规模的街巷战，日军搞不清谁是敌军谁是老百姓，此时在排查中发生了误杀。

战事发生后，如上所述，西方有一部分媒体对非战斗人员的受害有煽动性的报道，重视自己国际形象的日本很被动，日本在承认发生少量非战斗人员的受害、公开俘虏人数和待遇的同时，向各国努力解释发生意外的原因。而日本最重视的外交项目即与美国的不平等条约的修改事宜，虽然短时间内因报道而引起美国国内一部分人的反对，但是由于日本一开始就搞的透明化处理，经过日本的解释，以及其他观战的洋人武官和随军洋人记者发出的信息，很快，美国得出结论，认为非战斗人员的受害是被夸大的，实际上并没有称得上“大屠杀”的事件发生。1895年2月5日，美国国会上院通过了与日本之间的不平等条约的修改的议案，日本顺利达成了当时它最大的外交目标。

有位研究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中国学者对和气猫说：“所谓的旅顺大屠杀其实不是中国说的那么一回事。由于大清军队没有受过体面地放下武器的现代教育，造成了一小部分非战斗人员的受害。历史的教训丝毫没有被中国吸取，后来1937年的南京是旅顺的放大版。”和气猫想，您私下这样说是可以，但是在中国公开这样说恐怕会有问题。毕竟中国与日本不同，在日本主张旅顺和南京都发生过大屠杀的人是不会遭到迫害的。

罗新:元朝不是中国的王朝吗？

[导读]忽必烈建立的元朝，不就是要接续宋金的历史吗？

最近听到的有关蒙古的消息，是乌兰巴托市中心的苏赫巴托尔广场即将改名成吉思汗广场。过去该市以成吉思汗命名的重要地标主要是一家高档饭店和郊区的国际机场，现在最具象征意义的中心广场也要改名了。革命领袖和现代蒙古国缔造人的名字，正从蒙古现代民族国家的主要象征符号中淡出，而遥远过去的蒙古英雄已然孤峰独峙，显示后社会主义时代蒙古的国家认同建构是多么依赖对历史资源的发掘。如果把视野扩大到中国的内蒙古，你轻易就会发现以成吉思汗命名的城市中心广场竟远远多于蒙古国——呼和浩特、呼伦贝尔、鄂尔多斯、锡林浩特、乌兰浩特、乌海……

最伟大的蒙古英雄没有第二人。不仅蒙古人这样看，在世界范围内，成吉思汗不仅足以当作蒙古的代名词，而且，他甚至比蒙古更有名。

这是八百年来种种历史发展的结果。内亚史地研究的先驱之一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说过，如果不是因为恰好生在一个适当的时候，以及刚好活动在一个的适当的地理区域，仅仅以成吉思汗的天生禀赋，他本来成不了这么大的气候。这当然比那些一味沉迷在伟人的克里斯玛中寻求神秘历史解释的研究者高明，但其实拉铁摩尔自己也浸润在成吉思汗孤独的伟大传统中：成吉思汗如此伟大，以致于他在蒙古人的历史中成为一个孤独的英雄，一座突兀的高山。

成吉思汗的这种孤独地位，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特别在元朝不是如此。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忽必烈才是蒙古英雄的天字第一号：“大可汗（忽必烈），是一个最智慧，在各方面看起来，都是一个有天才的人。他是各民族和全国最好的君主。他是一个最贤明的人，鞑靼民族从来所未有的。”虽然马可·波罗没有赶上成吉思汗的时代，但他对忽必烈的赞颂，至少反映了那时元朝宫廷和官僚舆论中，存在着把忽必烈描述为蒙古历史第一人的倾向。这种倾向或史学实践，在忽必烈后裔失去汗位以后，势必发生重大逆转。成吉思汗历史地位的变迁过程，无疑也是蒙古史的一个有趣的课题，那种把今日成吉思汗独特地位视作理所当然的观念，当然是非历史的。

