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多少对现代文明的偏见？

丛日云

我在美国的时候常遇见这样的中国学生，他们与美国教授吵架：“我们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你们美国才二百年。我们创造辉煌的文明时，你们还在树上爬呢！你们有什么资格对我们指手画脚呢？”我在国内一次会上，听到一位中国名牌大学教授，也是美国名牌大学培养出来的博士也讲过类似的话，但他引述的是一个哈佛教授的话，把人称变了，没用猴子的比喻而已。我们的反美斗士也乐得援引美国人作权威，让他们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其实，这是在偷换概念，将文明的历史与一个政治国家的历史进行比较。美国是西方移民建立的，他们传承的是历史悠久的西方文明。就像我们的一些边疆地区，开化得非常晚，但那里的大多数居民是中原早期开发地区的移民。最初登上北美土地的那些欧洲人不是刚从树上爬下来，而是乘坐着“五月花号”那样的帆船横跨大西洋而来。那浩瀚的大西洋岂是猴子能爬得过来的？在这些船民身上，承载着四千多年西方文明的遗产。

《五月花号公约》不仅树立里“美国精神”，也标榜了文明尺度和国家道德

至于美国是否有资格对我们提出一些忠告，那要看我们是否想搞现代化。如果我们想学某些北美印第安人、阿米希人，拒绝现代化，我们就不需要美国人对我们“指手画脚”。如果我们还想搞现代化，那么我们就应该明白，虽然我们有悠久的文明，但那是农业文明，而现代化是工业文明和信息时代的文明。对于前者的创造，中国居功至伟；而对于后者，美国是创始者，领先者。所以，美国虽然是年轻的国家，但却是最古老的现代文明。在现代文明方面，他们是创始者、是先生，我们是后来者，是学生。他们才是老资格。我们已经向他们学习很多，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学习。

不过，很少有国人能够意识到，即使在古代文明方面，我们也没有理由在他们面前摆老资格。在学术界，文明是有公认标准的。就是出现文字（不是象形符号）、青铜器、城市或国家，按公认的标准，中华文明的历史也就是3500年左右。从商代算起。夏朝是否进入了文明，由于没有可靠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为根据，我们目前只能存疑。至于五千年，都算到三皇五帝去了，因为算到夏朝，也不过四千年。在我们的历史年表上，五帝每个在位约一百年，这样才勉强拉出个打了折扣的五千年。

实际上，所谓五千年文明是指人类五千年文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大约五千到五千五百年，古印度和米诺斯文明大约四千到四千五百年，中国大约三千五百年，我们这里又一次偷换概念，将指称人类文明的五千年安到中国身上。

在古代几个重要文明中，中华文明是相对后起比较年青的一个。比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晚二千年，比西方文明要晚大约一千年。但西方文明是第二代文明，因为它是在继承西亚和埃及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中华文明属于第一代，是从新石器时代直接成长出来的。

如果将美国视为西方的一个亚文明，这个亚文明也不止二百年，而是近四百年。美国文明应该从五月花号着陆算起（1620年）。这批船民是乘坐着当时最先进的帆船，靠着最先进的航海技术，怀揣着《圣经》来到北美大陆的，不是刚从树上爬下来的。他们登陆十几年，就在附近创办了哈佛大学（1637年）。所以有“先有哈佛，后有美国”之说。而所谓二百年之说，指的是二百年前他们制定了宪法，建立了联邦国家。那可是当时世界上最具政治智慧的宪法，它是从古典希腊城邦时代直到18世纪西方政治智慧的结晶。我们这个民族要具有那种政治智慧，还不知需要多少年！

这种比不过今天就比历史，拿老祖宗来为自己撑腰的心态，几乎是所有落后民族都有的。如果比资格，希腊人在今天的欧洲已经落伍，但他们就经常面对着北方的暴发户摆老资格。中国人常说，唐宋时代中国如何比西方先进，但也许阿拉伯人比中国人更有资格说这个话，因为那几百年，落后的西方人大大受惠于阿拉伯人。

如果阿拉伯人听到中国人说那时中华文明世界第一时，一定会惊愕地瞪大眼睛，因为按他们的“常识”，那几百年他们是世界第一。中国人摆老资格时，也许没有把黑非洲放在眼里，但早在19世纪，黑人民族主义者就已骄傲地宣称：黑人创造了最古老的文明并将其传播给全人类。亨利•加尔内就说过：“当我们种族的这些代表惊奇地充满世界时，现在傲慢自夸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祖先还居住在地下洞穴中，他们有的赤身裸体，有的仅用野兽皮遮羞蔽体。”即使抛开古埃及文明是否黑人创造的争论不谈，单就现代人都起源于非洲而言，黑非洲人的确比任何民族更有资格摆老资格。

