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政体都具备三个最重要的共同点：1.存在某个意识形态，规范生活的方方面面，勾勒出达到终极目标的手段。2.有一个唯一的裙众性正档，动员人民的热情和支持。3.包括思想控制在内的全面的社会控制，把整个社会囚禁在郭家机器中，实现对人的非政治生活无孔不入的正治统治。
相对于古典的商鞅主义，极权主义真正的现代性是从排斥大众参与变成依赖全民动员。因为古代社会是精英主导的社会：下层无数小农作为沉默的大多数分散孤立地从事生产活动，少数政治文化精英高高在上垄断国家事务，并以他们的统治活动构成王国或帝国联结的骨架。而现代社会是个以群众为主体的社会：资本主义或工业时代的社会化生产与分配方式，是由众多资本家、经理人、雇佣工人和商业组织的集体活动共同支撑的。这些群众性交往构成了社会的基础联系，并且他们具有足够的利益动力关心社会和政治事务。精英社会演变为群众社会，使广泛动员成为现代政治的一般条件，表现为现代国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正档症治和裙众运动。
那么，这个现代社会的一般条件是如何转变为极权主义要素的呢？
关键有两点。现代郭家意识推崇“人珉主权”原则，以个人幸福为目标，以郭家活动为工具，在天赋人权的新基点上高度包容各种利益。所以，它承认个人利益，承认利益的多样化。理论上把社会发展看作一个多元试验和自主选择的过程，组织形式上主张多党竞争的议会道路。而“国民背反律”是个不相容的框架，按照这一逻辑脉络，郭家利益与人民利益之间，甚至各种不同利益之间，要么互相对立，要么就应该强制一律。因此，它的选择便只能是：（一）用人类唯一前途的排他性预言替换多元实验的社会发展观点，即历史决定论。（二）用准军事化的集权正档替换自由竞争的议会正党，即所说的“革命档”。为了确保道路选择的唯一性还必须排除异己，清理卧塌之侧。这构成了极权主义三大特征的第二点——“唯一的裙众性正档”。
这种转变，决定了“一个主义，一个正档，一个领袖”的出现，也决定了这个正档和极权主义的基本行为特征。
首先，它的裙众动员方式，是将人群划分为两大敌对阵营。在输莲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在纳粹是“肮脏的犹太人”与“纯粹的日尔曼血统”。一般认为这是铲除异端的必需，但其实更是极权主义逻辑分裂结构的体现。两个阵营并不固定指向具体哪些人，而是分别安置两种对立因素。“革命”阵营寄托了伟大的郭家或整体利益，反动阵营则代表卑鄙的私人或小集团欲望。这样，一方面今天的“革命裙众”明天不知什么时候就可能被宣布为“人民公敌”，另一方面，极权主义也才能有理由随时调动体制力量打击社会生机。所以，虽然极权主义口口声声要消灭“反动派”，但又离不开反派阵营而存在。人们都知道极权主义热衷制造敌人，并归之于神经过敏，追求恐怖，或制造个人崇拜……这些因素似乎显而易见，但其实都是表面现象，结构性适应才是根本原因。
于是，极权主义也埋下了商鞅主义“窝里斗”的基因，上层倾轧、群众互斗、亲友相残的情形十分相似，这就是对立性结构的演绎。离开了对立面，就失去了内部压制的根据，极权主义的游戏便无法继续下去。当然，如果只是为了满足这一点，或许可以用国际敌人替代内部斗争，但极权主义还具有虚假性的特征，令这一置换无法实施——这一点将在下文谈到。
其次，它的压迫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极权主义的控制，已经超过了使人屈服的限度，进化到了让被压迫者主动配合压迫的境界，甚至还能从中体验出“解放”的快感来。这是其它世俗砖制不可想象的，也为宗教砖制望尘莫及。非但如此，它还第一次成功地孤立了反抗者甚至受害者。以往历史上，有人可能因为坚持理想或蒙受冤屈丧失利益乃至生命，但会赢得崇高的声誉和普遍的同情。极权主义在进行人身迫害时，也让受害者声名狼藉，遭到大众的唾弃。正象学者们揭示的，这里面极权主义使用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手段，迫使受害对象自证其罪，别人又如何能不抹黑你？但这种普遍效果不是简单的小事件外推能够说明的，还应该有它的特别原因。
根本上说，这是裙众动员或珉主运动的负面奇迹。正如砖制有其优点一样，珉主也有它的缺点。除了技术上的高要求之外，主要有两点，一是“乌合之众”的情绪化，容易让人敏主权患上“多变症”而影响稳定。二是大众以数量优势突破常规限制，形成淹没少数的“多数的暴政”。西方先进国家之所以把“珉主与法治”、“珉主与自由”并提，不是因为它们完全同质，而恰恰因为“法治”、“自由”都是对无限珉主的制约，能够把珉主约束在向左不脱离法律，向右不践踏人权的轨道上，也就是有限珉主或线正珉主。当然这要以多档竞争为前提。极权主义推行一档砖制，就不会这么解决问题。他们用一元独裁利落地克服了第一点，一夜之间带来了秩序，奠定了极权主义的神话。而通过无限放大珉主的第二个负面，取得了无可比拟的压迫力量。
以往历史上的砖制都是少数对多数的统治，统治集团基于数量劣势只能将压迫集中在最关心的政治领域，且是一对多“发散”型的，力度梯次递减。唯一例外是象中国那样的“古典极权主义”，侵蚀到社会和经济边界，也是有选择性的，不可能面面俱到，最后则无不承受滥权的代价——王朝覆灭。新王朝怵然警觉，建立初期都要缩回权力之手。珉主社会发明了“多数的统治”，可以将政治偏好覆盖所有领域，并且以多对一的“汇聚”方式达到均匀控制，甚至末端加强。托克维尔分析说，“没有一个君主能像既有权立法又有权执法的多数这样专制到可以总揽一切社会权力和打败其反对者的地步”。“国王只拥有一项物质力量，这项力量仅能影响人民的行动，而触及不了人民的灵魂。但是，多数既拥有物质力量又拥有精神力量，这两项力量合在一起，既能影响人民的行动，又能触及人民的灵魂”（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从这一点上，极权主义的确算作广义珉主的一个类型，或者是砖制型的珉主，或者是珉主型的砖制，即珉主与砖制的奇妙混合，所以列宁称之为“珉主砖制”或“珉主砖症”。
在成功实现了这种统治的地方，多数的暴症将剥夺所有人的权利，再把整体命运交到一个独菜者手上。个人意志和私人空间消失，让位于领袖代言的“集体意志”和格式化的共同生活。个体置身于集体的“汪洋大海”中逃无可逃，除了加入不知所以的集体狂欢，就只有接受被辗压的命运。自由行动和独立思考都是艰难而无效的，任何不满和反对都意味着对大众的背叛，遭到集体扼杀。即使某些人并无反抗，仅仅被选中为牺牲品和批判的靶子，也会被集体狂热所淹没而无法辩白。所以同样逃脱不了“人民公敌”的对待，很少能得到亲人朋友的同情，“划清界线”还来不及呢。并且因为被害者往往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过对他人的加害，在极权主义的统治下难有道德清白之人，因此没有一个人的遭遇能具有烈士应有的那种道德控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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