专业的蒙元史研究者当然不会花心思去给历史人物排座次，但许多学者还是明确表示忽必烈与成吉思汗同等重要。著有《忽必烈传》的李治安教授说：“与祖父成吉思汗一样，忽必烈堪称蒙元一代的伟人。……成吉思汗以征服武功震撼世界，忽必烈则以文治著称于天下。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继承者中最杰出的政治家。”蔡美彪先生说，撰写《忽必烈传》实际上相当于写半部元史。李治安教授的《忽必烈传》的确可以当作半部元史来读。不过，以挑剔的眼光来看，元史是传统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这部传记所写的，也还是中国历史脉络中的忽必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同样高度评价忽必烈历史地位的杉山正明教授，在其名著《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史的大转向》中，描摹出一个世界史视野中的忽必烈，迥然有异于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元世祖。杉山这部书当然没有写成半部元史，但可以当作十三世纪后半叶世界史的半部概论来读。

学界说起杉山正明，一般都会首先提起他的语文能力，他自己也喜欢强调学习和掌握多种语文对于研究蒙元历史的重要性，特别是波斯文，用杉山的话说，对研究蒙元史而言，波斯语文献与汉语文献同样重要。他如此高看非汉文特别是波斯文史料，当然与过去研究者偏多信赖汉文文献有关。Morris Rossabi在1989年出版的《忽必烈汗》中，就已经批评研究者对于汉文以外的史料利用不足。杉山把这一批评推向了极致，而且他自己也似乎努力学习了尽可能多的语言。他说：“有关蒙古时代应该使用的史料经典就多达二十多国语言，并且重要的是，东西方专门研究者的工作，都想要描绘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图像。”他认为，以汉文为中心的东方史料与以波斯文为中心的西方史料，把研究者也分成了两个集群，由于“两个文献群各自背负着的巨大文化传统完全不同”，比克服“史料之墙与语言之墙”更困难的，就是跨越“说不定远较前两者为大的意识之墙”。据说杉山的办公室就是蒙元史研究的最佳图书馆，参观者通常会惊骇于如此丰富、如此稀见的多语文史料竟会汇聚在此，也难怪杉山会在书中对哈佛的图书馆颇有微词。

多语文史料的掌握，当然是杉山蒙元史研究的一大特点，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成功就在于他使用了不为他人所知的材料。他的著作里的确有很多出自波斯文、拉丁文、阿拉伯文等非汉文的材料，但这些材料本身并不是由他发掘出来第一次使用的。他的确在不少地方巧妙地利用了多语文史料驳斥旧说或建立新论，但这些材料对于其他研究者来说并不是那么陌生。在我看来，杉山是在武装了炫人耳目的多语文工具的同时，和许多成功的历史学家一样，也具备极为开阔的知识视野和求新求变的理论勇气，事实上正是后者使他写出了一系列有着独特视角的历史论著。

以《忽必烈的挑战》为例，决定了此书一炮打响的，并不是杉山使用了多少条稀见的多语文史料，而是他在书中以习见史料论述了蒙古时代所开创的世界体系这个亚洲史乃至世界史的命题。他所谈的忽必烈，不仅是蒙古的大可汗，也不仅是元朝的创建者，而是塑造了从地中海到西太平洋巨大范围内新型政治经济体系的关键人物，而这就是世界历史上最早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体系”，蒙古帝国为这个世界体系提供了结构骨架和运转动力。忽必烈不仅继续并完成了成吉思汗所启动的帝国进程，他还重新设计和编织了这个帝国的网络，使得东西世界之间的联系不再是偶发的、随机的和间隔断续的，摆脱了古典丝绸之路情怀的东西交流，第一次具有了整体的、持续的和息息相关的意义。这就是本书副标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的真意所在。因此，这本书超越了传统蒙元史的范畴，而成为一种亚洲本位的世界史论述。