如果我们并不比西方更老，那么在古代我们比西方更发达吗？

“中华文明在古代比西方发达，只是最近这几百年落后了”，这几乎是多数中国人的常识。其实，在历史上大部分时期，西方文明的发展水平都高于中国。从两个文明的起点上看，当米诺斯文明修建起宏伟瑰丽的宫殿和创作出美伦美奂的壁画时，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夏朝时期，但我们的考古学家迄今所挖到的据称是夏朝的东西，其发展水平没法与米诺斯文明相比。此后四千年中，大约有二千多年西方文明的发展水平高于中国，一千多年中国的发展水平高于西方。中国高于西方的时期，主要是西方历史上的两个“黑暗时期”（Dark Ages），即公元前12—8世纪，公元5—10世纪或再往后一点。但这两个时期都是蛮族入侵，打断了西方文明的正常发展进程以至出现大倒退的时期。

要多说几句的话，西方文明有一大特征，就是飞跃式发展。有人说希腊文明不是逐渐成长的，而是“燃烧着喷发出来的”。我们经常将我们唐宋时期与同时代的日尔曼人相比，的确，这个时期两者的反差是巨大的。但是我们忽略了三点，其一，这是日尔曼人入侵的结果，它造成西方文明短暂的晦暗，我们仅拿出这一段来比较，就抺去了此前二千多年西方文明辉煌的历史。我们不能将此时从原始森林中刚涌出来的日尔曼人来代表整个西方文明，就如我们不能将秦汉时期的匈奴人、南北朝时期的北方五胡、元代入主中原的蒙古人、清代入关的女真人作为中华文明的代表一样。其二，尽管中世纪西方文明发展水平低，但它代表一种新型的文明，孕育了现代文明的胚胎，具有向现代文明发展的内在趋向。它注定会发展为现代文明。其三，虽然它起点低，但速度快得惊人。每百年社会就面貌一新。

虽然11世纪起它刚开始走出黑暗时代，但12世纪到13世纪，罗马法复兴、亚里士多德革命、教皇革命、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城市繁荣、议会制度形成。14世纪就开始了文艺复兴，15世纪开始了全球航行的地理大发现，16世纪发起宗教改革，17世纪，奠定了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18世纪发起了工业革命，19世纪将地球的大部分变成其殖民地，20世纪，在一场新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进入了信息社会，也就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信息社会文明。这一切变化的根源已经孕育在那个被人瞧不起的黑暗时代。

如果我们在中国的唐宋与欧洲的黑暗时代的巨大反差中得到一种心理满足的话，那么，故事的另一半却是令我们尴尬的：仅用了四五百年时间，这个一度在发展水平上远不如我们的文明就走在了我们前头。

传统西方文化是前现代的、准现代的，而其它传统文明是非现代的、反现代的。两种传统文明不仅是发展水平的差别，还有类型上的差别。

似这样对西方文明的偏见在我们许多国人的头脑中还有很多。

比如人们熟知的一个说法，似乎西方文明或基督教文明本性上就具有扩张性、侵略性。证据之一就是十字军。其实，在十字军之前和之后，是伊斯兰教的大肆扩张，十字军是基督教面对伊斯兰教扩张的一个自卫性行为，所谓收复失地。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时期有五个大主教区，其中四个半都被伊斯兰教夺去了，只剩下一个罗马大主教区，也被伊斯兰教占了一大部分。那数百年的时间里，基督教处于被动的守势，东西南三面受到伊斯兰教的攻击。西亚丢了，北非丢了，伊比利亚半岛被占了几百年，连巴黎也差点让穆斯林占去，十字军帮助东方的基督徒兄弟抵抗伊斯兰教进攻，收复“圣地”，结果也没达到目的，伊斯兰教在东部仍在扩张，直到15世纪将巴尔干半岛和南欧的其它一些地方也占了。可在我们的宣传书中截取历史的一个片段，告诉人们，阿拉伯人是自卫的，而十字军却落下侵略扩张的骂名。直到今在，阿拉伯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宣传他们向外扩张的民族英雄，而西方政治家一不小心援引了十字军，就会招来一片骂声。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注：本文选自丛日云老师文章，原标题为《我们对西方文明有多少偏见》，有删节

王小波：我看国学

文章导读

任何一门学问，即便内容有限而且已经不值得钻研，但你把它钻得极深极透，就可以挟之以自重，换言之，让大家都佩服你；此后假如再有一人想挟这门学问以自重，就必须钻得更深更透。

