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是：激进派穆斯林。因为其他三个都是童话里才有的虚构人物。
当然，“温和派穆斯林”也不完全是虚构的，更确切地说，应该把他们称为“安静派穆斯林”。至于“温和”这个词，回想20世纪30年代，倒是有不少“温和的德国人”给全世界干了不少好事儿呢。今天，“温和派穆斯林”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为文化多元性作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不像那些可见可闻的少数群体，“温和派穆斯林”是不见其人的——或者，至少可说是不闻其声的一帮人。但这并不影响一些政客打着他们的旗号说话。最近，欧盟的官员为了探讨，呃，最近发生的一些“不快之事”，制定了新的话语“准则”。比如说，“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个说法就已经禁用了，欧盟官员主张用“滥用伊斯兰教义的恐怖分子”替而代之。
乖乖，哪个比利时的中产白人能搞得清，圣战领导人约翰尼是否“滥用”了伊斯兰教义？若是真谈起这事儿，众多穆斯林学者和阿訇们必定认为他并没有“滥用”。那我们又凭什么坚称约翰尼“滥用”了伊斯兰教义呢？是因为西方政客和宗教领袖没完没了地强调“绝大多数”穆斯林不支持恐怖主义吗？那少数支持恐怖主义的人到底又有多少呢？1%？还是10%？有两个例子可资证明，所谓的“少数”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少。加拿大的卡尔加里有一所皇家山学院（Mount Royal College），马赫福兹·坎瓦尔（Mahfooz Kanwar）博士是该学院的一位社会学教授，他在卡尔加里一座最大的清真寺参加朋友的葬礼时，被一位带领参礼的领祷人搞得心烦意乱，那人用乌尔都语念叨着：“哦，真主啊，请保佑我们远离异教徒的迫害，他们以极其邪恶的方式玷污着我们的灵魂。”坎瓦尔博士对他说道：“你怎么敢这么侮辱我的国家！”接着他对人们阐明，他认识逝者已超过30年，逝者生前大部分时间都依靠政府提供的福利金度日，他餐桌上的食物全都来自异教徒辛劳工作后缴纳的税赋，正是异教徒给予的恩惠才使他得以免受饥饿之苦。
故事讲到这儿，问题却出来了，正如撰稿人利西亚·科尔贝拉（Licia Corbella）在《卡尔加里太阳报》（Calgary Sun）上随后为读者出的题目：“猜猜看在坎瓦尔博士和那个领祷人之中，哪一个从此不再受撒西特雷尔清真寺的待见了？”
最终结果是：坎瓦尔博士完败。
还有另一个故事：苏莱曼·加利（Souleiman Ghali）生于巴勒斯坦，在儿时的成长过程中，他一直被教育要憎恨“什叶派教徒、基督徒——特别要憎恨犹太人”。移民美国后，加利开始反思这些古老的偏见，1993年在他资助下，洛杉矶建成了一座新的清真寺。正如他在网上所言：“我们的愿景就是构建一种美国穆斯林的身份认同，这种新的身份认同建立在仁慈、尊重、尊严和爱之上。”这可不是件易事，特别是涉及了招聘阿訇这类极具挑战性的工作。2002年，加利先生解雇了一名阿訇，原因是他曾要求加州的穆斯林仿效巴勒斯坦自杀式爆炸袭击中的恐怖分子。这位名叫萨夫瓦特·穆尔西（Safwat Morsy）的阿訇是个埃及人，几乎不会说英语，但他还是懂得以非法解雇为由将加利告上法庭，并因此获得了40万美元的赔偿金。
故事讲到这里，一切都看似顺理成章。但万万不可忽略的关键事实是：一个激进的阿訇竟拥有如此众多的追随者，而对他的解雇竟能成为压垮加利的最后一根稻草。加利先生最后落了个被驱逐出自己亲手创建的清真寺的下场，在管委会中任何角色都不能再扮演。而萨夫瓦特·穆尔西，一个坚信美国的穆斯林应该腰缠炸药在街头招摇过市的人，正如《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所称，现在的事业却如日中天：“今日，在穆尔西主持的清真寺中，周五祷告日的信众日益增多，清真寺近期正计划购置一栋用以容纳更多祷告者的大楼。”
听完了这两个故事，你便可知两派受欢迎程度的比分是：激进派穆斯林得2分，温和派穆斯林得0分。
被定义为“极端主义”的清真寺到底有多少？又有多少“礼拜者”是圣战分子？20%？2%？还是0.2%？没有人知道——因为我们（包括大多数西方的法律体系）一直以来都把他们想当然地看成是类似于天主教堂或者公理会议事厅的平常之物，根本没人去计算到底有多少清真寺，又到底有多少穆斯林信徒。