读者不难发现，作者为了建立这个亚洲本位的世界体系论述，不得不专辟章节批判欧洲本位的世界体系说，这便是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社会学家所创建的近代世界体系理论。华勒斯坦认为，自十六世纪开始，世界经济存在着以西欧为中心，以西欧以外为层级递减的边缘的结构。中心区域有国与国的区别，国家内部有地区与阶层的区别，某地区内有城乡的区别。中心与边缘涉及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地理关系及垄断与自由竞争的关系。近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发展历程，就是主导世界体系，把全世界各边远地区都吸纳进这个世界体系的过程。世界体系的发端可追溯至十五世纪末的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从那以来的历史可以说就是这个世界体系实现和展开的过程。杉山在书中批评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是“不确切的体系论”，但他并没有从理论上加以辩驳，而只是指出华勒斯坦理论对亚洲历史的关照过于薄弱，过于“图式主义”，在史料和具体论证上不具有说服力，“特别是连东亚与中亚，甚至是中东伊斯兰世界及俄罗斯方面，都欠缺基本的历史知识与认识”。因此，给出一个充分考察了亚洲历史经验的世界史论述就变得必要。在浮皮潦草地批评了流行的世界体系论之后，杉山就可以开始建立自己的新世界体系论了。

有趣的是，杉山对华勒斯坦的批评，不但在学理上无多新意，而且也部分地掩盖了他自己的世界体系的来源。在我看来，杉山本人深受华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影响，这本《忽必烈的挑战》不仅写作灵感来自华勒斯坦，而且其具体论述也有赖于世界体系论原有的海上通商、中心边缘、金融网络和分工物流等重要概念。当然杉山并没有掩饰华勒斯坦学说给他的冲击，“这真是一套波澜壮阔的历史论述，……对读者而言真的是有不容招架的压倒性魅力”，而他的回应则是以华勒斯坦的概念与方法，本着“以全球的视野来总括亚洲全体”的目的，建立一套新的世界体系论述。这个新的世界体系，就是蒙古时代以忽必烈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其基本杠杆是蒙古人的军事力、中华社会的生产力及中东和中亚穆斯林商团的营商力。

受到华勒斯坦世界体系论冲击的杉山，把这一套分析方法和论述模式应用到他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就诞生了本书所表述的蒙古时代世界体系观。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是以欧洲特别是西欧为基点的，是一种欧洲本位的世界体系；杉山的蒙古时代世界体系，以蒙古帝国为核心展开，是一种亚洲本位的世界体系。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开启于十五世纪末的大航海时代，勃发于十六世纪，前波后浪连绵不绝以至于今；杉山的世界体系则提前至十三世纪后半叶，虽然维持的时间不太长，但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历史，至少间接地影响了十四世纪以后东西方历史的进程，特别是近代世界体系重构的进程。

杉山一方面赞赏华勒斯坦的“（历史）书写真的是可怖的”，另一方面指出由于“他不了解蒙古”，所以不知道“国家在其和缓的主导下，拥有组织力主动掌控物流，自身也凭藉通商利润而存立的这个模式，在世界史上忽必烈国家恐怕是第一个”。杉山从多角度论证忽必烈的通商帝国“以世界规模而展开”，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历史论述，这一论述足以借助世界体系这样时髦的理论解说，把忽必烈时代蒙元史的意义充分放大，空间上不仅超越中国史，还超越亚洲史，时间上则不仅超越忽必烈个人的统治时期，还超越蒙元时代，与近代的全球史直接连接。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写作计划。还不得不说，杉山基本上成功地完成了他的计划。