作者简介

王小波(1952-1997)，当代著名学者、作家。出生于北京，先后当过知青、民办教师、工人，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1984年赴美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求学，2年后获得硕士学位。在美留学期间，游历了美国各地，并利用1986年暑假游历了西欧诸国。1988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92年9月辞去教职，做自由撰稿人。

我现在四十多岁了，师长还健在，所以依然是晚生。当年读研究生时，老师对我说，你国学底子不行，我就发了一回愤，从《四书》到二程、朱子乱看了一通。我读书是从小说读起，然后读四书；做人是从知青做起，然后做学生。这样的次序想来是有问题。虽然如此，看古书时还是有一些古怪的感慨，值得敝帚自珍。

读完了《论语》闭目细思，觉得孔子经常一本正经地说些大实话，是个挺可爱的老天真。自己那几个学生老挂在嘴上，说这个能干啥，那个能干啥，像老太太数落孙子一样，很亲切。老先生有时候也鬼头鬼脑，那就是“子见南子”那一回。出来以后就大呼小叫，一口咬定自己没“犯色”。总的来说，我喜欢他，要是生在春秋，一定上他那里念书，因为那儿有一种“匹克威克俱乐部”的气氛。至于他的见解，也就一般，没有什么特别让人佩服的地方。至于他特别强调的礼，我以为和“文化革命”里搞的那些仪式差不多，什么早请示晚汇报，我都经历过，没什么大意思。对于幼稚的人也许必不可少，但对有文化的成年人就是一种负担。不过，我上孔老夫子的学，就是奔那种气氛而去，不想在那里长什么学问。喜欢真话的，加博士微信neican44朋友圈更精彩！已经加了其他微信的，别再加了！

《孟子》我也看过了，觉得孟子甚偏执，表面上体面，其实心底有股邪火。比方说，他提到墨子、杨朱，“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如此立论，已然不是一个绅士的作为。至于他的思想，我一点都不赞成。有论家说他思维缜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他基本的方法是推己及人，有时候及不了人，就说人家是禽兽、小人；这股凶巴巴恶狠狠的劲头实在不讨人喜欢。至于说到修辞，我承认他是一把好手，别的方面就没什么。我一点都不喜欢他，如果生在春秋，见了面也不和他握手。我就这么读过了孔、孟，用我老师的话来说，就如“春风过驴耳”。我的这些感慨也只是招得老师生气，所以我是晚生。

假如有人说，我如此立论，是崇洋媚外，缺少民族感情，这是我不能承认的。但我承认自己很佩服法拉第，因为给我两个线圈一根铁棍子，让我去发现电磁感应，我是发现不出来的。牛顿、莱布尼兹，特别是爱因斯坦，你都不能不佩服，因为人家想出的东西完全在你的能力之外。这些人有一种惊世骇俗的思索能力，为孔孟所无。按照现代的标准，孔孟所言的“仁义”啦，“中庸”啦，虽然是些好话，但似乎都用不着特殊的思维能力就能想出来，琢磨得过了分，还有点肉麻。这方面有一个例子：记不清二程里哪一程，有一次盯着刚出壳的鸭雏使劲看。别人问他看什么，他说，看到毛茸茸的鸭雏，才体会到圣人所说“仁”的真意。这个想法里有让人感动的地方，不过仔细一体会，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在内。毛茸茸的鸭子虽然好看，但再怎么看也是只鸭子。再说，圣人提出了“仁”，还得让后人看鸭子才能明白，起码是辞不达意。我虽然这样想，但不缺少民族感情。因为我虽然不佩服孔孟，但佩服古代中国的劳动人民。劳动人民发明了做豆腐，这是我想象不出来的。

我还看过朱熹的书，因为本科是学理工的，对他“格物”的论述看得特别的仔细。朱子用阴阳五行就可以格尽天下万物，虽然阴阳五行包罗万象，是民族的宝贵遗产，我还是以为多少有点失之于简单。举例来说，朱子说，往井底下一看，就能看到一团森森的白气。他老人家解释适，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此乃太极图之象），井底至阴之地，有一团阳气，也属正常。我相信，你往井里一看，不光能看到一团白气，还能看到一个人头，那就是你本人（我对这一点很有把握，认为不必做实验了）。不知为什么，这一点他没有提到。可能观察得不仔细，也可能是视而不见，对学者来说，这是不可原谅的。还有可能是井太深，但我不相信宋朝就没有浅一点的井。用阴阳学说来解释这个现象不大可能，也许一定要用到几何光学。虽然要求朱子一下推出整个光学体系是不应该的，那东西太过复杂，往那个方向跨一步也好。但他根本就不肯跨。假如说，朱子是哲学家、伦理学家，不能用自然科学家的标准来要求，我倒是同意的。可怪的是，咱们国家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出不了自然科学家。