那么，人们能够如此平常地看待清真寺和穆斯林信徒，究竟又是为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又有一连串的“想当然”可以作解释，比如：当然了，绝大部分西方穆斯林都不是恐怖分子；当然了，他们也不想成为恐怖分子。有人据此推测，对于穆斯林的身份认同使他们不忍把那个言论激进的阿訇扫地出门，就像平头老百姓对待他们的孩子一样——在一些住在城郊的中产阶级白人家庭里，孩子一回家就骂骂咧咧地嚷着“贱货别挡道”“我要干死那条子”或其他一些时下最流行的街头脏话，而当父母的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唉声叹气外加翻个白眼。不过，不得不说，除了像加利先生这样英勇无畏却又受尽打压的少数人以外，人们印象中更为典型的“温和派穆斯林”更像是倡导女权主义的加拿大同性恋者伊尔沙德·曼日（Irshad Manji）和美国加州的阿拉伯裔学者瓦法·苏尔丹（Wafa Sultan）一样，这些人似乎往往都被穆斯林视为变节者或叛教者。“温和派穆斯林”如此不受待见，可见绝大多数穆斯林的想法的确更接近于“9·11”事件中最先撞向世贸大楼的穆罕默德·阿塔的激进念头，而非伊尔莎德·曼日女士的女权主义理念。
一位使用假名的叛教者伊本·瓦拉克（Ibn Warraq）把穆斯林和伊斯兰教做了个重要的区分：只有温和的穆斯林，没有温和的伊斯兰教。有成千上万的穆斯林每天只求能安稳度日，在远离圣城麦加的某个偏远角落里正在努力——或者曾经努力——与当地的习俗融合。然而，所有教授伊斯兰教法的官方学校无一不歌颂赞扬着沙里亚法规和血腥暴力的圣战。也正是因为如此，“温和派穆斯林”主张温和教义的立场根本得不到官方支持，公开亮明“温和派穆斯林”的身份就意味着要面对所有穆斯林宗教领袖的舆论压力而孤军奋战。在这些穆斯林宗教领袖之中，就有美国最大清真寺之一的达尔·希吉拉清真寺（Dar al Hijrah）的负责人沙克尔·赛义德（Shaker Elsayed），这位宗教领袖曾对信众们斩钉截铁地说过：“那些改革伊斯兰教的论调净是无稽之谈。”
就算你真的是个“温和派穆斯林”，瞧瞧如今西方媒体和政治人物在激进派穆斯林面前都得阿时趋俗，对于这样一个党坚势盛的宗教团体，你能奈它何？难道你也有给你撑腰的后台不成？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就是一位敢于与激进派针锋相对的温和派穆斯林，对此，伊朗人却宣称要对他进行教法裁决，为了逃避本国和其他伊斯兰国家还未取消的死刑刑罚，拉什迪不得不展开了十年的逃亡生涯。荷兰电影制片人提奥·梵高因勇于发声而死于非命，就在他去世当年的奥斯卡颁奖台上，那些装腔作势反对激进派穆斯林的电影人声泪俱下，说了一大堆空洞无物的感谢词，只顾着为自己敢于和小布什政府作对的勇气叫好，却对他们刚刚逝去的可怜同事——梵高——的事迹只字不提。事实证明，于我们而言，处于所谓“自由世界”的中心，公开反对伊斯兰教者，就意味着要在危机四伏的生活中无处安身。
不仅如此，耶鲁大学还在其校区内为恐怖政权——塔利班——的一位前无任所大使提供了在美国的寓所。
在伊斯兰世界里，在那些距麦加圣城山遥路远的边缘地区中，相对温和的伊斯兰教文化已经传统悠长，当你审视这些地方——从巴尔干半岛到中亚地区再到印度尼西亚，你会发现这些文化的“温和”特质并非来自某个伊斯兰学校的宗教理念，而是被其所在地区的文化传统所塑造。苏联政权、中国商业文化、欧洲帝国主义都有效地消解了伊斯兰教的某些极端特质。无怪乎当西方的原有自信日渐减弱，自由世界的穆斯林人口便一代更比一代骄横跋扈、激进猖狂。
穆斯林人口的与日俱增，就是西方穆斯林人口的与日俱增；而西方穆斯林人口的与日俱增，也就是西方激进派穆斯林人口的与日俱增。当你深入所有穆斯林社会底层，就会发现伊斯兰教中存在着一个最不容触犯的规矩——宗教忠诚。这一点可以从阿卜杜勒·拉赫曼（Abdul Rahman）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拉赫曼因改信基督教的罪名而被塔利班倒台后的阿富汗政府判以终身监禁。面对拉赫曼的罪名，阿富汗最重要的穆斯林机构——阿富汗乌力马理事会（Afghan Ulama Council）——的成员，阿卜杜勒·拉乌尔夫（AbdulRaoulf）说道：“我们不能允许真主被玷污。那个人必须得死。应该砍了他的头！然后我们要召集大家把他撕成碎片，让他尸骨无存。”毋庸置疑，这位名叫拉乌尔夫的阿訇还是阿富汗最主要的“温和派”神职人员之一。喀布尔大学（Kabul University）的伊斯兰“教法”讲师毛拉维·恩雅图拉·巴莱（Maulavi Enayatullah Baligh）声称：“就算政府没判拉乌尔夫死刑，阿富汗的人民也要杀了他。”这位讲师似乎很喜欢把工作带入生活，而且特别钟情于利用当地暴民施以私刑的方式践行他所理解的法治精神。