《忽必烈的挑战》与杉山其他广受好评的著作一样，可读性、知识性与思想性，堪称圆融完满。杉山著作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他的视野开阔和知识丰富，在欧亚大陆的东西南北之间跳跃来去毫无窒碍，细节叙述妙趣横生。姚大力先生说：“就我记忆所及，他前后写过近十种性质类似、话题或聚焦点略有不同的历史读物，每本都显示出一定程度的独特视角与新鲜见解。”（姚大力：《一段与“唐宋变革”相并行的故事》，见2013年1月6日《上海书评》）姚先生所说的“独特视角与新鲜见解”，正是杉山最成功的地方。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他的著作都有或明或暗的理论来历，都受到国际学界某种流行议题的影响或启发，而且都是对这些议题某种程度的回应。在蒙元史领域的学者中，不仅日本，即使世界范围内，他这个类型的也相当罕见。对后辈特别是年轻学者来说，注意到杉山正明这样无时不在标榜语文和语言重要性的成功者，其实在多大程度上关注着包括社会科学理论在内的国际学术新说，并且在自己的写作中接受其影响的同时又积极予以回应，也许会是更有启发的。

当然这不是赞赏或提倡理论先行、以论带史，杉山的著作之所以成功，恰恰在于他处理好了理论与实证的关系，他的某些著作甚至表面上并没有理论追求，或没有受理论影响的明显痕迹，他挑选的细节才是抓住读者的第一因素。但他能成为如此一个风格独特个性鲜明的历史学家，理论关怀与理论勇气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我不是蒙元史专家，本没有资格判断杉山的世界体系论是否在史学上成立。从一个读者的阅读体验说，我觉得有点浪漫，把机会主义的财富追求说成深思熟虑的经济规划，把沟壑纵横彼此对立的蒙古政治说成共享帝国成果的太平世界，多多少少，是证成并拔高了他自己批评过的Pax Mongolic。杉山笔下的忽必烈，对西起地中海东至太平洋的广大世界都有相当深入的了解，能够制作超越时空局限的经济与政治的战略安排，总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惊讶。那样的历史人物是难以理解的。当然，《忽必烈的挑战》所论述的蒙古时代的世界体系，多大程度上是杉山发现的，又在多大程度是他发明的，这是另外一个话题。能够挑起这个话题，这本书就已经成功了。

我对忽必烈的兴趣当然与我自己的知识局限直接相关。接着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问题，即忽必烈与成吉思汗的历史地位的比较，我想，先不管当时及后世的评价（那必是各执一词、言人人殊的），我们应该看看忽必烈自己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或者说，他对自己的历史地位是如何预期的。

忽必烈对中国历史很有兴趣，在漠北时已然。徐世隆说：“上之在潜邸也，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由于完全依靠翻译和听讲，他的历史理解能到什么程度，当然不可估计太高，但哪怕有限的知识也大有助于他日后进入中原后的施政与统治。虽然有材料说他尤为钦佩唐太宗，对唐代历史特有兴趣，对《资治通鉴》情有独钟，但研究者都同意，对他施政影响最大的主要是金代历史知识，《大定政要》的重要性由此可见。而元朝是由草原南下的征服者所建立的这个事实，不可能在忽必烈的历史兴趣中无所反映。那么，他对辽金之前情形类似的北魏的历史有多少了解，或有多少兴趣呢？

许衡建议忽必烈推行汉法时，就是从北族政权统治华夏这个角度说的：“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者，必行汉法，可以久长。”中国历史上，这种以草原征服者的身份“奄有中夏”的前代王朝，有哪些是成功的呢？就是拓跋魏、契丹辽和女真金。许衡说：“故魏辽金能用汉法，历年最多，其他不能使用汉法，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昭可见也。”显然，北魏成功的历史经验早已进入忽必烈的知识视野。郝经对忽必烈说：“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参用汉法，至孝文迁都洛阳，一以汉法为政，典章文物，灿然与前代比隆。”