现在可以说，孔孟程朱我都读过了。虽然没有很钻进去，但我也怕钻进去就爬不出来。如果说，这就是中华文化遗产的主要部分，那我就要说，这点东西太少了，拢共就是人际关系里那么一点事，再加上后来的阴阳五行。这么多读书人研究了两千年，实在太过分。我们知道，旧时的读书人都能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随便点出两个字就能知道它在书中什么地方。这种钻研精神虽然可佩，这种做法却十足是神经病。显然，会背诵爱因斯坦原著，成不了物理学家；因为真正的学问不在字句上，而在于思想。就算文科有点特殊性，需要背诵，也到不了这个程度。因为“文革”里我也背过毛主席语录，所以以为，这个调调我也懂——说是诵经念咒，并不过分。

二战期间，有一位美国将军深入敌后，不幸被敌人堵在了地窖里，敌人在头上翻箱倒柜，他的一位随行人员却咳嗽起来。将军给了随从一块口香糖让他嚼，以此来压制咳嗽。但是该随从嚼了一会儿，又伸手来要，理由是：这一块太没味道。将军说：没味道不奇怪，我给你之前已经嚼了两个钟头了！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四书五经再好，也不能几千年地念；正如口香糖再好吃，也不能换着人地嚼。当然，我没有这样地念过四书，不知道其中的好处。有人说，现代的科学、文化，林林总总，尽在儒家的典籍之中，只要你认真钻研。这我倒是相信的，我还相信那块口香糖再嚼下去，还能嚼出牛肉干的味道，只要你不断地嚼。我个人认为，我们民族最重大的文化传统，不是孔孟程朱，而是这种钻研精神。过去钻研四书五经，现在钻研《红楼梦》。我承认，我们晚生一辈在这方面差得很远，但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四书也好，《红楼梦》也罢，本来只是几本书，却硬要把整个大千世界都塞在其中。我相信世界不会因此得益，而是因此受害。

任何一门学问，即便内容有限而且已经不值得钻研，但你把它钻得极深极透，就可以挟之以自重，换言之，让大家都佩服你；此后假如再有一人想挟这门学问以自重，就必须钻得更深更透。此种学问被无数的人这样钻过，会成个什么样子，实在难以想象。那些钻进去的人会成个什么样子，更是难以想象。古宅闹鬼，树老成精，一门学问最后可能变成一种妖怪。就说国学吧，有人说它无所不包，到今天还能拯救世界，虽然我很乐意相信，但还是将信将疑。

儒家文化的最大遗毒就是“习惯虚伪和集体无意识”（深度好文）

作者：邓晓芒（中国现代哲学家，曾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西方哲学研究所所长，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

拙文《我与儒家》在半年多前于《探索与争鸣》杂志发表以来，关于“我是批判儒家的儒家”的“怪论”引起了众多议论，大致有两种。

一种是属于批判儒家的一方，有人说你邓晓芒干吗要自己把个儒家的帽子给自己戴上，未免污了自己一世清名；有人说连邓晓芒都妥协了，可见舆论的压力多么可怕！

一种是属于捍卫儒家的一方，有人得意地欢呼，说这是儒家阵营的一次“胜利”；还有人以儒家正宗代表自居，鄙夷不屑地宣布：我们不承认你是儒家！给人一种入党申请书被支部书记拒绝了的感觉。

所有这些议论都是建立在误解之上的。我的本意，既不是向儒家伦理作出退让，也不是想混入儒家阵营里面充当“卧底”，而是以自我批判的公开姿态向儒家伦理的更深层次突进，「使它建立于中国人的潜意识或集体无意识中的隐秘基础暴露出来，受到触动和质疑」。

当然，即使如此，这种潜意识中的基础也不可能完全被摧毁，更不可能清除，但「至少能够建立起中国人的一种彻底反省的自我意识结构，摆脱以往那种毫无反思的自得心理」，打破自以为圆满无缺的封闭状态，而为接受外来新思想和新价值开辟道路。

因此，我的这种现身说法看起来好像是想和儒家传统达成某种沟通和共识，但其实我的态度正是对这种共识所进行的一番更深层次的自我批判。

我并不把儒家学者看作是一些老古董，一批怪人、不可理喻的顽固派，而是和我一样的中国人，他们所认可的价值，我大都有同情的理解；但我仍然要批判他们的思想观念，其实也就是对自己这种同情的理解加以反省。