最终，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i Rice）给阿富汗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吹了吹耳边风，再加上西方各国政商名流的私下建议，阿富汗政府最终通过秘密途径将可怜的拉赫曼从喀布尔绑上一架飞机并送往了意大利罗马。然而，不是每个如阿卜杜勒·拉赫曼一样的叛教者都有赖斯或者其他西方名流罩着，因此，伊斯兰叛教事件的核心问题依然亟待解决：倘若正如本章引言处娜孜拉·库拉一什所言，人们“对伊斯兰教能做的，唯有笃信之，而永不可灭之”，也就是说，伊斯兰作为一个宗教，只得皈依，而一旦皈依，便不可改信他教，那么从长远来看，伊斯兰教对于世界上所有的自由公民都有如洪水猛兽，暗藏杀机。它的存在直接威胁着多元文化国家的核心，更是威胁到了信仰本身的真正涵义。学者福阿德·阿加米（Fouad Ajami）就曾说过，“伊斯兰激进分子已经与国籍和公民的身份认同极为接近了。”换个说法就是，一旦叛教，等同叛国。
然而，推广国家身份认同是不是特别难呢？如今，加拿大、英国、荷兰和瑞典都在大规模推广国家身份认同。加拿大前总理约瑟夫·克拉克（Joe Clark）就曾极力鼓吹加拿大是一个“文化多元的多民族国家”。像克拉克一样，所谓的“保守派人士”也在宣扬印度民族、因纽特民族、魁北克民族还有怪异的乌克兰-加拿大民族等身份认同，但他们却丝毫未曾考虑过，沐浴在这种文化多元主义的思想观念之下，西方的土地上还会滋生出其他哪些势力来。所谓圣战文化正是在文化多元主义者的多年努力下茁壮成长起来的。这边，左翼政治人物正高谈阔论着幼稚而可悲的世界大同主义；那边，泛宗教激进主义者正以他们独特的方式践行着世界大同主义——他们排山倒海，一意孤行，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各国的疆土。
现年39岁的安杰姆·乔达瑞（AnjemChoudary）是一位英国籍的穆斯林宗教领袖，他曾赞颂“9·11”事件是一次“壮举”，并把参与袭击的恐怖分子称作“英雄”；他还公开嘲笑伦敦地铁爆炸案中丧生的受害者，号召穆斯林同胞拒绝配合英国警方的调查，同时支持将伊斯兰教法引入英国。乔达瑞和他的妻子都领着政府提供的福利救济，然而同时他却是航空公司的贵宾会员，为了与意见相合的国外穆斯林同胞保持联络，乔达瑞积攒了不少飞行里程。在接受BBC采访时，他被问到为何不直接迁居一个已经拥有伊斯兰教法的国家，他回应道：“究竟是谁告诉你可以独占英国呢？英国是安拉的，全世界都是真主安拉的。”为了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他还补充道：“假如我来到了一个热带雨林，我才不会像动物一样生活，我要普及一种更为高级的生活方式。而伊斯兰教无疑就是一种更为高级的生活方式。”
不过，要说英国是热带雨林，这片热带雨林里一定都是些既无尖牙也无利爪的病狮。而那些呼吁穆斯林仿效基督教改革精神而大兴宗教变革的人们也似乎忽略了极其明显的一点——穆斯林（不像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对于欧洲宗教改革的最终结果心知肚明，那就是：将真主遗弃至社会的边缘之地。
穆斯林绝不会轻而易举地被遗弃，相反，他们会尽一切可能抓住所有摆在眼前的机会以拓展空间。离伊斯兰教在西方世界再次崛起还有多长时间呢？如果你是当今欧洲大多数城市的普通青年之一，在两种相互排斥的身份认同之间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一边是自信而又强悍的伊斯兰身份认同，另一边是畏敌如虎、带有后民族主义性质的欧洲身份认同，你会选择哪个？如果你敢断言，伊斯兰身份认同只对西亚和北非的年轻人具有吸引力，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
——摘自《美国独行：西方世界的末日》，马克·斯坦恩著，姚遥译，新星出版社，2016年7月。文章不代表本公号观点。