我在这里讨论忽必烈对北魏历史的了解，或他对北魏历史的兴趣，目的是想解释他具体从北魏历史里学习了什么。他以“元”为国号，或许真的如他自己的解释直接出自《周易》彖辞的“大哉乾元”，其灵感并不来自北魏孝文帝为拓跋皇室改姓为“元”的故事，但另外一个看似巧合的一致，就值得深思了。至元元年（1264年）忽必烈“初定太庙七室之制”，尊皇祖成吉思汗为太祖。五年后又定太庙为八室，加上皇曾祖也速该·把阿秃儿，尊为烈祖，并给太祖成吉思汗上谥号为圣武帝，给烈祖也速该·把阿秃儿上谥号为神元帝。这种谥号在以前王朝的帝王谥号里并无重复，除了北魏。北魏始祖拓跋力微的谥号是神元帝，力微之父诘汾的谥号是圣武帝，这些都是北魏开国君主太武帝拓跋珪于天兴元年（398年）追赠的谥号。力微与其父被谥为神元帝、圣武帝，成吉思汗与其父被谥为圣武帝、神元帝，看起来似是一种巧合，但一个难以抗拒的联想，就是忽必烈和他的谋士从北魏史获得了灵感。

这个联想最大的史学价值，即忽必烈怎么看成吉思汗。他是否把成吉思汗看成完成建国大业的人呢？元代文士奏疏文字里，说起“国朝奄有天下”的具体年数，多是从灭金算起的，而那时成吉思汗已经不在，实现灭金大业的蒙古大汗是窝阔台。这种算法一定反映了忽必烈本人对蒙元历史的认识。在忽必烈的蒙元历史观里，成吉思汗大致相当于北魏历史上的拓跋力微，创立了草原时代的伟业；窝阔台至蒙哥等，大致上相当于北魏道武帝以下平城诸帝；而他自己，应该就是要以孝文帝的气概，创造远超孝文帝的事业。在这个历史观里，忽必烈本人是把自己看作蒙元历史第一人的。

杉山在《忽必烈的挑战》中一再强调元朝并不是一个中国的王朝，可是回到忽必烈本人的历史认识中，我们看看，他在三代至宋金的历史之外寻找任何历史认同了吗？他建立的元朝，不就是要接续宋金的历史吗？他并没有企图否定或遮掩元朝的草原起源，但他显然把草原时代的历史与灭金以后入主中原的历史分成了截然不同的阶段。成吉思汗只是草原创业时代的英雄，而蒙古最伟大的事业还有待元朝的建立与传承，这在以往的历史中已有很多先例可循，其中拓跋鲜卑所建立的北魏，就是一个榜样。正因为这样，他才把拓跋力微父子的谥号同样施用于成吉思汗父子，透露出他对成吉思汗及他自己历史地位的认识或期待。

据说忽必烈特别推崇唐太宗。唐太宗不是唐朝的开国君主，却最终获得了唐朝历史第一人的地位。这或许是忽必烈喜欢提到他的原因之一。如果他那时已经具有“世界体系”的眼光，给出一个类似《忽必烈的挑战》的宏大叙事，那他实在不必为自己的历史地位怀有任何疑虑了，因为这种疑虑本身，说明他还是置身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那在杉山的欧亚历史观里当然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局限，可是，从草原帝国的成功转型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超越。

腾讯南昌市网友 

在盛唐时期，绝大多数的蒙古族人祖先就已经生活在唐王朝的统治之下；而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蒙古族人口又生活中国境内(不是在蒙古国或俄罗斯)，且说的是汉语。我们既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也不能抛弃成败看历史，历史上，汉族征服过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征服过汉族，而且是来回多次，在这个互动过程中形成了融合进步，也造成过杀戮倒退，即便是现在的汉族人中有很多在历史上也可能与少数民族有过混血。但日本人不同，日本国有相对稳定的地域，既没有被中国历史上的任何王朝彻底征服，也没有彻底征服过中华民族，说白了到今天为止，只要日本人迈出那几个岛就是侵略，有人打上那几个岛就是被侵略。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永远只能是邻居，而不能是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