而那反省和质疑的标尺，并不像他们所以为的，全都是来自西方的价值尺度，而是当代开放了的中国的现实生活，这种生活早已受到西方社会经济文化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西化”了，加入了全球化时代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

在人文科学领域中，做学问的人最忌的就是凌空蹈虚，从文本到文本，或者陷入思古之幽情而无法自拔。在新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我们反思过去，是为了现实和未来。这是儒家文化起死回生之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再造之缘。

01

首先，要把儒家文化看作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就必须跳出儒家学说那些具体琐碎的细节规定而把握其总体的精神，这种精神几千年来支配着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几乎到无孔不入的程度。

今天很多儒家学者所做的恰恰相反，他们的研究中充满着寻章摘句和繁琐考证，这些考证「超不出前人两千多年所积淀的学术遗产，却又平添了现代学者由于幼学功底无法与前人相比而生出的无数错谬和纰漏」，但他们仅凭这种热心于读经解经的态度就为自己赢得了学问“扎实”、路子“纯正”的美名。

前两年李明辉先生曾劝我坐下来先花上十年专心研究儒家经典再来谈儒学，我相信他是好意，也许看中了我是根研究儒学的“好苗子”吧。如果我估计自己能够活到两百岁，或许还真可以考虑一下他的建议，说不定还能把儒学做到超越古人的程度。

但我不具备那样的野心，而宁可在儒家经典中凡是遇到需要考证的问题，就翻书或者上网，查阅历代那些公认的权威学者的研究成果。我认为在今天，当代学者在考据之学上要想和古人比高低，除非新出土了久已失传的原始文本，基本上是在做无用功。

而且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并不是这些考据工夫所造成的，也根本不能从这方面去解释。我们今天能够做的是开拓视野，拉开距离，从地球那一边的文化眼光来从整体上审视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才有可能把握儒家文化的大格局，以及它之所以成为我们的集体无意识的原委。

这就是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其次，我们还要避免当代儒学研究中常见的谬托知己、强解古人的冲动。

上个世纪的新文化运动以来，学界精英从日本和西方翻译和习得了一套一套的现代学术话语，这套话语的背景和中国传统几千年的文化土壤是完全不同的，但由于急功近利的心态，这些精英分子在未能吃透这些概念、甚至是用自己文化中的固有概念加以附会(所谓“中国化”)的前提下，便以之作为武器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

这种做法一方面由于并没有展示出西方观念中真正与我们的传统观念相异的地方，因而不能击中传统文化的要害；另一方面也正好给传统文化的捍卫者们留下了口实，即认为你所说的那些词汇的含义，如民主、自由、平等……甚至女权等等，在中国古已有之，西周早已建成了世界上最早的“民主共和国”，用得着你们来启蒙吗？

实际上，随着“国学热”的又一次兴起，后面这种倾向在学术界可以说愈演愈烈，还美之名曰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大家似乎都觉得，只要把我们传统中的“好东西”挖掘出来，用现代衣装“创造性”地乔装打扮一番，就连改革开放都用不着了，我们已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民主法治国家了。

这种玩弄文字游戏以自娱自乐的做法极大地败坏了思想界的风气，只不过是「以情绪化的意淫来代替严肃的学术研究，掩饰和缓解自己的自卑情结，注定是立不住脚的」。

如果说，前面那种倾向是利用“小学”考据来转移研究方向的话，那么这里这种倾向则是利用义理偷换来忽悠对儒学望文生义的人，阻止人们从更深层次把握儒家学说本身的真义。

最后，我特别要提醒人们关注当前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现实变革，这种变革对传统儒家文化几乎每一个命题都来了一个彻底的颠倒，但唯一没有变化的是人们的思维方式。

我这里的所说的没有变的东西，就是指人们潜意识中的观念。儒家文化在当代所具有的意义就是这样，它只存在于人们的潜意识中，只表现在人们不自觉的思维方式中，而在人们有意识的行为活动中，谁都知道这些传统的潜规则是不适应当前的现实生活的。

只不过知道归知道，人们虽然并不按照这些被鼓吹的原则去做，却习惯于将它们写在字面上，挂在口头上，希望让别人去做、去建立一个“好的社会风气”。最奇诡的是，哪怕人们都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却又都一致认为，这些字面上、口头上的东西仍然是绝对不容置疑、天经地义的。

这就造成了当前国人一种极富“中国特色”的心态，即「尽管大家都不相信那些满大街流行的冠冕堂皇的道德口号，很少有人真心地按照那些说出来的话语行事，但私下里却又人人都认为，那是人们应该按照去做的基本行为规范」，虽然自己做得不怎么样，但必须从娃娃抓起，教给孩子们、尤其是别人家的孩子们去做。

就中国人现实的生存方式来说，不管这个人信奉的是什么，这种特色心态是绝大多数人的心态，所以我称之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

这种集体无意识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这就是不管你是儒家、道家、佛家的信徒，还是30年代流行的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科学主义……的信徒，都逃脱不了这种集体无意识对自己内心思维方式的支配。

我们可以说，广义的儒家文化形成了中国人传统中根深蒂固的人格结构模式，不是轻易的什么“主义”能够改变的。

而在经历了当今如此巨大的现实变革以后，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这种集体无意识的顽强性和深刻性，才能直接面对它而采取有针对性的反思。

因此，要揭示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光是停留于书本是无济于事的，必须要深入生活本身，对中国的现实有切实的生活体验和广泛的底层信息，对一般老百姓的生存状态有贴近的观察和亲身体会，知道他们会说什么、想什么。

儒家文化几千年来一直是以贴近百姓的日常生活而见长的，但在今天，研究儒家文化的学者的一个差不多是共同的特点恰好就是脱离实际：

有的躲在远离大城市的偏僻之地构想整个国家甚至整个“天下”的理想的政治宏图；有的积极介入当前高层政治动向，以寻求知遇和做帝王师为此生终极的追求目标；有的则努力将儒家变成一门“行为艺术”，把自己从里到外打扮成古之儒者，享受一种傲视群氓、自鸣清高的快感。

至于当今现实生活中到处发生的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问题，如拆迁问题、矿难问题、农民工问题、失业问题等等，都基本上在他们的视野之外。

这些人的作为，其实还不如那些利用“国学热”开班赚钱的伪儒，后者至少还有一种对中国当今时代的现实感，尽管欺人，却不自欺。

02

那么，这种传统的集体无意识是如何形成的呢？应该说，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有关。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又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夏禹治水而家天下，开创了中国以家庭农业自然经济为政治文明之本的国家；商代重商，拜鬼神，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夏的以农为本的国策，但树立起了神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威性；周代综合了上两代的政治制度，主张“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既坚持了以农为本的世俗政策，又引入了君权神授的意识形态，将之改造为君王通过百姓的视听而奉行天意的政治合法性，形成了在孔子看起来最完备的政治制度即礼制。

三代体制虽有损益，但基本的大原则是不变的，这就是立足于中国自古以来以家庭为单位所从事的传统农业自然经济。

这种自然经济要达到一定的稳定性和安定性，没有一个大一统居高临下的皇权是不可能的，因为自然的家庭或家族依靠血缘纽带联系，不需要每个个体都具有理性来习得参与国家政治行为的能力。

国家只有通过由圣王把老百姓全体关进笼子里才得以成立，否则就只能是一盘散沙、兵荒马乱、盗贼遍地、民不聊生。

儒家伦理正是顺应了这种时代的需要而产生出来的，在中国历史几千年的缓慢进程中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它的那些基本信条和思维模式，已经成为了这个民族长期习焉而不察的生活态度。

这种生活态度已经积淀在民族文化心理深处，成为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它包含的核心内容，首先就是作为一个国家的臣民对一个圣王或明君的渴望。

据说孔子就是“三月无君则惶惶如也”的“丧家犬”，不管孔子是承认还是否认这种心态，这是从古代士大夫到平民百姓的一种潜意识。

当然，同一个潜意识表现出来可能有不同的方式。儒家学者肯定是“学而优则仕”，不但在庙堂之上为君分忧，而且在江湖之远更加倍地“忧其君”；老百姓则公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哪怕是引车卖浆之徒，也对带有“官家”印记的一切事物肃然起敬。

道家表现得有所不同，在个人生活中远离官场和政治。不过，虽然他们对于现实的权力时常表现出不屑和轻蔑，但在理想中仍然是将“圣王”摆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

《庄子·大宗师》中就谈及“圣人用兵”之道，“利泽施乎万世”；《庄子·应帝王》中实际上也是在给理想中的帝王出主意，和老子的“治大国如烹小鲜”意思相同。他们尽管都远离权势，但并非不想做官，而只是不想做现在这个充满肮脏小人的世界的官，而向往在古代圣王手下当官。

至于那些隐士，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在同一首诗中自况为“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其实是愤世疾俗之言，相当于说：“眼不见心不烦”。他还另有《感士不遇赋》，直接表达未能遇到心目中的圣王的遗憾。

道家对儒家的批判主要是针对其虚伪，而对儒家所宣扬的那些价值基本上还是认同的。所谓“黄老之学”就是将传说中的老子和黄帝思想双方结合、也就是学术和权力结合的产物。

法家本身出自于儒家(说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及熊十力《原儒》)，虽然它已经朝政治实用主义单向发展，并反过来指责儒家空谈误国，但除了斥责儒家那套社会理想不切实际之外，从来也没有说过这些理想本身的坏话(在这点上和道家对儒家的批判类似)，反而将它们当成愚弄百姓不可缺少的统治工具。

传说宋代赵普为太祖重臣，长于吏治而拙于学术，自称他是“半部论语治天下”，此话长期以来被儒生们引以为自豪，没有人听出里面的嘲讽的意思。至于墨家，除了主张兼爱而与儒家主张差序之爱有所不同之外，在《贵义》和《尚同》等篇中的观点，所谓“一同天下之义”，即“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天子又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在最终归宿上和儒家如出一辙。

儒家虽有“和而不同”一说，但那只是针对具体事务，在“上同于天”这点上和墨家是一致的。据说墨子原为孔子的学生，后来自立门户，与儒家成为当时并立的两大显学，这是可信的。但墨子的学说由于不具有政治可操作性，尽管他日夜奔走于权贵之间，却无人采纳他的主张，不久便沦于衰落，几乎被人们遗忘了。

此外，兵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方技家(医、卜、星、相等)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最终无不着眼于一种治国之道的建构和传播，总是找机会将自己的一技之长献于君王、求得赏识。

总之，所有各家各派虽然皆有自己的学术研究，但其实目的并不在于发展学术，而在于扩大影响力，希望被上面当权的人注意到，最后得遇求贤若渴的君王“礼贤下士”地纳入麾下。

为此各派之间不惜采取各种卑劣的手段，对其他对立学派栽赃诬陷、攻讦谩骂、落井下石、甚至大开杀戒(如孔子之杀少正卯)，而真正富有学理的学术争鸣其实很少。

所以，我认为先秦时期号称“百家争鸣”的那个时代，其实应该改称为“百家争宠”，即各家各派都争相用自己的见解向君王和权势者邀宠。这是我2014年10月在北京参加“公共性与公共领域”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提出的观点，当时有德国汉学家对我主张中国历来不存在公共空间的说法提出质疑，说先秦百家争鸣不就是公共空间吗？

我的回答是，那不是什么“百家争鸣”，而是“百家争宠”，而且是极其可怕的非学术争夺。不只是失宠者惶惶如丧家之犬，而且即使那些得宠者如商鞅、韩非子，最后的下场也极为悲惨，一个被权势者车裂，一个被同为法家学派的李斯陷害而死，哪有半点学术自由？而这种争宠心态正是广义的儒家精神在各家各派中作为集体无意识的体现。

这种集体无意识如此的顽固，以致就连西来佛法一到中土也随即变味变性，成为协助主流意识形态治国平天下的一股精神力量。

这样一种一心向往权力的文化心理作为一种潜意识，直到今天仍然在中国知识分子、即使是那些理工科的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着，在国家所建立的各种奖励科研的政策和基金中也理所当然地设定了一个最核心的目的：

即解决国家目前所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从上到下，几乎没有人认为这样规定科研的目的有什么不妥；但却不断有人提出为什么中国的科研总是出不了大师级的人才和成果。

然而不可否认，儒家学说所立足的这一集体无意识在中国几千年的农业自然经济条件下，是适合于当时的社会一般状况的，这也正是为什么它能够渗透到诸子百家甚至后来的佛教以及五四以来的近代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中，被视为一切思想活动的不言而喻的前提的缘故。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也没有错，只不过这种儒家是放大了的儒家，我称之为“大儒家”文化，包括道、法、墨、佛和近代中国的启蒙思想家在内，就连高呼“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新青年”也不例外。

这种情况只是在最近30多年以来才破天荒第一次得到了改变。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引入，导致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已经开始解体，数以亿计的农民离开世代据以为生的土地进城打工，动摇了中国人几千年不变的生活方式，也悄无声息地在儒家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心理背景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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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90年代提出“新批判主义”的时代背景。通常认为，80年代的“新启蒙”只不过是对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的重申，是对蒙昧主义的拨乱反正，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新意。

一般来说这也没错。所以后来人们再一次离开80年代启蒙，将它看作“过时了”的东西似乎也很容易。

但是这些宣称要对80年代启蒙加以“反思”的人们同样也并没有反思出什么新的见解，而是直接搬出了几千年的老古董，美其名曰“国学”。

单从“国学”这一命名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几千年一贯的集体无意识的痕迹，就是以为凡带有“国”字头的学说，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占据权力上的至高点，从而在“百家争宠”中脱颖而出，似乎这才是正宗的皇家御制品牌。

无数的青年人由此被引上歧路，他们从小就被灌输的集体无意识使他们几乎是自然而然地就接受了这套听起来言之成理甚至天经地义的论调，诸如“生为中国人，怎么能够数典忘祖呢？”“连自己的文化的根都搞不清楚，还谈什么学问？”“学以致用，学习的目的在于报效国家。”

这些论调本身谈不上有什么错，但是问题是，还有另外一些不一定与此相冲突、但却不同的观点，在这些论调的强势压力之下，都被当作不恰当的而排除掉了，在这些观点的争鸣中，学术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甚至道德问题，凡是不同意这些论调的人都被当作另类而遭到压制和边缘化。

有些做国学的人有时也感到很冤枉，因为他们自认为自己也受到某些压制，属于学术界的“弱势群体”。但其实问题并不在这里。只要是百家争宠，得宠的总是个别的，当年孔子还不是一生不得志、惶惶如丧家之犬？后来得宠的是法家，再后来，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成为“术”，其实还是儒家和法家分宠。

所以受压制受冷落也有不同的情况，有的是在争宠过程中受到冷落，被另外更加得宠的势力盖过了风头；而有的则是根本就不去邀宠，自甘边缘化。只有后者才是真正开始试图跳出集体无意识的怪圈，开辟一条新的学术之路。

当然这是很不容易的，例如学西学的总是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学问仍然当作一种治国平天下缺少不了的工具。包括我本人在内，就是想要通过对西方哲学思维的研究来“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以便真正走出中国在当今世界上所面临的困境，这一宗旨赋予了我的学术研究以强劲的动力。

当然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与此并行的宗旨，那就是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本身的极大的兴趣，想要在一般人生哲学问题上与西方哲人达到某种对话和交流，甚至如果有可能的话，提出某些创造性的观点，以深化问题本身。

后一宗旨属于“纯学术”的范畴，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中不能说没有先例，但往往被前一宗旨(属于“现实性”范畴)盖过了，因此力量极其孱弱，不足以支持学者在学问上的不断进展。

我的“新批判主义”在这一点上自认为有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通过我对自身中的集体无意识方面所作的自我反思和批判，而与之保持必要的距离，最大可能减轻它对学术研究本身的干扰，但仍然保留它对学术研究的动力。

我知道完全摆脱它是不可能的，但只要我具备充分的自我批判精神，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消极作用是可以得到控制的，而它的积极作用则能得到恰当的利用。

其实，知识分子作为人类社会的精英，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怀本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即使那些潜心于数学和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他们的研究本身也具有其社会意义，而且他们本人也必定会自觉到这种意义。

西方知识分子虽然不像中国传统士大夫这样具有社会使命感(所谓“忧患意识”)，但仍然时常显露出改良社会的意念，常常是以抨击和批判现实社会的方式，或者通过诉诸上帝正义的方式，这在人文知识分子中表现得更为直接。

然而有一点根本不同的是，西方知识分子对自身的身份有明确的独立意识，与世俗权力更自觉地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的学术研究决不是为了当官，而是有自身的纯学术目标。

因此我们不能说西方知识分子就不关心社会现实而只做纯学问，而只能说他们对纯粹学问和社会现实的关系的摆放与中国传统士大夫是不同的，甚至是颠倒的。

这种颠倒，正好合乎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颠倒的时代，一切都处于颠倒中(“转型”只是委婉的说法)。

这种颠倒从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但总是在颠倒一阵子后，又“顺”过来了。其原因，就在于这种颠倒不是深层次的颠倒，不是触及集体无意识的颠倒。

“新批判主义”的一个最大的推进，就在于把这种批判转向对批判者自身的自我批判，从而深入到自身内部的集体无意识的深处。这看起来好像是个人私下里的一种自言自语，但却显示出对整个民族传统最顽固的根基的一种无声的摧毁。

从此我们再也没有什么现成的基础可以依赖了，一切都必须依靠我们自己个体的自由意志的创造和选择。

当然在这种自由面前，一个从未有过自由经验的民族最可能的选择就是逃避自由，回归传统的母体；但是在当代现实条件下，这已成为了幻想或者幻觉。

一切有良知和上进心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应当看清这一形势，要尽一切所能地促进“启蒙的进化”，自觉地抵制目前盛行的开倒车的逆流，将对传统文化即“大儒家”文化的批判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

来源：原载《同舟共进》杂志2016年2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